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一直以來，“醉駕是否一律要入刑”就飽受爭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規(guī)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根據規(guī)定，只要醉駕，就一律入刑。對此，在學術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打擊面過廣，一種則堅持認為醉駕應該入刑。而兩種觀點的沖突點則為：是否應綜合考慮醉駕的不同情節(jié)和情況，做到罪責相適應。
早在“醉駕入刑”實施之初，在全國輿論為“醉駕一律入刑”一片叫好聲中，當時的最高法副院長就曾表示，對于危害社會行為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酒駕行為，不認為是犯罪，并要求各級法院正確把握危險駕駛罪構成條件，不應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
不可否認，“醉駕一律入刑”發(fā)揮了極大的威懾作用，無論是酒駕還是醉駕的比例都呈現斷崖式下降。公安部2016年發(fā)布的一組數據顯示，5年間，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飲酒后駕駛機動車違法行為247.4萬件，與法律實施前五年環(huán)比下降34%。其中查處醉酒駕駛的案件42萬起，環(huán)比下降38%。
然而，現實生活中卻存在各種各樣的醉駕行為，其危害程度和惡性程度相差很大。將不同程度的醉駕與一般的醉駕同罪而論、一律判刑，恐怕難言公平公正，也有違刑罰“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制定“醉駕一律入刑”的初衷為了遏制醉駕給社會公共安全帶來的危害，但我們也必須看到，“醉駕一律入刑”畢竟是針對特殊時期所采取的特殊司法手段，在彰顯對酒駕醉駕的懲治作用和產生巨大威懾力的同時，卻也暴露存在的問題。
近日，廣州的一起醉駕案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位劉醫(yī)生在代駕將其送入小區(qū)后，自己挪車，不慎發(fā)生了輕微剮蹭，與保安發(fā)生爭執(zhí)后警方介入，最終被控危險駕駛罪。經二審改判后才免予其刑事處罰。諸如此類問題在醉駕入刑后，時有耳聞。最高法此次發(fā)布的指導意見，正是汲取了司法實踐中所產生的經驗教訓。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認為，最高法院這次出臺的指導意見是對既有法律規(guī)定的重申，也可以被看做是糾偏。“這并不是表明最高法院在危險駕駛罪上，態(tài)度上有什么轉變。只是當時是新法出臺，可能各地執(zhí)行得比較嚴格一些，另外，考慮到定罪還是不定罪的標準不好掌握，怕出現選擇性的執(zhí)法，所以一時也出現了只要抓到醉駕就定罪的狀況。”
按照阮齊林教授的觀點，將規(guī)范醉駕量刑解讀為醉駕入刑松動并不準確，指導意見并沒有松動。但他同時也擔憂，對醉駕中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情況不予定罪處罰以及免予刑事處罰的規(guī)定，可能會出現選擇性司法的問題。“如何來認為情節(jié)是否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呢？這就需要拿出一個標準來。否則容易出現司法不公，破壞司法公正的情況，這是人們所擔憂的，同時也是考驗司法者的智慧的地方。”
縱觀輿論，正如阮齊林所擔心的一樣，對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標準如果掌握不好，可能會破壞司法的公信力。然而，這種擔憂并非是因噎廢食的理由。發(fā)現問題，而不改正；發(fā)現漏洞，而不彌補；發(fā)現法律運行中的問題，而不糾正，這只會陷入錯上加錯的輪回，至少本次指導意見的發(fā)布，給了中國司法一次與時俱進的機會。
需要注意的是，醉駕情節(jié)輕微者酌情不入刑，不代表醉駕不入刑，更不代表法律對一項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危險行為大開綠燈。醉駕仍需承擔相應的懲處，只不過那些情節(jié)極度輕微，卻被嚴重判罰的“烏龍”，即將消失。
至于部分輿論擔憂對醉駕行為選擇性司法，確實有其道理。但不要因為可能發(fā)生的問題，就寸步不前。更何況，解決選擇性執(zhí)法問題，一直以來就是司法改革的施力方向。
如此看來，引發(fā)爭議的并非最高出臺的指導意見，而是對酒駕醉與非醉判定標準模糊的迷茫。如何更清晰的明確醉酒標準，這就更需要相關司法機關出臺細則，在破除舊有條款局限性的同時，杜絕新規(guī)權利尋租的空間，方可解民之所憂。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