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雜志 作者：劉寶東

中國向東南亞移民的歷史可追溯到漢代。有清一代，福建和東南沿海地區(qū)，地狹人稠，剩余勞動力無處安身，而此時的南洋地廣人稀，資源富饒。閩粵兩省與南洋僅一水之隔，得“地緣”之便，又有海外同族、同鄉(xiāng)的召喚和吸引，一些無以謀生的民眾紛紛飄洋過海到南洋謀生。清初放洋出海的華南居民，以去爪哇島各地的人數為最多。17 世紀下半葉，爪哇島上共有五萬多名中國人，至18世紀初僅巴達維亞市（雅加達）就有華人十萬之多。據統(tǒng)計，20世紀初期，全世界華僑總數約六百三十萬多人，其中東南亞（當時習慣稱南洋）華僑約近四百二十萬人。廣大華僑多處在僑居國社會的下層，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對所在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贏得了當地居民的認同和贊許，相處的也十分愉快。

然而16、17世紀以來，西方殖民列強先是荷蘭繼而是英國的侵略觸角相繼侵入東南亞，華僑的社會地位由此一落千丈，處于任人宰割的社會邊緣，華僑的生活只能用心酸和悲慘來形容。為了獨占東南亞，荷蘭殖民者不允許華人從事獨立的經商活動，迫使華人只能充當開發(fā)其殖民地的勞工。1740年，荷蘭殖民者為了消滅華人的經濟優(yōu)勢，在巴達維亞城瘋狂屠殺華人一萬多人，造成了臭名昭著的“紅溪慘案”。在進行肉體上消滅的同時，對尚存的華人采取了殘酷的歧視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兩端:

首先，課以重稅，限制人身自由。東南亞殖民地中以荷蘭殖民政府的賦稅名目最多，稅率亦最高。在荷屬殖民地的外國人都不征收人頭稅，惟有華人不但征以重稅，甚至比當地的土著居民還要加數倍。華人日常生活的任何舉動，如升旗、祭祀、宰牲，以及婚嫁、埋葬、修屋、開市等皆須向殖民地官員請示，甚至在清理街道時，遇到華人住宅，也經常橫加挑剔，若小有違犯，則課以重罰。郵政等其他公共機關也對華人肆意謾罵歧視，華人寄信郵匯也經常不按章辦理，嚴重地影響了華僑的正常的生產和生活。

其次，司法歧視，剝奪正當權利。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義政策，歷來不允許殖民地的被統(tǒng)治民族與宗主國臣民享有相等的權利。在荷屬南洋群島，1854年荷蘭殖民當局把當地居民劃分為四個等級，而華人被列為最末等。等級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權利也不相同。就荷蘭屬地的司法審判來說，它分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歐美及日本僑民被劃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蘭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權。華僑與土人被劃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納稅、交通等方面華僑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視和嚴格限制。

進入20世紀，海外華僑民族主義思想有了蓬勃發(fā)展，各類華僑社團大量出現。1900年，荷屬印尼華僑上層組建了一個新型的華僑社團——巴達維亞中華會館。在它的推動下,各地中華會館紛紛成立。這些會館號召僑胞革除陋習，倡導學習中國文化，創(chuàng)立報刊，創(chuàng)辦教育等等，加強了華僑間的團結，促進了民族意識的發(fā)展，加強了海外華僑對祖國的認同。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舉世華人無不歡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升起五色旗，鳴放爆竹，慶祝中華民國的成立。荷蘭殖民當局竟派軍警武力干涉，開槍打死華僑三人，傷十余人，百余人被捕。憤怒的華僑采取閉門罷市的行動以示抗議，荷蘭殖民當局進而出動大批軍警強迫開市，又逮捕千余人，釀成轟動一時的“泗水事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延續(xù)兩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這場洶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 海外華僑對國內的革命活動，始終給予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支持。華僑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都曾經積極參與，為革命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孫中山從創(chuàng)辦興中會起，從事革命活動的經費幾乎都來自華僑。他在總結辛亥革命時期國內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時，曾經做了這樣的概括:“披堅執(zhí)銳血戰(zhàn)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說，“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廣大愛國華僑對中國革命的持續(xù)關注和捐獻的大量物資援助，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孫中山常年僑居海外，深知僑胞疾苦，維護華僑利益在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南京臨時政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稱華僑為“國人 ”，雖沒有建立專門的管理僑務的機構，但實行積極的護僑政策，規(guī)定外交部負責管理“在外僑民事，保護在外商業(yè)”。華僑對新生政權也寄予了極大期望。 1912年2月成立了華僑聯(lián)合會，成為臨時政府聯(lián)絡海外華僑和處理華僑事務的得力助手，進一步密切了華僑與祖國人民間的聯(lián)系。“泗水事件”發(fā)生后，華僑分別致電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國臨時政府和上海華僑聯(lián)合會，請求保護。泗水華僑遭受不公正對待的消息傳至國內，引起國內朝野各界的廣泛關注，維護華僑合法權益的呼聲響徹華夏大地，在群眾的憤怒聲援下，南京臨時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護僑行動。

