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吹毛求疵，過分注重小節(jié)使他在仕途上結(jié)怨頗多，當他下臺歸鄉(xiāng)時，竟然沒有人替他說幾句公道話。一直過了十五年，當海瑞七十二歲時，才又一次被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這一次，海瑞變得更加偏激。在南京右僉都御史的任命正式下達之前，他上疏給萬歷帝說，陛下雖然勵精圖治，但效果并不好，原因在于對貪官的處分太輕了。他舉例說，當年太祖皇帝的時候，法律十分嚴峻，凡貪贓在八十貫以上的官員都要處以剝皮實草的極刑，所以當時幾乎沒有人敢貪污。為此，海瑞建議萬歷重新施行這一兩百年前的殘酷法律。這一提議自然犯了眾怒，就像他十五年前在提出辭職的奏疏中指責“舉朝之士，皆夫人也”一樣，整個文官集團對他恨之入骨，認為他是一個可怕的老怪物。連萬歷也不得不下旨批評說：“海瑞……近日條陳重刑之說，有乖政體，且指切朕躬，詞多迂戇，朕旨優(yōu)容。”也就是說，海瑞的建議不僅違背政體，而且迂腐無用，只是皇上念他老，不追究他的責任罷了。
 

　　隨即，海瑞到了南京任上。到任后，他突然令木匠制作了兩只大紅板凳，對他手下的御史們宣布，凡是“不法的”，都要剝了褲子趴在紅板凳上打屁股。這一舉動，令全國“一時震駭，以為未有之怪事”。但海瑞的紅板凳不知為何一直沒派上用場，和他同時代的學(xué)者沈德符猜測，海瑞是想用這紅板凳來顯示他的特立獨行與“欲姑示威風，以厲臺綱耳”。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在作秀，作威嚴秀。
 

　　明朝首都自永樂時遷往北京后，南京仍有一套政府機構(gòu)，不過處于閑職狀態(tài)。官員們向來無所事事，懶閑慣了。偏偏這在海瑞看來又是極不正常的，為此，他“以身矯之”。當時，有一個御史偶然請了一個戲班子在家中唱戲，海瑞聽說后，宣稱要對該御史按照太祖的法例施以杖責。這種迂闊的做法，不但根本沒有人響應(yīng)，而且遭到絕大多數(shù)同事的嫉恨。明史評價說，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看來是比較到位的。
 

　　海瑞是一個執(zhí)著的理想主義者，他就像堂·吉訶德向風車挑戰(zhàn)一樣，躍躍欲試地向整個腐敗沒落的王朝挑戰(zhàn)。但在這挑戰(zhàn)中，他既沒有正確的方法，甚至也沒有認清真正的敵人，更不用說有效的手段了。海瑞的一生總是處于失意和這種失意所帶來的憤世嫉俗中，總之，他就是萬歷年間的憤青。天下幾乎沒有他看得慣的事情，他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感到憤怒，憤怒到了極點，他的肉體生命和政治生命也就到了戛然而止的時候。
 

　　這個憤青空有一腔報效國家忠于君主的理想，卻在現(xiàn)實的大地上撞得頭破血流。理想沒法實現(xiàn)，本人的所作所為也被認為是異類，不但遭到世俗的恥笑，還造成了他的家庭和人生的極不幸福。按照明朝的慣例，海瑞這種高級官員，照例可以通過其上司向皇帝呈請，給他的母親請得節(jié)婦的稱號，但海瑞的母親最終只得到了四品夫人的頭銜，沒被旌表為節(jié)婦，這在當時顯然是沒有面子的事。
 

　　海瑞結(jié)過三次婚，另外還有兩個妾。他的第一任夫人生了兩個女兒后因婆媳不和被休；第二任夫人結(jié)婚僅一個月，也因同樣原因被休；第三任夫人和一個妾則上吊自殺，死因曖昧不明。海瑞的政敵為此攻擊他，暗示兩個可憐女人的死是海瑞下的手。在我們看來，海瑞雖然迂闊，但這種殺人放火的事是絕對不會做的。
 

政壇人生雙重失意
 

　　與海瑞同時的戚繼光同樣是一個有遠大政治理想的人，他和海瑞的性格不同，從而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結(jié)局。戚繼光深知，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要取得事業(yè)的成功，必須獲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張居正的支持。為此，他努力改善和張居正的關(guān)系，甚至不惜多次向張居正送禮，言必稱晚生，結(jié)果他果然得到了張的信任。凡是和戚繼光不團結(jié)的將領(lǐng)，悉數(shù)被張居正調(diào)走。張居正以國家總理的身份對戚繼光這個軍區(qū)司令的抗倭事業(yè)大力支持，戚繼光最終才平定了海疆。
 

　　我們也許可能會覺得戚繼光的人格不如海瑞，但是，海瑞的人格最終換得了什么呢？是事業(yè)的失敗、人生的失落和家庭的失和。在人格上和道義上，海瑞是可敬的，而在事業(yè)和人生價值上，海瑞卻并不值得效仿。大學(xué)者王世貞在評價海瑞時一針見血地說他：“不怕死，不愛錢，不結(jié)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總之，不怕死不愛錢不結(jié)黨，乃是一個正直的官員最起碼的道德要求，而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卻可能帶來致命的硬傷。海瑞的悲劇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