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婚戀攜帶著種種濃烈的時代特色，能從一個維度反映延安時期各種信息。延安婚戀的特色是革命，基調(diào)為紅色，屬于標本式的革命+戀愛，個體情愛與革命事業(yè)緊密結(jié)合。

女青年成“珍稀資源”

    抗戰(zhàn)時期，共有30萬青年進入中共陣營，對于延安一代來說，革命理想似乎近在眼前就能實現(xiàn)，紅色情侶們對未來的期待值甚高，精神層面上的幸福度應該說相當高。

    1941年，胡耀邦與李昭在延河邊“約愛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侶；成家以后，不忘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的大事業(yè)；要經(jīng)受得住各種考驗，同舟共濟始終不渝。較之今天物質(zhì)消費時代的男財女貌，延安紅色婚戀的形而上維度要高得多，即理想成分要大得多。

    不過，事物總是辯證的，延安一代既然享受到紅色的熱度與革命的高度，也就不得不同時品嘗政治的苦澀。十分強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滲透延安生活，自然也滲入最個人化的婚戀，延安青年接受到這樣的政治訓令：“……革命同志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

    由于赴延安女青年甚少（一般家庭都不愿放女孩單飛），延安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1938年前為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抗大一期1400余名學員，女生僅50名。加之赴延安女性都是城鎮(zhèn)女青年，形貌氣質(zhì)均佳，較之當?shù)嘏愿叱鲆唤亍Ｒ虼?，赴延安的女青年當然不乏各種熱烈的追求者，她們面對眾多異性，擇偶余地很大。她們普遍的擇偶標準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論”.也因此，延安普通的男性工農(nóng)干部與小知識分子擇偶較困難，擇偶的標準也一路放低。

    中國女子大學的女生們在延河邊洗腳，對岸男同胞列隊傻看。時間一長，女生們將那些常來河邊看她們的男人封為“河防司令”,內(nèi)中有后來級別相當高的領(lǐng)導人物?？孤?lián)出身的留蘇女生黎俠，每天清晨都能在窯洞窗口發(fā)現(xiàn)幾封求愛信；哈爾濱姑娘郭霽云的回頭率極高，許多男性以各種方式向她求愛；南方姑娘鐘路一到延安便遭南洋華僑及廣東男士的圍追堵截，整日窯洞門縫、衣服口袋塞滿字條，人稱“被圍困的女八路”.鐘路被逼無奈，只好公開與張力克（后任沈陽市委副書記）的戀情，并于1941年早早結(jié)婚，以擺脫各路糾纏。（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云錄》）

組織批準才能戀愛結(jié)婚

    在延安，如未經(jīng)組織批準而戀愛（更不用說結(jié)婚）是不被允許的。14歲赴延安的夏沙，17歲與文工團同事戀愛，18歲懷孕，她找到副政委張際春（后任中宣部副部長，1968年迫害致死）主動坦白，請求處分。張際春早期肄業(yè)于湖南衡陽省立三師，在黨內(nèi)就算知識分子了，他給的處分還算柔性--無限期延長入黨預備期。整風搶救運動中，“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使夏沙成了抗大總校重點批斗對象，她在大會上誠懇檢討自己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作風”.新四軍中的畫家陳亞軍與鹽城中學一女生談戀愛，也被開了大會，狠斗一場。紅色隊伍里還有許多因戀人出身不佳受到組織勸阻、批判的，甚至鬧出不少自殺悲劇。1948年冀察熱遼解放區(qū)開展土改，《群眾日報》電報員韓志新與地主女兒戀愛，遭到批判，斥為“包庇地主”“接受賄賂”,韓志新思想緊張，當晚用步槍自殺。

    雖然沒有明文規(guī)定戀愛必須組織批準，但結(jié)婚離婚必須經(jīng)過組織。馮蘭瑞（中顧委員李昌夫人，經(jīng)濟學家）欲與前夫離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報告，1944年才獲批準。32歲的八路軍團長高自和，各方面都符合結(jié)婚條件，打報告申請與29歲的鮑侃結(jié)婚。其上司彭真不予批準，理由是八路軍團長不能與一名非黨員女性結(jié)婚，棒打鴛鴦。1946年春，高自如在華北前線犧牲；1947年4月，鮑侃獲準入黨，才獲得與戀人結(jié)婚的先決條件。這一遺憾，鮑侃攜帶終身。

