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宮收藏中，“三希堂”與“四美具”有著標志性的意義。王羲之的名跡《快雪時晴帖》原放在乾清宮，此為皇帝之正式寢宮。王獻之的《中秋帖》則置于御書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得到王珣的《伯遠帖》后，遂在自己進行日常政務的養(yǎng)心殿居所中，辟專室存放這三件晉人名跡，并銘之為“三希堂”.他為此寫有《三希堂記》，認為這三件書跡不僅是中國書法的“希世之珍”,而且是分別經(jīng)過宋、金、元諸代的皇室收藏的“內(nèi)府秘笈”,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著非凡的意義：“今其墨跡經(jīng)數(shù)千百年治亂興衰存亡離合之余，適然薈萃于一堂，雖豐城之劍、合浦之珠無以逾此。子墨有靈，能不暢然蹈拚而愉快也。”

　　“四美具”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所謂“四美”,即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和傳為宋李公麟的《瀟湘臥游圖》、《蜀川勝概圖》、《九歌圖》。這四件畫作，明代為上海人顧從義所收藏，顧能書善畫，好古精鑒，嘉靖年間以善畫選直文華殿，后授中書舍人。這四件國之瑰寶，在明代即被董其昌稱為“四名卷”,他對此四件巨跡散佚后自己只能得其一而為之感慨不已。乾隆年間，在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藝術(shù)搜集行動中，這四件名品相繼進入清宮，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團聚。

　　乾隆皇帝對“千古法寶，不期而會”嘆為“不可思議”,并非常高興，御題《蜀川勝概圖》有“乃今四美具一室，賞心樂事無倫比”詩句。于是，特在建福宮花園靜怡軒辟出專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又命董邦達繪《四美具合幅圖》，并御題《“四美具”贊》：“虎頭三絕，妙極丹青，桓元巧偷，自詫通靈。有宋公麟，名冠士夫，海岳避舍，顧陸為徒。瀟湘澹遠，蜀江清峻，九歌瑰奇，奕奕神雋。中舍鑒藏，名跡歸重，劍合珠還，雅置清供。”與“三希”重聚的感慨一樣，也將“四美”重聚比做春秋時期的干將、莫邪雌雄雙劍在西晉永平年間重現(xiàn)，以及東漢順帝時期合浦珍珠在吏治腐敗時避遷交趾、吏治清明時重到合浦的傳說，足見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滿及其收藏的千古之盛。

鑒賞功力與藏品整理

　　乾隆皇帝不僅致力于收藏，而且重視文物的鑒賞，常在文學侍從、內(nèi)廷畫家陪侍下閱賞品鑒，作為政務之暇的消遣。乾隆朝著名的文學侍從，有梁詩正、張照、汪由敦、董邦達、錢陳群、沈德潛、于敏中、劉墉等。這些人學問優(yōu)長，能詩能文，兼具書畫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鑒賞能力，陪著酷好詩文藝術(shù)的皇帝進行創(chuàng)作、鑒賞，整理皇室收藏。乾隆皇帝本人藝術(shù)修養(yǎng)甚高，精于古物鑒賞，嗜古成癖，對于收藏的書畫及工藝珍品進行過認真的鑒評。閱賞鈐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宮藏的很多傳世書畫精品上都鈐有乾隆的璽印。乾隆一生擁有過的璽印遠遠超過他曾鈐用過的璽印，據(jù)統(tǒng)計，乾隆一生共治璽印1800余方，鈐用過的也有千余方，是歷史上留下印跡最多的一位皇帝。

　　乾隆皇帝對古玉的鑒別水平很高，對玉器的沁色和俏色很有研究，這是在實踐中學習獲得的。他寫有《御制玉杯記》，記載玉工姚宗仁祖制玉杯的經(jīng)過及做舊方法。這種方法給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積累了好多經(jīng)驗，能夠準確鑒別古玉的真贗。

