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西堤

    當炎炎夏日之時，廣州人又涌起珠江情。橫亙在廣州的這條到底是“河”還是“江”,說不清了，以前甚至把它叫“海”.

    河南河北，廣州被分成兩大塊，原先共十六個區(qū)，經(jīng)歷解放初的老人還記得，最出名的有大東、瀝滘、永漢、惠福、太平、芳村、西村、河南、荔灣九個市區(qū)，還有獨立的沙面辦事處，南海、番禺兩個縣，海上通道等等。那時的繁忙可以從下面數(shù)字看出，沿著珠江，從大沙頭到黃沙共有碼頭265個，公有的69個，代管的38個，私營158個，這當中，集中在長堤就有230個。別以為碼頭就是今天的規(guī)模，最簡單的，只是兩根長木加打橫四塊木板，像放下的一副梯子。深水大碼頭多是外國人的，英美日等國在珠江建造了大阪、日清、太古、渣甸、德士古等碼頭，后來都歸納到廣州港務局。

兩次轟炸，沉了兩百多艘船，死的多是水上居民

    最重要的是，珠江邊住著一批船家，陸地沒有房子，家就在船上，共有幾萬人，陸上人們稱他們?yōu)?ldquo;疍家”--一個使他們極其反感的名稱，社會對這兩個字充滿歧視。處境可憐的他們，幾萬人沒有一間學校，依賴碼頭一帶生活卻沒有管轄權和管理權，飲的是珠江水，洗漱也是珠江水，一輩子連鞋也沒穿過。當然，常年在水邊生活，引出酷愛清潔的生活習性：船上的婦女，天天洗刷船板以及炊具，光亮照人。男主人多在輪船或碼頭工作。因為文化低，靠信仰支持她們的精神世界，最崇奉的是南海觀世音、龍王以及龍母，在農(nóng)歷三月廿三天后誕、五月中旬龍母誕、七月十四盂蘭節(jié)，都會“清晨三叩首，早晚三炷香”.

    水上居民社會地位很低，男的被稱為疍家佬、豬淋六（即被誰打也可以的意思）、卜爺、大懵仔、懵爺（指他們不敢反抗）不說，女的則被唱為“陸上雞屎果（番石榴），水上疍家婆，十個行埋九個摸（調戲）”……

    當人民解放軍南下的步伐越來越近的時候，水上人家也惶惶不安，不知未來帶給他們的是什么，可是就在廣州城解放那一天，海珠橋一聲巨響，中止了他們的迷惑：國民黨撤退，李及蘭部隊用一百多箱黃色炸藥把海珠橋炸毀的同時，漁船也被炸毀一百多艘，在400多具尸體中，多數(shù)是水上居民，3000多人無家可歸。緊接著，1950年3月，國民黨飛機再次襲擊廣州，有幾個炸彈落在沙面西南邊三板倉附近（今白天鵝賓館副樓），一百多艘漁船被炸沉，數(shù)百水上居民被炸飛，有人記得，十數(shù)具飄在水上的尸體被黃沙魚欄的竹排擋著，路人慘不忍睹。后來統(tǒng)計，這次水上居民死259人，傷347人。

