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七日，海頭西域長史、[關內(nèi)]

 

　　侯李柏頓首頓首。別□□□

 

　　恒不去心，今奉臺使來西，月

 

　　二日到此（海頭），未知王消息，想國中

 

　　平安，王使迴復羅，從北虜

 

　　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苻大往相聞通

 

　　知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

 

　　李柏尺牘文書是否是李柏寫給焉耆國王的信函。1908年由日本橘瑞超發(fā)掘于樓蘭遺址，現(xiàn)保存于日本。信函有兩份，分別寫在長23厘米，寬27厘米和長23厘米，寬39厘米的麻紙上。紙張細膩光滑，可能是當時西涼地區(qū)所用的最好的官方用紙。

 

　　李柏是西涼派駐樓蘭的西域長史。長史是漢朝設立的官職，相當于現(xiàn)在的秘書長和參謀長。漢時丞相、將軍均有長史官、軍方的長史可以率兵指揮打仗，那位“只愿生入酒泉郡”的悲情將帥班超就是一位將兵長史。漢時遠離長安的郡太守也有長史，協(xié)助太守料理政事掌管軍事防務，是一個手握軍事實權的官位。

 

　　關于西域長史，孟凡人認為：從秦始二年后，每況愈下，可能在秦始六年，至永嘉四年間撤離樓蘭。

 

　　樓蘭文書中永嘉四年（310年）、六年（312年）和建興十八年（330年）年號是在涼州再度穩(wěn)定局勢后，西域長史又進駐樓蘭。前涼亡后，西域長史不復存在。

 

　　西域長史地處樓蘭距涼州1000多公里。它雖隸屬于涼州刺史節(jié)度，但由于路遙函稀，很艱管理，因此，它實際屬于郭煌郡直接管轄，前涼時期屬于沙州管理。

 

平復帖
 

　　西域長史是中國西北最遠的、卻也是權力最大的行政機構。其一，它全權管理安排轄區(qū)的居民的生活，樓蘭地處邊遠偏僻、自然條件惡劣，本地土著居民加上軍隊以及來往商賈，生活資源和生產(chǎn)資源的供應負擔沉重，全靠內(nèi)地長途運輸補給，主要靠在當?shù)赝吞锓N植解決。樓蘭木簡記載并反映了當時的農(nóng)耕兵墾情況。（注，見西域長史府）屯田軍官張僉手下有21個士兵，種田512畝，軍官梁襄手下26個士兵，種田379畝，還要興修水利，保證農(nóng)田灌溉，以彌補軍糧不夠之憂。其二，負責絲綢之道暢通和來往使者商隊的安全。絲綢之路在鼎盛時期，中西交流的人流、物流絡繹不絕，可謂是首尾相望。“使者相望于道。”（注《史記·大宛列傳》）記：“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shù)百，少者百余人。”“一歲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遠者入九歲，近者數(shù)歲而反。”樓蘭長史乃一方政府當然要維護社會治安，系各方平安于一身。其三，協(xié)調(diào)兼安撫、監(jiān)視西域諸國的動向。當時西域有六大政權各個擁兵自重，自成體系，樓蘭長史既要負責調(diào)停各小國之間的紛爭，又要協(xié)調(diào)西域各國與中原王侯的關系。其四，樓蘭長史府即當時行政機構，又是軍事機構，是一種軍政合一的行政體制。地處西域各派勢力包圍之中的樓蘭，要始終保持強大的軍事威攝力，時刻準備著迎戰(zhàn)御敵。

 

　　李柏所處的是前涼時期。西晉之后，中國處于“五胡十六國”的又一次分裂時期。晉惠帝（301年）時，張軌出任涼州刺史、護善校尉。314年，張軌病死，其子張寔繼任，七年后被屬下所殺。345年張駿在涼州稱王。張氏是涼州世家大族。前涼對西域的控制實質(zhì)是涼州張氏集團的控制。前涼繼承晉制，在樓蘭設置西域長史府，在高昌設置戍巳校尉。晉咸和三年（公元327年）戍巳校尉趙貞謀反，自立為高昌郡，次年5月，西域長史府李柏率兵平叛。它的前身是西護府護府，始建于公元前60年，止于公元前107年。史料稱：“至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前107年），因西域而不復置都護。”

 

　　西域長史府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戰(zhàn)略支點和前哨陣地，是管理西域的最高政權機構。據(jù)史載，西域長史府的長史與內(nèi)地其他地區(qū)的長史不同，其他地區(qū)的長史是  附從，而西域長史則是西域的主官。也就是說，李柏是西域的最高長官。

 

