大西北網訊  1年多過去，13歲的女生小曼（化名）依然常常從噩夢中驚醒。201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小曼被同校的幾名女生拳打、腳踢、扇耳光，還被點燃的煙頭燙傷了手臂和面部，頭發(fā)也被抓掉了一大片……

　　類似的校園暴力事件，近年來頻頻被曝出。在校園暴力事件中，女生施暴行為增多、初中生比例高已成為不容忽視的新特點。

　　8月15日，共青團陜西省委邀請律師、法官、專家和公益界人士，共同聚焦校園暴力現象，圍繞這一話題展開分析探討、提供對策思路。

　　女生施暴多采用侮辱方式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統(tǒng)計，2013年到2015年，我國各級法院審結的100件校園暴力案件中：針對人身傷害的暴力已經占到88%之上，實際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嚴重后果的高達67%。

　　“新近發(fā)生的多起校園暴力事件正趨向‘規(guī)?；?rsquo;。”對在媒體上搜集到的51個校園暴力典型案例進行梳理后，西北政法大學教育法治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管華發(fā)現，有多人參與的校園暴力事件多達37例，且均為多個孩子毆打一個孩子。

　　施暴形式也更加多樣化，使用刀具、棍棒和其他工具的，有十幾例；超越限度的侮辱，如辱罵、下跪、食穢物、現場拍照、拍視頻上傳網絡的，有20多例。致人死亡、重傷的占約30%，更多的則是使受暴者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不敢見人、神情恍惚、恐懼上學。

　　這些校園暴力事件往往發(fā)生在放學后，剛剛放學時發(fā)生率最高，其次是上課前后。在寄宿制學校，則多發(fā)于晚上。事發(fā)地點主要在宿舍、廁所，因為這兩個地方沒法安裝攝像頭，除此之外多發(fā)于校門口。

　　令人意外的是，女生施暴行為占到一半，多采取侮辱方式，對受暴者造成心理上的嚴重傷害。

　　“相較小學、高中而言，初中生校園暴力最為嚴重，占64%。”管華表示，發(fā)生在初中階段的校園暴力常以“團伙暴力”為特點，往往是打群架、多對一。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100件校園暴力刑事案件的統(tǒng)計報告：從涉案階段看，小學生占2.52%，初中生占33.96%，高中生占22.64%。由于我國刑法規(guī)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只對八類嚴重暴力犯罪承擔刑事責任，所以初中生的校園暴力實際發(fā)生率并不能得到全面反映。

　　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報告中，100起案件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中：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被告人55人，占34.59%；已滿十六周日歲不滿十八周歲的被告人104人，占65.41%。

　　只有動刀動棍、嚴重攻擊才是校園暴力？

　　在我國，什么是“校園暴力”，至今沒有明確界定。

　　很多人認為，校園里的語言侮辱或同學間的外號、口頭禪，只是玩笑，不算暴力，只有動了刀子、棍子，有嚴重的攻擊行為才是真正的暴力。老師對學生語言上的不妥當，也會被認為只是出于教育目的，而非暴力。

　　對更廣泛的公眾來說，校園暴力似乎只是那些“發(fā)生在學生中，以欺凌為主要目的的肢體暴力和侮辱行為”。只有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后果，才可能引起相應的重視。

　　即使如此，這樣的校園暴力在現實中往往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專家認為，社會經驗不足、缺乏自我保護的意識和方法，使未成年人在遭遇暴力欺凌時，往往膽小怕事、不知所措。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會主動或在第一時間將情況告訴學?；蚋改?，“這使大多數的侵害行為被遮蔽，也使其發(fā)生往往具有長期性”。

　　同時，處理校園暴力事件中，學校普遍的失當做法也給未成年人傳達了錯誤信息：只要沒被媒體報道出來，或沒有家長追責，學校就會“能壓則壓”“能蓋就蓋”，態(tài)度消極。

　　通常，暴力行為輕則由班主任老師教育批評，重則由學校教導處給予紀律處分，不到萬不得已，學校很少會選擇報警求助。否則，事情“鬧大”，會影響學校的聲譽和學校領導的仕途。

　　發(fā)生在某職業(yè)院校的一起刑事案件，令當天參加討論的一位法官記憶猶新：5名女生在放學后，用酒瓶、煙頭等工具，對同校的另一名女生進行毆打、侮辱，手段極其殘忍。一審法院依法判處了5名施暴者實刑，但5人的家長托關系、找熟人到二審法院，要求改判緩刑。

　　“這些家長還未意識到，自己孩子的行為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家長的行為將傳遞給孩子錯誤信息，“我犯任何事，都可能在家長協調下不受制裁”。

　　相關立法仍存空白

　　“校園暴力，就只是學生間打打鬧鬧的小型糾紛。”在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徐征看來，公眾的這一普遍認知，已造成此類案件與法律間的關系疏離。

　　2011年至今的5年里，西安市法律援助機構共接待涉及校園暴力的法律咨詢2580人次，受理并辦結的卻僅為200件左右，占7%。

　　“咨詢的多，申請的少。”很多人認為，校園暴力只是孩子間的打鬧，加之事情發(fā)生在同學間，對采取法律途徑處理也有顧慮，所以大都會選擇調解解決。

　　事實上，我國校園暴力立法也存在“空白”。陜西省律協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王江濤表示，在特別法立法領域，未成年人保護法、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決成年人對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問題，而對未成年人之間實施的暴力、侮辱行為，均沒有涉及。