    他們眼巴巴地望著上天，誰來拯救他們呢。

1950年國慶觀禮曾出現(xiàn)“疍族”,隨后即取消“疍家”蔑稱

    剛成立的廣州人民政府沒有忘記這批苦難的水上居民，1949年12月，就成立了專門管理他們的珠江區(qū)。1950年2月，抓起基層建政會議，所謂建政，就是建立街辦事處和居民小組，工作的試點選在河南的石涌口和二涌口，七八個工作人員每人佩持手槍，準備應付突發(fā)情況。這里還存在民國時期的保甲制度，10戶為一甲，100戶為一保，當工作隊進入老百姓當中時，大家沉默不言，其實還是看保甲長臉色行事。由于工作隊深入群眾，此外大的形勢也讓居民認識到舊時的日子不會再回來，才慢慢開始改變。一個月后，石二涌口辦事處終于建立，一個月后，東堤、南堤、新堤、黃沙、花地口、如意、河南尾、永興街等都建立了居民委員會。1950年國慶，報紙報道北京天安門觀禮臺有一個叫“疍族”的代表，可是很快，在11月9日，廣州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決定，取消“疍家”的叫法，改稱“水上居民”.1951年七·一晚上，珠江區(qū)機關支部公布了黨員名單，他們是周希友、呂剛、梁干、何錦成、陳燕萍（女）、崔巖（女）、伍肅（女）、蔡遠大、鄧克，以他們?yōu)楣歉?，在珠江開展了各樣安定民心的活動。不但吸收黨員，還建立青年團支部，甚至在仲愷農(nóng)校附小建立少年兒童隊。

    永興街是一條街，對出的珠江沿岸有六七十米，就叫“永興街段”,共800多戶，4000多居民，大小艇1000多艘，設4個居委會。這里的居民世世代代以艇為家，男人上岸干活后，女人一般載客過海，或運些小貨物，也有做小生意，賣云吞、牛腩粉以及艇仔粥，也有的打魚、撈蜆、浸蝦，成立居民委員會之后，發(fā)動大家放棄傳統(tǒng)行業(yè)，比如合作化就是搞一間紐扣社，用電木做原料，就有幾十個居民參加。

    居民們參加國家的各種運動，也受到許多熏陶。如搞“五反運動”時，羅瑞卿被派到廣州指導工作。當時船工運的都是國家物資，出現(xiàn)偷盜情況相當嚴重，要發(fā)動群眾檢舉。這事情也難辦，習慣了，即使“群眾”也有不少伸出三只手。抓公安工作的孫樂宜，擔任廣州五反指揮部副指揮員，提出“多數(shù)寬查寬辦，少數(shù)嚴查嚴辦”,開會時，羅瑞卿卻說，提法不妥，應該為‘多數(shù)寬查寬辦，少數(shù)嚴查寬辦，極少數(shù)嚴查嚴辦',把政策具體化后，老百姓放心了，使事情得到較好解決。大家也對政府有一定的信任。

吳有恒領導水上居民民主改革，“不搞訴苦”那一套

    廣州在1950年進行改革，郊區(qū)搞土改，市區(qū)搞民主改革。珠江區(qū)屬于市區(qū)，但這里情況特殊，僅是船就有5大類20種，如“海輪”、“峨眉”、“長江”號，來往于上海南、湛江等地，內河的航行在港澳及各港口，還有客運的花尾渡來往中山石岐、肇慶、梧州等地；還有民船，這是大木船，來往于珠三角各大貨運港口；市區(qū)的駁船，有大穗駁，小穗駁，西江船，中帆船，大貨艇，小貨艇等；裝貨種類的還有磚瓦船、石船、泥船、煤船、糞船、垃圾船、石灰船……

    市委成立一個小組專門領導水上居民的民主改革，以吳有恒為主任，薛焰、周希友等副主任，下設三個大隊，從各地抽調445人，組成強有力的隊伍。在這批船中，各類船有3372艘，各類人員25119人（不包括家屬）。搞的方法，不是扎根串聯(lián)，不搞訴苦，工人與老板不同于農(nóng)民與地主，只向他們解釋黨的政策，講共產(chǎn)黨與國民黨不同之處，而且，還要區(qū)分輪船與民船不同之點，民船一家人在船上，頂多雇一兩個工人，船主不能算資本家。最后，成立了船民協(xié)會。周希友看到珠江公安摩托艇飛馳，感觸很深，認為將來在珠江的小木船都裝上摩托，那才是機械化，為此他還開始制訂計劃，準備帶領大家走機械化合作化的道路。