　　魏晉王朝取得政權后，雖然國力消弱朝廷各派爭奪加劇，各地紛亂不止，但王朝階層和漢王朝一樣在對待西域的問題上頭腦是清楚的，保持并絲毫沒有放松對西域的統(tǒng)治力。這一時期，西域各邦趁中原無暇顧及邊事，紛紛征討，李柏被趙貞打敗而歸。后張駿親自出兵討伐，平定叛亂，將趙貞抓獲問罪。西域重新恢復了和平。

 

　　魏晉時期，以樓蘭西域長史、高昌戍巳校尉為前沿，玉門關長史為后援形成品字型的軍事態(tài)勢，李柏身處“前敵指揮部”擔當重任?！稌x書·張駿傳》記：“西域長史李柏請出叛將趙貞，為貞所敗……竟以減死論”。趙貞是高昌駐軍的最高長官，樓蘭殘紙中幾次提到他，殘文“逆賊趙”，“尚書臣柏言焉”，“即以……貞□逆”，“趙……自為逆”等，“同為丞臣君更遠”，李柏趙貞真有點兄弟相殘的味道。

 

　　孟凡人認為：李柏文書寫于325年5月4日，寫給焉耆王龍熙，意在通報情況，為發(fā)起對趙貞部的攻周，作準備。焉耆王龍熙是西域最大軍事勢力，李柏進攻駐在高昌的趙貞，必須要路經(jīng)焉耆控制的地區(qū)。據(jù)文書內(nèi)容分析，李柏的信寫在從涼州與張駿商定討伐趙貞，返回樓蘭之后。文書中提到焉耆使者和“嚴參事”一同，經(jīng)取道北虜返回焉耆的。“虜”歷史上是對少數(shù)部族的蔑稱。據(jù)王國維考證“北虜”是指活動在天山東部一帶的鮮卑游牧部族。“嚴參事”一行繞道“去北虜中”，李柏文書的意思很清楚，除了致以深情問候，聯(lián)絡感情外，也想試探一下焉耆王見到從涼州返回的使者及嚴參事的態(tài)度。嚴參事并非西域長史屬下，而是直屬涼州的官吏，他與焉耆使者從涼州至焉耆之所以繞道，可能是臨行前，張軌對他另有秘密使命。（注，王國維：“北虜者，匈奴遺種，后漢以來，常在伊吾車師間，晉時此地為鮮卑所據(jù)，謂之北虜者，用漢時語也。”）（注，關于柏文書寫于何時，見孟凡人《樓蘭新史》236頁—237頁）

 

　　李柏文書大體上講述的意思是：尊敬的焉耆國王，下海頭西域長史柏向你問好。別來無恙，闊別久矣，常常想念你啊，我們什么時候方能見面重逢一述舊情呢？今日派人帶些慰問品，略表心意，天氣炎熱，望國王及家人注意身體，全家平安。焉耆使者和嚴參事離開涼州，取道北虜，想必已經(jīng)回到焉耆了吧，我派遣使者前往你處，帶去親信以便互通消息，書不盡意。李柏文書的潛臺詞十分清楚：在涼州，我們已經(jīng)商量好聯(lián)手討伐逆賊趙貞，對策事宜，此次涼州方面特派嚴參事和貴國使者一同前往做北虜工作，以求得北虜理解和支持，出兵即好，不出兵至少保持中立，你我之間要保持緊密聯(lián)絡，能力合作拿下趙貞。避免腹背受敵之虞。不想此役李柏卻被趙貞打敗。后來張軌親自率部才將趙貞擒獲。

 

　　李柏文書的發(fā)掘經(jīng)過。李柏文書是1903年初由日本人橘瑞超在樓蘭發(fā)現(xiàn)的。他是繼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之后第3個進入樓蘭的外國人。當時，他不滿20歲。李柏文書初次公開是1915年，日本國華社出版的《西域文化資料》。1962年日本法藏館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奇怪的是1988年日本書道教育會議出版的《樓蘭發(fā)現(xiàn)殘紙·木牘》一書未收入李柏文書。關于李柏文書的準確發(fā)現(xiàn)地點，目前存在爭議。由于橘瑞超不是專業(yè)考古者，當時對李柏文書未作詳細記錄，他的探險日記后來又毀于火災。研究的各方只是根據(jù)橘瑞超提供的一張出土文書的照片來判斷其位置的，因此，一部分學者認為應在LK古城，一部學者診斷在LA古城。一紙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墨跡竟然至今弄不清楚“出生地”，這不禁讓我們對20世紀初那場列強對中國文化資料的瘋狂大劫掠心生遺恨，它是中國心頭永遠的痛。但這卻無妨于對李柏文書本身書法價值的存在，以及現(xiàn)在書法意義對它的考證和解讀。

