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社會的開放程度，決定著人們有多大可能選擇最直接、最有利、最安全的參與道路。

　　王朝時代的中國，官僚體系在理論上說是最為開放的——它幾乎對帝國所有的階層敞開大門，同時它的控制機制，又是最為有利的投機、投資路徑。

　　帝國時代，官僚的神圣地位體現(xiàn)在整體上，是特殊的利益集團；體現(xiàn)在個體上，是受命運特殊照拂的個人——不僅掌握強有力的權(quán)力，還享有財富的特權(quán)。天然的享有權(quán)。做官是社會各階層最直接、最有利可圖的投資方式，是積累財富、攫取財富、保護財富的最有效手段。

　　帝國自建立起，就試圖吸納各方面的權(quán)力資源斬斷權(quán)力壟斷、封鎖世襲之途。特別是唐宋以來，官僚一途從理論上說，除極少數(shù)賤民群體外，幾乎向帝國所有階層開放，投機、投資于官僚仕途，乃是出人頭地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而另一方面，在一個所有權(quán)以等級倫序界定的秩序中，仕途恰是對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保護。一旦跨入官僚仕途，其倫序圈的輻射能力將被迅速提升到一個神圣的高度。帝國社會不言自明的倫序前提也強化了此種傾向，即上下絕對懸隔。說得直白點，即是倫序優(yōu)勢者可以對劣勢者實施任意支配力，官僚仕途可以說就是擴大其支配的最有效的途徑。

　　得到商業(yè)經(jīng)營好處或者以農(nóng)業(yè)等各種方式致富的人無不力圖沖入仕途，以提高他們的等級倫序地位，擴大他們的倫序圈。走上仕途之路，可使他們擺脫暴發(fā)戶的地位，以超越庶眾的身份，成為財富理所當然的享有者，并能更好地保護他們的利益。這已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信仰，這種信仰根植于帝國的社會核心——等級倫序之中。

　　漢初陳平曾說：“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雖有所謂“富貴在天”之說在先，司馬遷還是對道德、富貴和命運提出質(zhì)疑：“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可見命運和業(yè)報之說的影響之深遠，漢儒“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理論，更是在宇宙秩序的原則下，肯定了這種信念。

　　到了唐代，科舉大為盛行，志怪小說風靡天下，備述才子佳人、奇幻命運之風盛行。如李泌所撰《枕中記》，感于仕途莫測，科舉之貴，特設一夢，似真似幻，歷述科舉利祿之意，世事興衰無常，不變的只有官僚特權(quán)。由唐代志人志怪小說，多敘及科舉之事，及于世家興衰，可知科舉作為仕途自要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重視。至宋時，科舉更與世家門第絕緣，而命運業(yè)報之說更興。命運業(yè)報之說深入到帝國等級倫序的背景中，成為不可缺少的信念。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三有云：

　　曹彬攻金陵，……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川，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于海上者矣。

　　曹彬、曹翰兩人的行為造成不同的后果，甚至禍福及至子孫，此種對于富貴利達的態(tài)度顯然將命運和特殊的地位、財富聯(lián)系在了一起。因官僚集團處于神圣獨特的地位，受到命運的庇護和祖宗的恩惠，民間對科舉迷信、對取得仕途神秘化也就不奇怪了。在這種通過等級倫序維系的帝國秩序中，個人的一切都是脆弱的，時刻都可能遭受打擊，除了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的等級倫序外，別無他途。即使處于相對優(yōu)勢的等級地位，也要受其上者的控制，但他卻能在對上的奴才地位和對下的主子身份中獲得平衡。

　　明清時代此類記載傳說尤多，如取一典型敘述為例：

　　明萬歷甲辰科，山陰朱大學士賡主會試，題“不知命”一章。入闈時，朱與同仁約，此題必三段平做，不失題貌方可，掄元若違式即佳卷亦難前列。同人皆以為然，既揭曉，則元卷殊不然。有人乘間問之，公遴選榜首，何以竟違初意。朱驚，趣取卷閱之，嘆曰：我翻閱時，竟不覺也，由此觀之，可知功名有定數(shù)，體物而不可遺者，鬼神也。為主司者欲定一文章體式而不能自主，況取舍高下之間乎。予屢司衡文之柄闈中，情事往往如此，蓋信朱公之事不謬也。

　　本文摘自《皇帝治下的中國》，作者：嚴光輝，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