    過去水上居民生活之苦，可以從兩句話看出來：空手搵埋抓刀食，抓刀搵埋抓槍食。意思是，漁民的收獲會被拿刀的地主惡霸侵占，而地主惡霸往往也被拿槍的土匪軍警欺壓。

    漁民多年無組織狀態(tài)，解放后得到改善。工作隊下去組織了“珠江區(qū)漁民協(xié)會”,其實，過去惡霸們也組織過“水上漁民協(xié)會”,借此控制漁民，二沙島有些漁民入會要交上萬斤米。自從珠江區(qū)漁民協(xié)會成立后，政府宣布取消漁埠租，大大減輕漁民負擔。此外，把民船組織起來，如1952年11月統(tǒng)計，組織起的民船有1284艘，船民船工9608人，完成250萬噸運貨任務。到1956年，初級社形式也在船業(yè)展開，九成船員入社。在糧食緊張的時刻，國家對水上居民給予特別照顧，一般都給30斤/人，孩子上學的都有29斤，對運沙船的勞力給50斤。當時來說，這幾乎是天文數(shù)字了。

    風帆船是珠江區(qū)眾多船類的一種，這里有47艘，載重1800噸，從業(yè)人員260多人。多數(shù)是家庭船，有的大些雇一兩個工人。他們主要運貨，紅磚、瓷器、缸瓦、石灰石等，一般來往于珠江各口岸。但那時也有些來往于港澳。這就使問題復雜些了，人們說他們是“三個主義”:在廣州市是社會主義，在香港是資本主義，行進途中是自由主義。區(qū)委知道這批船工是歷史形成的，也無法讓他們思想一晚改變。于是，經(jīng)常給他們講道理，并結合公安打擊非法活動例子教育他們，一直到1958年才建立穗港風帆船運輸合作社，后并入廣州港務局，直至1983年改為廣州濱海水運公司，集體所有制。他們原來的木船經(jīng)過多年改進，現(xiàn)已經(jīng)全部變成鋼船，小船變大船，過去最大的木船約104噸，現(xiàn)在有1000噸的。1998年固定產(chǎn)值比建社時增加8倍。

    政府對水上居民中的婦女，特別關心。

    解放前，珠江北岸自五仙門發(fā)電廠到東堤，海珠橋到石涌口，每天傍晚至凌晨二三時，有四五百只小艇停在那兒，以推拿作借口，實際上是賣淫。這批人有幾個特點，一是分布廣，廣州城內所有的老城區(qū)對開江面，東堤、新堤，南堤，沙面、黃沙等一些木板簡易碼頭，或對開河面上，都有幾十只小艇停泊，尤其在沙面“綠瓦亭”附近，停泊著舢板。內行人把對開的河面稱之為“馬路”,如新堤一馬路、新堤二馬路，東堤一馬路、東堤二馬路，這些小船接客人游船河，很多也是賣淫，停泊在“馬路”的就是住家艇，船上的叫艇妹，客人上船后就風月一番，就是嫖妓。

    此外，水上娼妓人數(shù)眾多，在新堤、東堤、南堤的住家艇共有4000多艘，估計一成的婦女賣淫，也有400多人，有些小艇不止一人賣淫，一個年歲大些的，帶一個甚至兩個年紀小的，在二涌口與河南尾，也泊著200多艘小艇，許多是盲妹做錘骨生意，隨著客人要求，也會賣淫。其中有些假的盲妹，陸地上賺得不夠，再到水上，算得上“水陸兩棲”.

    解放后，全部取消妓女，讓她們參加勞動生活，自食其力。

廣州政府每年撥款，水上居民回到岸上生活，用了十二三年

    1954年，周恩來總理到外國參加會議回國，路經(jīng)廣州，到珠江河南和沙面，白鵝潭等地視察，總理乘船掠過珠江，在沙面上岸，見到水上居民陳彬、梁大嫂等，與他們親切握手。周恩來總理在大革命時期曾在廣州工作，對廣州十分熟悉，他還對大新公司頂層娛樂場的粵劇十分感興趣，此時，他對水上居民生活十分關心，問長問短，感動了周圍的人。大家沒想到，他第二天又乘小船到天字碼頭，看望那里的水上居民。那小艇生活著一家人，總理看著還不會走路的孩子，背上綁一塊浮水的木板，對旁邊省市負責同志說，“這樣下去，孩子會直不起腰的呀。水上居民長期住在小艇上是不行的，食水不衛(wèi)生，要幫助他們到岸上居住。”當聽到以前叫“疍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叫時，他高興地說，“那時舊社會對水上勞動人民的侮辱，現(xiàn)在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就不要這樣叫了。”

