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原名容鼎昌，1919年出生，山東人，曾在南開中學和交通大學就讀。1943年至1946年間，黃裳先后就讀校園、出任美軍翻譯，奔波于成都、昆明、印度等地。后定居上海至今，就任《文匯報》記者、編輯、編委等職。
黃裳在散文、戲劇、新聞、藏書等領域均有建樹，與梅蘭芳、巴金、鄭振鐸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篤。著有《錦帆集》、《妝臺雜記》、《過去的足跡》、《珠還記幸》、《金陵五記》、《銀魚集》、《榆下說書》等。
學者李輝印象里的黃裳是“頗不善言談，與之面對，常常是你談他聽，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稱為‘枯坐’”，然而重新翻閱《榆下說書》、《銀魚集》等，文字后面的一種名士風流，那些與自己極愛的張岱、余懷聲氣相通的流風遺韻，又宛在眼前，總覺得面對老人，應該還有很多話要說與求教的。
每天上下班都經(jīng)過陜西南路與淮海中路交界處，觸目所及無不是喧鬧的廣告與行色匆匆的人流，然而，熱鬧繁華只是這里的表象，這里同樣擁有另一個世界———寧靜，比如陜西南路的豐子愷故居，很安靜的小小庭院，門封著，只有一個小小的門牌，門前花草扶疏，迎風招搖，外面的一切似乎都遠去了，只有那些簡練的筆觸存在著———子愷先生已經(jīng)過去很久了，然而他那些滿溢童真以及那幅《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的清涼畫面卻會永存。
可以讓人神定氣閑的當然并不僅僅是子愷故居，還有一位文化老人隱于這條路層層梧桐濃陰后的紅磚小樓中———每每想到仍有這樣安靜的老者在這座奔忙物欲的都市陶然于故紙堆，偶爾弄弄筆翰，莫名就覺得上海的文化底氣到底是足的。
老者名黃裳，以藏書名世，更以獨特的書話散文讓人回味，雖年近九旬，皤然一老翁，然而這些年筆頭似更見健，除去一些出版社翻來覆去不耐煩地印出他的舊文，新作時不時也見諸報端雜志。
知道黃裳住在陜西南路好幾年了，但一直沒打聽老人具體住在哪個小區(qū)，有時經(jīng)過一個報攤，忽然想著老人說不定也會出來買份報刊，或者不期而遇，只是遠遠地看他一眼也就行了，并不一定要和他搭話———當然，這種想象中的不期而遇是從未有過的。
直到那天李輝在北京發(fā)來短信，說這次到上海有拜訪黃老的安排，問自己有沒有興趣一起去，這真是意外之喜，我回了他三個字———“太好了！”放下手機，卻不免有些忐忑，說起來，讀黃老的文字很多年了，多多少少也算仰慕者之一，但真正要與老人見面，興奮之余又有些擔心，和他說些什么呢？李輝被黃老稱為知己之一，然而即使是李輝筆下，印象里的黃裳也是“頗不善言談，與之面對，常常是你談他聽，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稱為‘枯坐’”，這一切自己是可以想象的，然而晚上于燈下重新翻閱《榆下說書》、《銀魚集》、《黃裳書話》等，文字后面的一種名士風流，那些與自己極愛的張岱、余懷聲氣相通的流風遺韻，又宛在眼前，總覺得面對老人，應該還有很多話要說與求教的。
（一）
第一次接觸黃老的文字大概還是中學生，不期然在一本雜志上讀到一篇《淮上行》，彼時正被一些文字粗疏的小說搞得大倒胃口，讀此文低回婉轉(zhuǎn)，如品佳醪，一股名士味，隱隱可見，不由眼前一亮，且所說又是沿運河從揚州到淮安的典故往事，很是親切，就此記住了“黃裳”這個名字，然而自己當時并未刻意去尋找黃裳的書籍，中國現(xiàn)當代寫作者中，當時苦覓的除了會稽周氏兄弟的文字，就以沈從文、廢名、汪曾祺、郁達夫等人的居多，對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其實與黃裳那些“愛好舊史、癖于掌故”的文字多少還是有些距離的。
