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對軍權也覬覦已久。“1971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江青叫我打電話給葉群,請她請示林彪,她想參觀空軍飛行表演,看看軍事訓練情況,同時照個照片,轉移一下腦子。第二天,江青、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一行六人,浩浩蕩蕩地來到某空軍機場。”楊銀祿回憶,飛行表演結束了,江青余興未盡,又提議擇時到另一個機場看空軍飛行表演。兩天后,江青由葉、吳、李、邱陪同,到天津附近的某軍用機場看飛行表演。他們到達該機場以后,和兩天前的程序相同:歡呼、講話、捧場、合影、飛行表演。不過這次參加表演的飛機更多,規(guī)模更大,飛行動作花樣也更多。江青一邊看一邊說:“解放軍是鋼鐵長城,是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的,也是忠于無產階級司令部的。”
“其實我知道,江青觀看這兩次飛行表演,實際上是想試一試,軍隊是不是聽她的話,并以此在軍隊中樹立她自己的形象。”楊銀祿說。
【江青與林彪】 你來我往又互存戒心,林彪叛逃之后常做噩夢
“江青和林彪之間的關系很復雜。他們既你來我往,眉來眼去,但又互存戒心,彼此傾軋。有人說江林之間是換手搔背,相互利用;貌合神離,各自心中有本賬。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楊銀祿回憶,他們中,如一方知道另一方身體稍有不適,不僅電話問候,還會親自去看望,以表示關心;一方從外地回到北京,必到另一方家中看望,以表示離別之后的思念之情。
他說,江青有一段時間與葉群的關系特親密,江青給葉群開出了一個黑名單,里面有鄭君里、孫維世、趙丹、汪敬先等人的名字。葉群一看名單,馬上心領神會。江青到處抄家整人,無非是想尋找與她某一段歷史有關的材料并予以毀滅。“平日要求空氣新鮮,要求得很苛刻,聞不得一點點異味的江青,那天親自燒資料,因為灰熏火烤,她滿臉通紅,汗流浹背,流著眼淚和鼻涕。那種狼狽相是我第一次看到。”
楊銀祿還特別記錄了1971年9月8日,也就是林彪下達反革命政變令那一天的發(fā)生的事。當天林彪叫葉群從北戴河打來電話給江青,葉群在電話里熱情地說:“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今天給江青同志送去幾個大西瓜,請江青同志嘗嘗。”江青看了電話記錄以后,高興得很,立即叫楊銀祿回電話說:“請林副主席放心,我現在身體還好,感謝林副主席的關心,也請林副主席保重身體。”
江青收到林彪送來的四個大西瓜舍不得吃,在釣魚臺10號樓的前廳放了4天。9月12日下午,也就是林彪叛逃的前幾個小時,江青特意帶上大西瓜,到頤和園游玩,得意地對很多干部、職工們說:“你們看,這幾個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志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讓我們大家一起感謝林副主席。”
林彪叛逃之后,江青惶惶不可終日。“在她身邊工作的人,誰都看得出,她的精神氣兒小多了,說話也少了,飯量也減了,經常唉聲嘆氣。”楊銀祿說,江青還經常做噩夢,并找他訴說:“一段時間以來,我常常做噩夢,有一天晚上夢見了死有余辜的陰謀家、野心家林彪,他那被燒焦的尸體,在大漠中站起來,跌跌撞撞向我走來,兩只眼睛閃著藍光……”楊銀祿安慰她做夢不是真的,江青很著急,吩咐他立即讓姚文元趕來,然后跟姚文元繼續(xù)講述她的夜半驚夢……
【江青的另一面】 生活作風嚴肅守規(guī)矩,曾為陳景潤落淚
楊銀祿也澄清了幾則坊間廣為流傳的說法。一則是說江青有“三假”,即頭發(fā)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是假的。他說:“我作為在江青身邊近六年的工作人員,可以負責任地講,這是謠傳。江青的頭發(fā)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另外,坊間流傳江青“文革”期間有生活作風問題,楊銀祿認為江青“不能做、不會做、沒有機會做,也不敢做那種低級下流的事”.
“據說上世紀30年代,江青在上海從藝時的私生活有不少緋聞。由于那不是我親眼所見,不知真?zhèn)?,所以不敢妄加評論。自從1938年11月江青在延安與毛澤東結婚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江青就再也沒有緋聞出現??墒牵?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后,關于江青的生活作風又出現了一些傳說。說什么某某人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來電話。‘甚至還有人寫了一本書說:’一位老同志還偷偷地給我看了一張照片,上面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褲,江青左手扶著姚文元,右臂纏著張春橋,在游泳池旁嬉戲,丑態(tài)百出。‘”楊銀祿認為這些都不是真的。
“我知道后,打電話向傳說中的’某某人‘表示問候,順便問了他說過這樣的話沒有。他氣憤地大聲說:’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江青,糟蹋我,糟蹋歷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么會說這樣的話呢?江青住在釣魚臺幾號樓我都不知道。‘”楊銀祿說,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對江青生活作風丑化是沒有根據的。“一來,江青對毛主席很崇拜,她的地位、權力都是毛主席給的,如果她背叛了毛主席,干了對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毛主席就會被激怒,就可能拋棄她。到那時,她什么都不是了。江青是個很聰明的人,絕不會做那種因小失大的事。二來,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文革‘期間,她先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后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地位高、權力大,同時她又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種事,有一天她不高興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發(fā)生。三來,’文革‘期間,江青身邊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員,江青的一舉一動都在工作人員的視線之內,她沒有獨自一人活動的空間,沒有做不軌事情的機會和場所。”楊銀祿表示,以上幾點說明:“她不能做、不會做、沒有機會做,也不敢做那種低級下流的事。”
關于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身著游泳衣褲照相的問題,楊銀祿認為可能是誤認、誤傳。“’文化大革命‘十年,曾經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先后有三十余人次,大家都認為江青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她的生活作風是嚴肅和守規(guī)矩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發(fā)現她有任何不軌行為。”
楊銀祿還回憶了江青的三次流淚。其中一次是因為謝富治去世,一次是為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程硯秋的表演藝術所感動,冒雪深夜去看程硯秋的遺孀。還有一次是看到一篇報道,寫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在極為艱苦的生活環(huán)境中突破世界數學難題,因而感動落淚,并指示改善陳景潤的居住和科研條件。
【作者簡介】
楊銀祿,中共黨員,1967年調到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工作,同年10月調任江青機要秘書,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辦五七學校勞動,1975年回中央警衛(wèi)團。1984年起,先后在中直管理局、中辦老干部局工作,曾任副巡視員。1988年退休。楊銀祿是江青四任秘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近六年)。任職期間他與江青幾乎朝夕相處,對這一時期江青的了解是別人所不能及的。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