    “世世水為鄉(xiāng)，年年艇作家，浮沉波浪里，生活海天涯。”這首漁民的咸水歌唱了幾百年，反映居民對風浪的恐懼。每到臺風消息一來，風球掛起，水上居民就開始提心吊膽。這次由于總理的囑咐，從1956年開始，廣州政府每年撥款，讓水上居民回到岸上生活。五十年代中期，廣州二沙島體育訓練場要建設，省委辦公樓要建設，政府開始對大沙、二沙的小艇進行搬遷，在東山與獵德之間，有個科甲村，首先建起漁民新村和農(nóng)民新村，一萬多平方米有平房20多座，同時，在荔灣湖旁建起兩幢三層四梯合掌式樓房，安排水上居民。他們成為了廣州歷史第一批上岸居住的水上居民。在芳村東塱，有一批艇戶上岸改當農(nóng)民，也住上了新房，建房款是廣州從預算中劃撥20萬元積累而成的。

    1958年，市房管局遵照市領導指示，再劃撥一批物資和經(jīng)費，在芳村山溪村建起5幢3層的宿舍，安排給花地口以及沿岸破爛漁船的居民，至此，珠江區(qū)管轄時期，下屬水上居民的安排告一段落。

    1958年，珠江區(qū)撤銷，但安排水上居民住宅的工作沒有停止，周恩來總理撥款1200萬元。由于原區(qū)的撤銷，朱光市長建議，成立水上居民住宅修建領導小組，林西當組長，抽調20多人負責專職工作。當時國家的建設緊張，導致材料緊缺，工作人員拿著證明材料全國跑，弄回部分材料，一面完成山溪村的工程，一方面在芳村二沙地（現(xiàn)陸居路）、芳村大道、明心里、牙灰涌一帶興建多幢4層的房子，配備商店、幼兒園、飯?zhí)玫壬钤O施。這回，把上下芳村、長堤岸邊、大沖口一代的水棚、破艇200多戶2000多人遷移上岸。在河南基立下渡（今素社新村）分別征地6萬平方米，建造30多幢4-5層的房子，再安排河南尾、石二涌口、冼涌登地水上居民400多戶上岸定居。獵德路邊建造3幢4層住宅，安排糞船，垃圾船的水上居民中的清潔工人上岸。到1964年，政府又在濱江東、紡織路、石涌口等地建造50多幢水上居民大型住宅群，都是五六層高的住宅群，安排一萬多水上居民。市區(qū)里也安排了部分水上居民，如越秀區(qū)在中山六路、荔灣區(qū)在中山七路、東山區(qū)在廣九鐵路以東地帶，也給水上居民建造新房。到1965-1966年，政府撥款1000多萬元在中山八路、南石頭等建造20多幢5-7層新住宅，提供1000多戶5000多居民上岸。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規(guī)模的住宅建設暫停，但小型的還在繼續(xù)，這期間，大沖口、小港新村、東山西船欄建造5-7層住宅，安排七八百戶3000多人上岸定居。到此，原先在小艇上飄無定所的水上居民已經(jīng)全部上岸，從1954年周恩來總理發(fā)出指示至此，共用十二三年，這個速度是開天辟地從未有過的。

    珠江水上居民生活的變化，也引起外國朋友的注意。解放初，一批法國記者友好代表團到廣州訪問，帶他們到珠江小船，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景象：未婚姑娘身后那條又黑又長的大辮子，已婚大嫂頭上濃密漆黑的發(fā)髻，艇的尾部還養(yǎng)著幾只雞，孩子身上綁著的木板……一切那么新奇、趣怪，最后他們說：“從你們的閑情逸致中看到，生活在這個時代，一定十分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