禁欲主義是主旋律

    海倫·斯諾是最早訪問延安的老外之一，她在《延安四個月》（1937年）中說：“清教主義、禁欲主義以及斯巴達主義的哲學，主宰著延安的一切。”1937年1至9月，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報》記者身份采訪延安，在一次高級軍事干部會議期間，她試著教這些高級干部跳舞，“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

    低欲無私的清教徒式氛圍是延安的基本色調(diào)，制定出“二八五七團”的允婚門檻--二十八歲、五年黨齡或七年工齡、縣團級干部。達不到三項條件，自己識相點，往后退退。在革命團體中，禁欲主義是意識形態(tài)的絕對主旋律，個體欲望絕不可像今天這樣得到人性化關(guān)懷。

    留蘇15年的師哲，晚會上有時出節(jié)目，“我講個故事，在蘇聯(lián)人覺得很可笑的愛情故事，在延安竟沒有反應，尤其是講到親吻，聽者更覺不堪入耳。所以總有些和大家不大協(xié)調(diào)的地方。”延安氛圍被中共干部帶至各根據(jù)地。據(jù)浩然記述：1947至1948年的冀中根據(jù)地，有人搞不正當男女關(guān)系，就要拉出游街。“當時農(nóng)村政治斗爭也開始有了戰(zhàn)爭的火藥味兒。特別是大村，拉人游街的事兒，強迫人坦白的事兒，以及對犯了錯誤和有毛病的人開展大會斗爭的事兒，動不動就折騰一回。”

    延安也少不了最古老的故事。和平醫(yī)院的王抗博醫(yī)生與張看護生下一孩子，王醫(yī)生不肯負責，張看護自殺于醫(yī)院。“在延安，像這樣的事是很平常的。”也有一些生長于封閉環(huán)境的女孩，很少接觸異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個敢于擁抱她的男人”懷里。延安屢鬧愛情風波，整風前“延安的結(jié)婚率離婚率相當高”.革命似乎并未改變男尊女卑的國色。丁玲記述：“離婚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

關(guān)系脆弱的“周末夫妻”

    囿于條件，延安婚戀浪漫指數(shù)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訪問”,情人們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會。打谷場上，油燈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著草鞋跳舞?；槎Y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長征老干部舒同（后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與女青年石瀾結(jié)婚，中央黨校校長彭真主婚，辦了很莊重的婚宴--“粗面饅頭，西紅柿炒洋芋片，并以開水當酒。”這還算好的，有面有菜，辦了婚席。大多數(shù)延安婚禮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稱“花生米婚禮”.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江青結(jié)婚，也不過在鳳凰山窯洞外擺席三桌，很普通的幾個菜，一盆大米飯，沒有酒也沒有凳子，客人站著吃飯。毛澤東都沒有出來，江青出來轉(zhuǎn)了轉(zhuǎn)，打打招呼?？腿俗源蝻埑?，吃完就走，也不辭行。

    新婚青年沒有房子，十幾孔窯洞專門辟為“青年宿舍”,只有一張床，被褥自帶，不開飯，一天五毛錢。每到周六，小兩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單位。生活供給制、組織軍事化、思想斗爭日?；恳幻影踩硕加凶约旱膯挝?，“延安無所謂家，夫妻二人各在各的機關(guān)里工作生活，每禮拜見上一次面。同在一個機關(guān)里的，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飯。”

    延安女性革命熱情極高，婚戀又多因政治而合，自然也因政治而一路顛簸。一旦所嫁之人被逐出革命隊伍，宣布為“右派”“右傾”,離婚的概率相當高。因革命而嫁，也因革命而離。政治風波常常出現(xiàn)于這些革命家庭。據(jù)《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