由于南京臨時政府尚未被荷蘭政府承認，在孫中山主持下，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于2月21日致電主掌北京大權的袁世凱，述說荷蘭軍警的暴行，痛陳此次外交事件“事關國體民命”，請轉飭駐荷蘭中國公使劉鏡人與荷蘭政府進行正面交涉，“以存國體，而慰僑望”。同日，王寵惠又致電巴達維亞華僑，表示慰問，并告知“已盡力向荷使交涉”。2月23日，王寵惠再次致電袁世凱，轉告荷屬孟嘉錫僑民代表述說的“泗水事件”的最新發(fā)展事態(tài)，指出荷屬華僑為抵制荷蘭當局的暴行而舉行罷市以示反抗之后，荷蘭軍警擄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臨時政府請求合作交涉的建議，沒有得到北京當局的回應，王寵惠又于25日致電北京當局，指出泗水僑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國初立，豈尚忍如滿清政府放棄責任，漠視僑民”，若不速為拯救，僑民的生命財產將受到更大的威脅。

2月26日，孫中山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議決對荷蘭交涉的四項條件:一、限三日內釋放被捕華僑；二、賠償財產損失；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同時指出“如無滿意答復，民國自有相當之對待”。王寵惠將上述要求通知荷蘭外交部，并將對荷交涉的四項條件電告北京當局。2月28日，臨時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華工赴荷屬地，以此對荷蘭政府施加壓力。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舉措，既考慮到了國內的政情，又兼顧了中國當時在世界所處的地位，它的處理應當說是符合實際的，是值得肯定的。在臨時政府屢發(fā)數電之后，袁世凱才回電稱“華僑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在國內輿論和臨時政府的催促下，北京當局也屢次致電駐荷蘭公使劉鏡人，要求其竭力與荷蘭當局交涉。

在南京臨時政府積極爭取與北京當局合作交涉之際，華僑聯(lián)合會等民間組織也在強大民意的支持下，發(fā)動輿論聲勢，爭取事件的早日解決。3月1 日，華僑聯(lián)合會致電尚在北京的華僑聯(lián)合會會長汪精衛(wèi)，指出“泗水事件”“乃民國第一次交涉，如是失敗，則外侮紛至”，請求調和南北，迅速交涉。3月6日，又再次致電，述說泗水最新情況，指出若只是通過公使的電報往來，勢必使事件的解決曠日持久，而僑胞的損失亦會無形增大。上海公民急進黨致袁世凱的電文更是詞真意切，指出“泗水一案，尤宜堅持，弗輕解決。吾民等血淚矢誓，當為國滌羞。愿君努力，共挽國權”。廣大民眾的輿論呼吁，激起了國人的愛僑義憤，各界的通電紛至沓來，如雪片般匯成護僑的強大洪流，使荷蘭當局看到了中國不同以往的護僑情結，不得不采取妥協(xié)避讓的策略，加快了事件的解決進程。

由于中國政府立場強硬，民眾情緒高昂，經反復交涉，迫使荷蘭政府不得不釋放所有被捕者，并答應如下條件:一、懲辦殺害華僑的兇手；二、優(yōu)禮安葬被害華僑，撫恤家屬；三、受傷華僑除由荷蘭政府負責醫(yī)治外，并給予調養(yǎng)費；四、華僑財產損失如數賠償；五、荷蘭政府對旅居荷屬的華僑與荷蘭人同等看待。南京臨時政府在“泗水事件”交涉過程中，一改晚清政府在對外交涉上軟弱可欺的局面，為在海外忍氣吞聲的泗水僑胞爭得了合法權益，“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使近代中國外交有了新的生機，也是南京臨時政府外交活動中的閃光點，贏得了海外華僑的廣泛贊譽，使海外僑胞第一次感到獨立的中國是自己的堅強后盾，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