　　在一般法立法領域，“對暴力侵害、妨害自由等行為的法律懲戒標準過高”。比如，只有造成人體輕傷、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4小時以上，才分別構成刑法上的故意傷害罪和非法拘禁罪。而對于污辱、誹謗，必須造成嚴重后果才能構罪，且該罪屬于“自訴”范圍，必須要當事人自行搜集證據、自行去法院起訴。

　　校園欺凌上升到刑法的，少之又少，而治安管理處罰法同時規(guī)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違反治安管理的，從輕或減輕處罰；不滿十四周歲的，不予處罰，但應責令其監(jiān)護人嚴加管教。

　　“‘重’對未成年加害人的保護，‘輕’對未成年受害人的保護”，使現行法律對校園暴力的懲戒缺乏雙向保護的平衡，也很難對施暴行為起到震懾作用。

　　“我國現行法律出于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使其在犯罪后常受不到有效處罰，這也導致校園霸凌行為的屢屢發(fā)生。”陜西理工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楊川林認為，在校園暴力防治方面，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

　　“針對校園霸凌行為，英美兩國都具備較為健全的法律體系。”以英國為例，有兩部主要立法，“惡意通訊法”和“平等法”。美國則有5部法律，涉及中小學校園霸凌行為：“民權法案”“教育修正案”“康復法案”“年齡歧視法案”及“殘障人士法案”。

　　這些立法中，對校園暴力行為與其他行為有著嚴格的區(qū)分和界定。

　　在英、美兩國，通常以下兩大類行為并不被視為校園霸凌。一是刑事犯罪行為。以下4種行為不列為霸凌行為，而屬于刑事犯罪，它們是“用武器和其他物品嚴重攻擊別人”“明顯的偷盜行為”、“傷害身體或者殺害”“性侵害”。

　　其次，是次霸凌行為。次霸凌行為，是指在激烈游戲和相互戲謔中受傷，不過這些行為并沒導致傷害，“它們并不屬于校園暴力范疇”。

　　美國的校園暴力范疇，被列入的法律主體有4個：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工作人員、家長、校外機構，美國非常重視“家長”和“校外機構”在校園暴力發(fā)生后的法律責任。

　　早在1999年，英國就規(guī)定：家長在校園暴力發(fā)生后也負有連帶責任。實施霸凌行為的學生遭停學處分時，家長也是責任主體，需要配合學校和有關當局來治理未成年人的行為。法院發(fā)布的“教養(yǎng)令”包括個兩方面：一、家長要負責對學生的課程輔導；二、家長要配合學校改善學生的行為。

　　另外，美國規(guī)定，在學生出現違法、反社會，甚至任何具有威脅性、挑畔性和破壞性的行為時，法院也可以對家長發(fā)出“教養(yǎng)令”。這樣的舉措，將家長有效帶入校園暴力的治理范圍，也減緩了有關機構的壓力。

　　此外，英美兩國均十分重視校外機構的參與。“政府是一個有限的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攬，很多事情需要通過專業(yè)機構完成。”——如果學生因為霸凌行為被停學，或是面臨退學處分，除了給予學校的輔導，政府也會通過校外機構依法提供替代性教育服務。

　　防范校園暴力帶來“二次傷害”

　　直面校園暴力，尋求解決途徑，成為必須面對、迫在眉睫的問題。今年4月28日，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下發(fā)通知，對校園欺凌開展專項治理。這意味著，校園暴力問題已引起重視，將其治理納入國家治理層面。

　　在專家們看來，一個多方聯合，社會參與，協調互動，貫穿事前、事中、事后各個環(huán)節(jié)的綜合治理平臺的建立勢在必行。

　　“‘三級預防’體系亟須構建。”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褚宸舸表示。“一級預防”針對全體學生，加大教育力度，幫助其建立底線意識、安全意識和面對暴力時的自我保護能力。同時，學校建立暢通渠道，制定應急預案，定期排查潛在的校園暴力誘因，為學生提供隨時可觸及、隨時可獲得、隨時可信任的幫助，消除被欺凌者的心理恐懼，治校園暴力于“未病”。

　　“二級預防”：在已出現問題的情況下，對施暴者及時制止、訓誡，對受害者及時救助、輔導。

　　“三級預防”，杜絕可能會持續(xù)或反復發(fā)生的校園暴力，或因媒體報道帶來的二次傷害。

　　這其中，“判后教育”尤其值得關注。目前，我國校園暴力事件發(fā)生后，施暴者除了進少管所，就是被判緩刑回家。實際上，出現問題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多有缺失，他們回到社區(qū)后無人看管，重復犯錯率非常高。

　　對此，有專家建議，將較為嚴重又不至于刑事處罰的校園暴力加害行為納入收容教養(yǎng)制度。同時，加大對社會組織服務的購買力度，進一步發(fā)揮工讀學校作用。在?？诘纫恍┏鞘?，已建立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中心”被認為是有益的嘗試：不良行為青少年將被強制入校接受教育培訓和矯治，相關培訓對象也包括其家長。

　　目前，我國的兩部相關法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偏重于對青少年權利的維護，多倡導性原則，缺乏可操作性規(guī)則。但由于程序原因，要從立法層面解決這一問題，又需要比較漫長的過程，因此，“對現有的法律進行適當的條款修訂，不失為現實和便捷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