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贊先生曾談到：“馮將軍的一生，每天每時，都在學習，不斷的學習，切切實實的學習。”馮玉祥將軍在泰山時的隱居時光，正是這種學習生活的真實寫照。

    中原大戰(zhàn)后，馮玉祥將軍曾先后兩次隱居泰山：第一次是1932年3月到10月，第二次是1933年8月到1935年11月。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后，馮玉祥雖極力主戰(zhàn)，但得不到蔣介石的支持，而當時主政山東的韓復榘派人迎接馮玉祥將軍至泰山隱居。在赴南京奔走呼吁抗日受挫后，馮玉祥經過認真考慮，抱著爭取韓復榘舉旗抗日的希望，第一次來到泰山隱居。但是，由于當時山東爆發(fā)內戰(zhàn)的危險日益加劇（蔣介石支持盤踞膠東的劉珍年，公開對抗時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馮將軍又不得不離開泰山，應宋哲元將軍之邀，到當時的抗日前線張家口去。1933年8月，在抗日同盟軍失敗以后，馮將軍又應韓復榘將軍之邀，于當年8月17日再次到泰山隱居。

    被迫離開抗日戰(zhàn)場、到泰山隱居的馮將軍，在到達泰山后的第二天，即1933年8月18日，便給自己和部下們下達了一項“新任務”,這便是讀書救國。

    1933年8月22日，馮將軍開始系統(tǒng)地學習革命理論和其他科學知識，請范明樞為他講《左傳》。接著，馮將軍又請來了陳豹隱、宋斐如、賴亞力、董志誠（即李紫翔）、趙橙之、楊伯峻、尹進、王謨等多位學者，由陳豹隱講授唯物辯證法，李季谷教授講授西洋史，李達講授馬列主義，陶行知等抗日愛國人士講述分析國內外形勢，另外還有歷史學、生物學、心理學、政策通論、國際政治情況、國內政治動態(tài)、外交論等多門課程。馮將軍還出面牽頭，把眾學者組織起來，在普照寺成立了一個“研究室”,訂閱了多種報紙雜志，分別對國際國內問題進行研究。馮將軍還從全國各地購買了不少圖書，并建了一個小圖書館，請在自己身邊工作的王倬如管理。

    馮玉祥對學習要求十分嚴格，除每周講課二至四次外，還結合實際進行時事討論，從無一次遲到早退，往往學習到深夜。在《我的讀書生活》中，馮玉祥曾寫道：“這些書可以使我認識過去、現(xiàn)在，知未來，可以使我獲得正確的人生觀，可以使我不走錯了路，可以使我的意志更加堅定，可以使我時時刻刻在前進。”

    馮將軍的刻苦學習可謂碩果累累，其中最著名的要屬他在1935年5月（距離納粹侵略波蘭的“二戰(zhàn)”全面爆發(fā)時間尚有4年）正式出版的《中國與二次大戰(zhàn)》一書。馮將軍在該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危機亦已日益成熟了。”并預見性地指出，“要想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必須首先發(fā)動抗日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好在我們中國有眾多的人口，有廣大的土地，只要我們有決心，戰(zhàn)爭的初期即使失敗，但由于我們作戰(zhàn)的強韌性，最后的勝利一定是始終屬于我們。”

    1935年10月19日，蔣介石又從南京給馮將軍發(fā)來密電：“泰安探交馮委員煥章吾兄鈞鑒：密。比來尊體如何，遙為康吉為頌。中央第六次全會舉行在即，黨國要計，均待商討，甚盼大駕早日惠蒞首都，共商一切。謹電速駕，不勝禱企！弟中正叩皓侍密東。”

    接到蔣介石的密電后，馮將軍在日記上寫道：“我以國事危險如此，不論如何，我應走一趟，把我要說的話完全說了，至于我個人之危險與否，應不問也。”

    馮將軍于1935年11月1日到達浦口，11月2日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六中全會第一次會議。11月18日，馮將軍被南京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投身于指揮部隊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緊張斗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