 

伯遠帖
 

　　李柏的兩份文書率意、灑脫、規(guī)整卻絲毫沒有程序化和刻板的成分，入筆以尖鋒為主，收筆以鈍鋒為主，尖鋒和鈍鋒形成強烈對比增加了筆畫的生動性和趣味性，一筆之內(nèi)使用穩(wěn)定均速和略帶戰(zhàn)備的行筆方式，使筆畫的中間部分顯得厚重、墩實，墨色凝重即是淡墨也顯得明快、晶亮，由于書者使用多種筆法所以使筆畫的力度和表現(xiàn)力大增，在結構上，上下錯落，左右異奇，有的被加長橫畫，使其與比其它筆畫形成強烈對比，如“五”、“七”、“今”、“臺、”事“、”“大等字，“使”、“迥”、“覆”、“羅”、“從”、“北”、“虜”每個字搖曳多姿，風格多變，但連在一起構成了非常和諧而又動感的章法，在處理獨自和連字的關系上，仿佛是一曲優(yōu)美的樂章。這種筆法和結構顯然是楷體的章法，但卻比楷體顯得生動有趣，這為我們提供了楷體和行書變異過程的雛形。行書的筆法和楷體的章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似楷非楷，似行非行的變化，特別是一些如“到”、“頓”、“柏”、“消”等左右字形的處理非常巧妙，“消”字的“氵”寫的很小，“肖”部寫的很開闊，“氵”和“肖”不成比例，“氵”和“小”寫成沙字底下的月部寫得很大，仿佛是月?lián)纹鹆松常@種字結構妙趣橫生，童味十足，令人賞心悅目，古人在處理字結構方面是有創(chuàng)造性的。再比如“海”、“頭”、“親”，海“氵”和“每”字上撇與橫畫相連，頭字的“豆”部和“頁”部相背卻比翼盼顧，親的“親”部和“見”部神態(tài)各異，“親”字的筆畫有意加密，而“見”字方框有意加寬加長，形成兩部的虛實對比，疏密對比特別是見字的彎勾撇寫成了一個非常有力度的大彎，出筆上挑，使字的走勢有一種上揚感。李柏充分利用筆畫的外開性來表達自己的書寫感情，每一筆都看上去神采飛揚，神態(tài)各異，如“域”的斜撇筆力強勁，銳勁顯露，把斜撇作為一字的主筆，“大”字的撇和捺相連，撇向捺的過渡使用了大幅度的翻鋒，這種寫作的筆法非常新穎，從臨摹的角度講，它很難臨摹。翻鋒所表現(xiàn)的筆法內(nèi)部運行十分復雜，難臨摹，一方面表示這種筆法對書寫的功底要求很高，要求書者手腕的控制能力和力到達筆尖的準度要拿捏并配合的十分準確。另一方面這種翻鋒筆法已經(jīng)失傳，因為我們在后來的書法作品中很難看到這種筆法，仔細觀察其由捺向撇轉(zhuǎn)化時，手腕向左旋轉(zhuǎn)而筆尖則向右旋轉(zhuǎn)，成為兩股筆力的扭力才形成了捺畫的力度，仔細觀看捺畫的飛白處的筆毫行進的線路不是直線而是曲線，這樣一種筆毫的偽曲線恰恰是筆力老辣古樸的表現(xiàn)，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一捺呈破鋒的姿態(tài)。在現(xiàn)代筆法中被認為是不能出現(xiàn)的敗筆，而在這里卻恰恰反映出書者急于表達的急切心情，李柏寫信是有求于焉耆國王，和下面“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連起來把李柏急于平亂的心情表達的淋漓盡致，十分生動的反映出書者當時的寫作心態(tài)，把它和嚴真卿的《祭侄稿》并列來讀，均可反映出書寫者在特定情緒之下的書法激情是完全不一樣的，如前所述李柏第一封文書是楷體味較重，而第二封文書則是行草味較重。兩種不同的書體表現(xiàn)書者不同的書寫意境，第一封信是草稿字字斟酌，句句推敲，邊想邊寫，寫寫停停。第二封則是字連意暢，已經(jīng)想好了再寫的，因此第一封信表示出書者書寫時猶豫不決，瞻前顧后的心態(tài)，第二封信則表示出書者胸有成竹，一氣呵成的心態(tài)，在中國書法中我們很難看到名家在兩種不同心態(tài)下書寫同一內(nèi)容的作品，而且很多大書法者總是把自己的草稿付之一炬，只留下了“成品”作品，因此，我們也很難從同樣內(nèi)容來對比不同書寫心態(tài)下書法作品。而李柏的兩封文書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就總體而言李柏兩封文書都具有放蕩瀟灑，明快通透的魏晉自有書風。他是那個時代書風的具體體現(xiàn)。