即使現(xiàn)在，搜集了那么多老人的書籍，但仍然覺得老人是只可遠觀而難以走近的———這真是一個怪感覺，而與沈從文、汪曾祺等給我的感覺有些不同。
擁有第一本黃老的書似乎是《黃裳書話》，是在揚州小秦淮河畔的古籍書店覓得的，當時與《魯迅書話》、《周作人書話》、《孫犁書話》放在一起，五折，一股腦全拿下了，很是爽氣，隨后又在南京上海揚州等地購得《榆下說書》、《小樓春雨》、《珠還記幸》、《妝臺雜記》、《清代版刻一隅》以及全套的《黃裳文集》等，包括近年來新出的《來燕榭集外文抄》等，斷斷續(xù)續(xù)買了有一二十冊吧，幾乎都沒一下子讀完，多為沒事時挑幾篇讀讀，很是耐嚼。《黃裳書話》中自己最愛的兩篇是《海濱消夏記》與《老板》，與別的文章略有不同的是，這兩篇文章不是單純的掉書袋或記掌故，更非版本目錄之學，而是見出社會人事的變遷，見出活生生的人生，讀之讓人憮然：《海濱消夏記》看標題很有些自在悠然，似乎瀟灑得很，然而所記其實為1959年-1961年黃裳被下放奉賢、寶山農(nóng)村勞動之暇讀錢鍾書《宋詩選注》與陳援庵《通鑒胡注表微》的往事，那些下放勞動的點滴往事在作者筆下并不感覺是在吃苦，作者自述云：“能趕上參加這種古老的田間勞動操作是幸運的，因為這一切遲早都將過去。”
文中記有睡在鴨棚打手電看《表微》，題記有：“辛丑芒種后二日，守麥于鴨棚，中夜大雨，雷電時作，倦極思睡，而蚊擾不已，蛙聲鼓噪，漫記。”又有：“午后暴蒸熱，飄風細雨，自鴨棚歸，芒刺滿身，讀至此。”這里簡直就是寄悲痛于悠閑了，讀后掩卷———這真是一個書呆子，一種癡氣，然而正因為有這份癡氣，黃裳才算是性情中人吧。
《老板》和其后的《記徐紹樵》都是一路文字，是記書商（或稱書友的），寥寥數(shù)篇，在其文字中十分難得而珍貴。黃裳的藏書之富無疑是有賴于這些書友的———雖然那些書友也讓他有過那么多失望，他自己說：“我以為舊時代的舊書商人，也是值得像《游俠列傳》那樣為他們寫一篇合傳的。”《老板》是記徐家匯舊紙鋪老板的，黃裳引以為豪的配齊整套的《小說月報》就端賴于這位老板，這樣平凡的小人物在黃裳筆下純?nèi)皇前酌韫P法，平平淡淡的文字，然而其內(nèi)里卻厚實異常，像壓得緊實實的茶干，就著淡茶，咬一小塊，回味無窮，這文字讓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說《戴車匠》、《陳小手》，隨著社會的變遷，寫出紙鋪老板這樣小人物的人生沉浮，簡直就是史公龍門家法寫就的一部列傳，這樣的文章與《史記》、《陶庵夢憶》、《板橋雜記》無疑是有很深的淵源關系的，隱隱有家國之思，又有一種人生的大追問隱于其中，但作者卻如老板的老太太，平靜地告訴人家老板死了，嘴角還掛著微笑———這微笑里其實是有淚花的，只是沒讓人看見罷了。
《榆下說書》、《銀魚集》里的一些文章是讀過多遍的，尤其是那些寫明清易代之際遺民故老的文章，《陳圓圓》、《關于柳如是》、《關于吳梅村》等，既見其才情與胸懷所寄，更見出歷史功夫與見識之卓，如家常說話，娓娓敘來，據(jù)典考證，從容自在，然而卻又雄辯其間，愛憎分明，真性情躍然紙上，讀之讓人心胸為之一闊。自己后來對晚明歷史有著不小的興趣，黃裳的這些文字無疑是蠱惑之一———雖然自己到現(xiàn)在還沒正兒八經(jīng)地讀完一部《明史》，然而，每每提起黃裳，不免便想到《桃花扇》里殘山剩水的意境。