　　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82歲的黃公望畫成生平最重要的名作--《富春山居圖》卷。這幅畫卷為紙本水墨畫，在清順治年間不幸遭遇火厄，分成兩卷，殘存的一段，通稱《富春山居圖》（剩山圖），為全卷起首。360余年間，《剩山圖》與《富春山居圖》各自流傳。此外，流傳的《富春山居圖》有構(gòu)圖完全相同的兩卷，一為題贈鄭無用師的《無用師卷》，另一為落款“子明”的《子明卷》。兩卷于乾隆時期先后進入內(nèi)府。乾隆帝誤辨《子明卷》為真，《無用師卷》為仿本，引發(fā)后世諸多討論。

　　清宮有無假畫？肯定有。1936年馬衡院長曾因易培基冤案問題，在慶賀張菊生（即張元濟）70壽辰時寫的《關于書畫鑒別的問題》一文中，列舉了歷史上許多書畫名家和風雅帝王關于書畫鑒定方面的理論，指出：“書畫之真贗問題早已成為不易解決之問題。雖一代鑒家董文敏（即董其昌）也認為‘談何容易'.其中問題復雜得很，不是簡單的幾句話所能解決的。”他說：“現(xiàn)在故宮所藏書畫，有許多品質(zhì)雖劣，名頭則甚不小，……凡是名氣越大的，件數(shù)必愈多。大約臣工進獻之時，不管內(nèi)容如何，貢品單子上不能不寫的好看。好在是送禮的性質(zhì)，無關政事，也談不到欺君之罪。于是’往往有可觀覽‘之外，盡有許多不可觀覽的。”對有些雖為贗本但流傳有序、本身價值并無動搖的書畫，馬衡也發(fā)表了自己的見解?？傊?，馬衡通過大量實例，論證了書畫之贗本，自古有之。帝王之家、社會名流所藏書畫，大多來自于民間，當然不乏贗品。書畫的真贗鑒定“談何容易”,而法院僅聽黃賓虹一家之言就斷定“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實在是沒有道理的。

　　鑒與賞是分不開的。乾隆皇帝的閱賞活動在他的詩文中也有充分反映。除詩歌之外，乾隆皇帝在書畫上題跋則更多，僅《快雪時晴帖》就在49年中題跋達73處。對于許多工藝珍品，他也常有題跋和題詩刻在其上，例如御題官窯葵瓣口碗、御題剔紅《百花圖》長方盤、御題尤侃雕犀角槎杯等，或記敘文物的收藏經(jīng)過，或抒寫感想，反映了他的藝術(shù)趣味和審美觀念。

　　乾隆皇帝不僅重視收藏，還對宮中藏品進行了整理、登記，例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就是兩部大型書畫著錄?！睹氐钪榱帧穼Ｓ泴m藏宗教題材的書畫，《石渠寶笈》則專記宮藏一般題材的書畫及其他，全書的編纂過程，前后長達74年之久，共收錄書畫作品1萬多件。包括《西清古鑒》、《西清續(xù)鑒》、《寧壽鑒古》在內(nèi)的《西清三編》，收錄了清宮所藏的數(shù)千件古代銅器；《四庫全書》，則共收書3503種79337卷，約9.97億字。乾隆年間，于昭仁殿庋藏宋金元明之精善藏書，編有《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前編）十卷，嘉慶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前編書盡毀，乾隆又令再輯宮中珍藏《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二十卷?！短斓摿宅槙俊窞槲覈谝徊抗傩奚票灸夸?，沿襲漢代以來書目解題傳統(tǒng)，在版本著錄體例方面多有創(chuàng)見，如記載收藏家印記即為其中一大創(chuàng)舉，于清代藏書家講究版本鑒定、注重善本著錄之風影響深遠。

　　乾隆皇帝對于收集的許多珍貴法書名作，不僅自己摹寫欣賞，還熱衷于書法藝術(shù)的普及推廣，命令于敏中、梁國治等大臣組織刊刻了“淳化閣帖”、“三希堂法帖”等供給普通士人臨摹之用。

　　當然，我們在看到乾隆帝以收藏為中心的文化大業(yè)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文化專制主義，大興文字獄，編纂《四庫全書》時對古籍的竄改、禁毀等，這也是不容諱言的。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