 

　　對李柏兩封文書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出自于一人之手，一種認為出自于兩人之手。一人說法的主要理由是，兩封書信書風相同，筆法相同，兩封都是初稿。二人說法的主要理由是，兩封文書書風和筆法有明顯差別。我支持第二種說法，理由如下：其一，兩封文書字體差異很大，第一封以楷體為主，第二封以行體為主，一個人不可能在同一天寫出這樣差異極大的兩封文書。其二，兩封文書的筆法差異很大，第一封文書雖然也有轉(zhuǎn)筆的味道，但夾雜著方筆更多，在折鉤上有很大差異，第一封文書的“五”、“月”、“七”、“今”等字的轉(zhuǎn)折成90度的直角，棱角分明。第二封文書同樣的這幾個字完全是在折鉤處采用扭轉(zhuǎn)的筆法，就整體而言第一封文書多采用提按的筆法，第二封文書則采用扭轉(zhuǎn)的筆法，其三，在謀篇布局上有顯著差異，第一篇文書規(guī)整，筆法凝重。第二篇文書通篇筆法流暢，字形飄逸，無論是點畫還是字形都講究上下連貫，左右呼應。其四，字結構的處理有明顯的不同，第一封文書字結構大多方正、端莊，而第二封文書字形有方有長，結構傾斜，行距與字距完全打通形成了很好的氣韻流暢的感覺，關于這兩封文書可能是這樣，第一封文書出自“秘書”按照長史的意思書寫的草稿，再交長史過目并由長史親筆書寫第二封文書。第二封文書之所以也是草稿，可能是因為長史在寫好后覺得某些辭句尚需修改，或丟字需要添加。我認為由秘書寫成由長史修改，還有一個論據(jù)是第一封信里“海頭”兩個字是新添的，這兩個字和第二封文書的筆法墨色一模一樣，顯然是長史看過之后加上去的。

 

　　關于草書大都認為章草和行草產(chǎn)生于漢末魏晉時期，但是章草和行草之間的傳承關系以及今草起于何時卻由于沒有史資而很難判斷。李柏《尺牘文書》為研究章草與今草的轉(zhuǎn)換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

 

　　晉人所存留的墨跡只有三個：陸機的《平復帖》，李柏的《尺牘文書》和王珣的《伯遠帖》。這三份法帖形成了一個章草與今草的時間鏈條，讓我們可窺見晉時字體的演變?nèi)^程。現(xiàn)對三個法帖作一翻分析。

 

　　晉陸機《平復帖》釋文：“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為慶。承使唯男，幸為復失前憂耳。吳子楊往初來主，吾不能盡。臨西復來，威儀詳跱。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思識□量之邁前，勢所恒有，宜□稱之。夏伯榮寇亂之際，聞問不悉。”陸機（261—303），字士衡，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qū)）人。祖陸遜、父陸抗，都是東吳名將。此帖是至今保留最早的書法作品。

 

　　關于此帖的傳承收藏充滿了驚險離奇，根據(jù)董其昌、溥偉、傅增湘、趙椿年題跋可知，此帖宋代入宣和內(nèi)府，明萬歷間歸韓世能、韓逢禧父子，再歸張丑。清初遞經(jīng)葛君常、王濟、馮銓、梁清標、安岐等人之手歸入乾隆內(nèi)府，再賜給皇十一子成親王永瑆。光緒年間為恭親王奕欣所有，并由其孫溥偉、溥儒繼承。后溥儒為籌集親喪費用，將此帖待價而沽，經(jīng)傅增湘從中斡旋，最終由張伯駒以巨金購得。1956年張張伯駒夫婦將《平復帖》捐獻給國家換得一紙獎狀。（注，關于張伯駒捐獻《平復帖》一事見《往事并不如煙》）

 

　　王珣《伯遠帖》釋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yè)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yōu)游。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幼時小字法護，為東晉著名書法家王導之孫，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

 

　　從時間分析：陸機生平（公元261—303）《平復帖》的最晚書寫時間不會晚于303年，李柏書于公元325年或327年，王珣（公元350—401年）《伯遠帖》最晚的書寫時間不會晚于401年，從陸機到王珣時間是100年左右。

 