因為喜愛張岱、余懷，《銀魚集》中的《絕代散文家張宗子》、《余淡心與金陵》是很喜愛的，雖然自己對黃老總結的張宗子最突出特點是“寫作才能”并不算太同意———我心目中的張宗子最大特色其實是真性情，有一種人生的大境界（這也是以后想向黃老請教的）；《關于余淡心》與《余淡心與金陵》幾篇文章到目前仍是我見到關于余懷相對較全的資料，其中所記的周亮工語“廣霞君不屑與世人半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讓自己低回久之———原因正在“本色”二字，這也可以說道盡了自己何以喜愛他們的原因。
除了游記、書話、題跋、人物印象記，黃裳的劇評也十分好看，但自己對戲劇懂得不多，讀得并不算入港，而談版本目錄的圖書———比如《清代版刻一隅》，到現(xiàn)在也沒讀竟（自己對這些版本目錄之學是外行），然而所有這些并沒有影響我對這些文字的搜集與喜愛，一冊在手，摩挲一下，遙想黃裳念念不忘的“清刻之美”，既模糊又清晰，實在也算讀書之余的快事之一。
朋友中迷黃裳的不少，但對黃裳有微詞的也有一些，比如有朋友批評他在《老虎橋邊看知堂》等文章中對周作人的用詞與態(tài)度，此外，尚有朋友評其部分文章用詞過于“刻薄”，這些微詞也不無道理處，但反過來說，這或許也是黃裳之所以成為黃裳的原因。
（二）
黃裳多少大概也算得上中國讀書界的一個傳奇，原名容鼎昌，山東益都人，生于1919年，中學在南開中學就讀，與紅學家周汝昌、劇作家黃宗江是同學，大學到上海讀的是電機專業(yè)，卻志在文史，后成為報社記者編輯，晚年又意外地以散文大家與首屈一指的藏書家名聞海內(nèi)外。
黃裳之名的得名緣由有兩說，一是艷說———與黃宗英有關，說他當時是有“甜姐兒”之稱的女明星黃宗英的忠實“粉絲”，有天忽發(fā)奇想，以“黃的衣裳”之義取了“黃裳”這個筆名，錢鍾書后來曾為他寫過一聯(lián)：“遍求善本癡婆子，難得佳人甜姐兒”，不知說的是不是這個典故？另一說是容鼎昌的中學同學、黃宗英的哥哥黃宗江自述，說是當年他愛戲，容鼎昌遂跟他說唱戲得有個藝名，于是便自作主張地幫他起名“黃裳”，可黃宗江覺得這個名字太過華麗，覺得還是父親給的名字好，沒用，沒想到，后來這名字倒成了容鼎昌的筆名，且一直叫到恂然老者。
對這些說法，黃裳都一笑置之，似乎未見肯定，亦未見否定。
每個人眼中的黃裳都是不同的，蕭珊眼中的黃裳是個讓人溫暖的書呆子；畫家黃永玉眼中的黃裳則幾乎無所不能：“黃裳那時候的經(jīng)濟收入：文匯報編副刊、中興輪船高級干部、寫文章、給一個考大學的青年補習數(shù)學、翻譯威爾斯的《莫洛博士島》(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是不是那時候？不清楚了)、出幾本散文集，還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媽媽，住房及水電雜費，收集古籍圖書，好的紙、筆、墨、硯和印泥……還有類乎我和曾祺的經(jīng)常的食客們……他都負擔得那么從容和瀟灑。黃到底有多少本事？記得50多年前他開過美軍吉普車，我已經(jīng)羨慕得呼為尊神了，沒想到他還是坦克教練！……”
年輕時的黃裳那樣從容瀟灑，又意氣風發(fā)，抗戰(zhàn)結束后曾寫出一篇老辣的《餞梅蘭芳》，影響極大———當然，意想不到的在幾十年后又引出一段與柯靈的筆墨官司。
1957年“反右”后被檢查、交代、認罪……后來又下放勞動，老人對下放并不以苦，對藏書的大量散去卻一直難以釋懷……1979年退職歸家后，如二度青春重現(xiàn)，至今仍“寶刀未老”。
（三）
黃裳的書齋名榭———來燕榭，這個“榭”字作為文人室名很少見，其中的江南意趣是清晰可見的，讓人仿佛看得到杜牧“飛入尋常百姓家”詩句的意境。
李輝從北京抵上海的晚上，約好次日拜訪來燕榭主人。