　　從筆法分析：陸機的《平復帖》以禿筆為主，筆畫飛白較多，多用轉(zhuǎn)筆書風樸實厚古執(zhí)著，筆法方純鈍實，結體奇異灑脫，行筆帶有明顯的隸書筆意，由于章草是從隸向草轉(zhuǎn)換的書體，章草也被稱為古體。陸機的書風讓我們看到了由隸書向章草轉(zhuǎn)變時的寫作狀態(tài)和書法特性，而章草由行草的轉(zhuǎn)變一般都認為是從王羲之開始，理由是王羲之留下的墨跡，特別是《蘭亭序》（盡管王羲之所有墨跡臨品）具有明顯今草的風格，飄逸灑脫，流暢優(yōu)雅，而現(xiàn)在當我們看到李柏《尺牘文書》方知今草的始作俑者應該是李柏（以目前的考古文獻發(fā)現(xiàn)為主，至于今后考古發(fā)現(xiàn)新的史資又另當別論），李柏書寫這兩封尺牘文書時王羲之還沒有出生。

 

　　從傳承的關系分析：陸機的章草到李柏《尺牘文書》的時間大約為60年左右，這期間是章草和行草同時出現(xiàn)的時期，由于章草仍帶有立意且字結構仍為脫離隸書的影子，從書寫的角度，筆法的流暢性和規(guī)范性受到局限，因此向行書的轉(zhuǎn)換就成為書法的必然趨勢。李柏及其樓蘭殘紙都表明這一時期行草由于書寫迅捷便于識別，而迅速得以推廣成為主流書體?！镀綇吞泛屠畎亍冻郀┪臅废啾容^，既有古樸雄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色，如前所述行草和章草相比是今妍，章草是古質(zhì)，這兩份法帖很好地表現(xiàn)古質(zhì)今妍的各自特點。相比而言李柏《尺牘文書》更加優(yōu)雅流暢，筆意盎然，富有青春般的運動感和韻律性，這種青春氣息是今草的時代特征，它奠定的青春書風影響了包括王羲之在內(nèi)的所有晉代書者以及后世的書者。李柏《尺牘文書》寫于325年或327年，30年后即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才寫下了流芳千古的名作《蘭亭序》，把《蘭亭序》和李柏《尺牘文書》加以比較，兩者的書風極為相似，可以說是姊妹篇。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李柏文書是隨意寫成的一封書信原稿，而《蘭亭序》則是字斟名酌刻意而作的書法作品，如果李柏也是刻意書寫的話，他的水平肯定會高于隨手而作的書信，即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李柏《尺牘文書》所表現(xiàn)的技法之熟練，筆意之老辣，書風之華麗，一點也不遜色于《蘭亭序》。我們常常談到魏晉筆法時陷入一種誤解，即把李柏文書歸結為民間書法，而把王羲之稱為傳統(tǒng)書法，認為民間書法的隨意性和不規(guī)則性損害了它的藝術價值，其實李柏不是一個民間人士，而是一名魏晉德高望重的高官，他的書法不應該是民間書法的范疇。李柏是史記記載的西域長史，在整個漢代以及魏晉的中國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中心長安，而其戰(zhàn)略的方向則是在敦煌及西域地區(qū)。當時的樓蘭如同今天的深圳一樣地位顯赫，作用重大，當時朝廷派往這一地區(qū)的官員要比派往南方地區(qū)官員的能力更強，一般都會選派年富力強，行事果斷的官員去任職。李柏被委任為西域長史，肯定是在同一級的朝廷命官中的佼佼者。其二，魏晉選拔官員繼承了漢朝的舊制，具有嚴格的程序，被選拔的官員學識水平，出身為人都要經(jīng)過層層考查，魏晉官員的學識包括毛筆字寫得好壞，都是首先要考慮的，這和后來的科舉制度一樣，毛筆字寫得不好的人第一關就會被涮下去。其三，魏晉的官員大多出生于貴族，魏晉時期門閥氏族勢力干預朝政，選拔官員基本上是在貴族圈子內(nèi)的。魏晉是中國唯一有貴族精神的時代，此后包括唐代中國實際上沒有貴族也沒有貴族精神，貴族精神意味著責任擔當，在放蕩不羈、奢侈享樂的背后，貴族的人格魅力是魏晉社會政治制度賴以存在的支柱力量。史書曾記載，魏晉的九品官員必須出自名門望族，盡管前梁是獨立的政權，但其繼承的仍然是魏晉的貴族制度。其四，李柏的書法造詣極深，他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晉代最早，也是最好的書法大家。李柏《尺牘文書》提供了認識中國書法的一把鑰匙，提供重新評估中國書法史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