那天上午九點趕到巨鹿路附近的一家賓館，不過兩三分鐘，一身便裝的李輝笑呵呵地便出現(xiàn)了，一如既往地灑脫與精神，聊了幾句，李輝接一電話，是黃裳家人打來的，告訴他們不久即到，兩人便向南往陜西南路方向走去———其實心里仍有些緊張，想著第一次該給老人帶些什么———問李輝，李輝說隨便吧。終于在路邊發(fā)現(xiàn)一花店，玫瑰居多，這樣的花送給這位老人顯然不太合適，選了一個滿是淡紫色花蕾的花籃，清幽典雅，覺得多少有些符合老人的氣質(zhì)。
很快就到了那座多次出現(xiàn)在想象中的小區(qū)，走進去，層層綠蔭間是建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十多幢法式紅磚小樓，附近淮海路的喧囂瞬間似乎便隱去了，仿佛穿越了某種時光隧道，觸摸到那些與老人文字相伴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氣息，直到拐過一個彎，發(fā)現(xiàn)幾位老太太在健身器材下擺動身子，才倏然回歸現(xiàn)實。
小區(qū)有香樟、芭蕉、紫藤等，當然，還有榆樹，一排排立著，老枝紛披。
來燕榭在這個鬧中取靜的小區(qū)最北端，很普通的小樓三樓，北面即是圍墻，與四周的小樓也沒什么區(qū)別，踏上老舊厚重的大理石臺階，到三樓，門是開著的，黃裳的家人（后來知道是他女兒）早迎了出來，說家中地板剛打了蠟，不必換鞋了。有些歉意地進了屋，到了南向的大屋———老人很快就從里間出來了，笑嘻嘻的，嘴有些張著，頭發(fā)短短的，純白一片，眉毛有些下垂，一件合身的條紋襯衫，下面是西裝吊帶褲，身子很大，卻不失精神，他看著我們只是笑，讓我們坐，李輝和他打招呼說：“最近怎么樣？”
老人顯然沒聽清，聲音有些沙啞地問：“?。?rdquo;然后指著自己的耳朵。黃老的女兒在一邊補充說，黃老的左耳最近一直不好，要講話得對著他右耳大聲點才能聽清。李輝又坐到他右側(cè)，套著老人耳朵大聲地告訴他這次到上海的行程，又把我介紹給老人。
一時倒不知和老人說些什么，李輝讓自己坐在老人右邊，便告訴他，“讀您文章很多年了，一直喜愛。”老人張著嘴連連點頭，又告訴他現(xiàn)在有不少年輕人愛讀黃裳，網(wǎng)絡上也多有討論，老人顯然都聽到了，嘴仍是張著，不無謙遜地笑，但仿佛又不知道說什么好，所以只好仍是點頭，身子且悠然地動一下。頓了片刻，他女兒插話說，以前李輝曾經(jīng)打印過一些網(wǎng)上關于黃裳的討論給他看，老人忽然說：“就是太薄啊。”
幾個人都笑起來，我說：“回頭我再打印些給你，網(wǎng)上有不少書友自稱黃迷的。”老人笑得臉似乎有些紅，輕聲地說：“好啊。”
并沒有想象中的枯坐與冷場，李輝與黃老太熟悉了，老人要了解的京華老友的消息也實在是多，李輝仿佛一個橋梁，將這些老友的音訊一件件傳遞出來：周汝昌、黃宗江、黃永玉、丁聰……老人急切地想了解他們的近況。
李輝說黃永玉前段時間在湖南吉首，那里有一座他的個人博物館正在落成……又說到黃永玉正準備出一本《從塞納河到翡冷翠》的書。不知怎么又說起黃永玉的畫，老人又指給我們看黃永玉的畫———原來左邊沙發(fā)上懸著的便是黃永玉的白描荷花，下面有黃裳的題款，畫得很用心，字更是風神逼人。
問起丁聰，李輝說在住院，最近一段時間有些好轉(zhuǎn)。黃裳說：“他以前給我畫的漫畫沒畫好，我本來想請他重畫的……”言語間一種無奈之意。
談到周汝昌，李輝說從北京到上海前給周汝昌的女兒打過電話，正在整理周汝昌與黃老之間的通信，準備出一本來燕榭書簡，問老人要不要給這本書寫序，黃裳說：“不要。”李輝說：“那我就寫一篇整理說明，到時打印一份完整的給你。”老人點點頭。
李輝又說起周汝昌，說周汝昌現(xiàn)在寫字完全寫不了，眼睛有病，寫字時字巨大如天書一般，誰也無法認清。
老人無言。
一時又有些像枯坐的老僧，大概想起年輕時與周汝昌相知相契的那些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