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攝于漢口的“五虎將”：黃琪翔、陳銘樞、郭沫若、張發(fā)奎、葉挺。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世間》雜志，上海書店2008年4月版  作者：胡志偉

《張發(fā)奎口述自傳》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派專人來香港訪問張發(fā)奎上將四百多次、并在港臺兩地專訪有關(guān)軍政人員予以核實后整理而成的。其英文原稿沉睡在哥大珍本與手稿圖書館四十多年，沾滿灰塵，迄今無人將此1089頁英文原稿完整地譯成中文。張發(fā)奎在訪談中說話坦率，牽扯到個人恩怨政壇是非的字句甚多。故他在第廿章腳注中聲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內(nèi)容不得公開”，其他章節(jié)涉及人物評價便吩咐記錄者用雙括弧圈起，暫不公開。

如今，張將軍作古已28年，他所月旦的政壇人物全部都已魂歸天國。筆者于2005年7月赴美時，由哥大講座教授夏志清陪同，買下了張發(fā)奎口述歷史的中文版權(quán)。至此，發(fā)表這些讜論已百無禁忌，在該書中文版面世前，先將這些最精彩的內(nèi)容獻給讀者，相信對廿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不無小補。

李宗仁欠缺毅力　白崇禧非常陰險

“蔣先生失去大陸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數(shù)高級軍官告訴他：他們一定能消滅共軍?？瓷先ザ夹判氖悖巳硕疾桓艺f出相反的觀點。”“蔣先生派人擔任不同的職務猶如在麻將臺上換位子，就這幾個人輪換著這些職位。”“我認為‘不成功則成仁’是不智的。死守這種戰(zhàn)略是嚴重的錯誤，死守有什么意義呢？死了人如果無補于事，則這種犧牲是沒有價值的。宋美齡女士認為國軍如能在上海多守一兩個月，將可引起國際干涉和支持，因而我軍先后增兵六十個師，以致國軍元氣大傷，影響南京過早失陷。”“徑自越級指揮，是蔣先生常犯的毛病。最高統(tǒng)帥部任意分割建制和隨便破壞戰(zhàn)斗區(qū)分的事情，乃是世界戰(zhàn)史上絕無前例的做法。”“焦土政策對敵人不會造成很大障礙，可老百姓卻深受其害，把自己同胞的家園燒得一干二凈。”“蔣先生應捫心自問：他有沒有能力消滅共軍，如果答案是能夠，他就不必接受馬歇爾的調(diào)停；如果不能，他就該誠心誠意同中共談判。他談判與剿共同時并舉，引起馬歇爾對他發(fā)怒且責備他不誠實。馬歇爾幾次上廬山求見，蔣故意去奉化避見，此舉嚴重開罪了美國，導致大陸沉淪。”

對于蔣經(jīng)國去上海“打老虎”，張發(fā)奎說：“一開始我就不認為他會成功，因為他觸犯了特權(quán)階層的既得利益。”

對“太子派”首領(lǐng)孫科的評論：“他學問淵博，但私生活異乎尋常。”

對李宗仁的看法：“他的軍事才干很普通，做事欠缺毅力，作繭自縛，猶如風中之燭。”“李宗仁在堅定、耐力方面遠遠不及蔣先生，他缺乏不拔之志，還學會了中國政客的機巧權(quán)術(shù)，吹牛皮放大炮。”對李宗仁七十四歲返回大陸之舉，也頗不以為然，“在流亡海外十六年踏入老年后再作馮婦是不智的。”

對于張群出任行憲后第一任行政院長的看法：“政學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沒有政策的官僚。”

對國舅爺宋子文：“他真是把中華民國當作他的私有財產(chǎn)！”

對白崇禧的看法：“他有軍事天才，足智多謀，但非常陰險，不坦率，遮遮掩掩的，李濟深、黃紹等桂系領(lǐng)袖都是這一類型。徐蚌戰(zhàn)場危急時，蔣先生想把桂系部隊從武漢地區(qū)調(diào)到前線增援，雖然武漢沒有險情，但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拒絕了。既然是奉命調(diào)走，一旦武漢因而失守，他是不必負任何責任的。”

汪精衛(wèi)軟弱無能　閻錫山狡黠圓滑

胡漢民“學問淵博，責任心強，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簡樸，但他心胸狹窄沒有孫總理的器度”。

汪精衛(wèi)“軟弱無能，作為行政院長，他本身沒有主意，不敢對蔣先生進言，卻又官氣十足，忘了他從前的理想”；“把自己對蔣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義之上了”。

陳璧君“以玩弄政治為樂，對汪精衛(wèi)的革命精神起了負面影響”。

陳公博“官氣十足，私生活不正常，這種人竟攫取了高官厚祿”。

“陳誠有時做事不很公平，他要我代表李芳郴向蔣先生求情，盼望我要求蔣先生寬恕李芳郴。我拒絕了，畢竟李芳郴是違反軍令臨陣退縮的罪人。我到韶關(guān)不久，陳誠要我給他的保定校友郭思演安排一份職務，郭原任虎門要塞司令，日軍逼近廣州時，他率先逃跑，最高當局要求逮捕郭。我拒絕了陳誠的請托，我無權(quán)給郭洗脫罪名。”

“閻錫山以及大多數(shù)北方武人都很狡黠也很圓滑。”南方軍人又如何呢？張發(fā)奎指出，1936年6月初的兩廣事變是“李宗仁與陳濟棠以抗日為幌子從事分裂國家反對中央的活動”。

“陳濟棠對粵東綏靖主任余漢謀在東江地區(qū)走私鎢砂運往香港一案持眼開眼閉態(tài)度，省政府失去的一大筆稅收流入了余漢謀個人以及其下屬的腰包。”在余漢謀倒戈后，陳濟棠陳維周弟兄挾公款兩千六百萬元乘英國軍艦蛾號逃到香港。

“‘八·一五’在上海南翔長官部召集軍事會議時，日機臨空，警報突至。不要以為基督將軍（馮玉祥）身材魁梧，練兵有方，但膽子極小，他奪門而出，踉踉蹌蹌，向外面田塍直奔，一個不留神，滑腳跌進了稻田，弄得渾身上下盡是泥漿，使與會將領(lǐng)張治中、楊虎等都為之忍俊不禁。”“馮玉祥是不可信任的，整天好像在做戲，常常穿著士兵的服裝作秀，看上去很古怪。我對北伐軍政務局長說這是個野心家，他也同意我的看法。”“有一個在馮手下任參謀的同學告訴我：有一次馮在開封召集會議，原定早上八點開會，馮遲到了半小時，乃宣稱自己犯了過錯，理應摑掌。于是，他下跪，自己打自己耳光，還左右開弓輪著摑。所有在場官兵不得不跟著下跪，且自我摑掌。”

孫立人恃才傲物　杜聿明心高氣傲

“恃才傲物是孫立人失勢的主要原因，美國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為美國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國人是不可靠的，孫立人的矜才使氣使他得不到蔣先生的信任。”

吳稚暉“暗中支持李濟深，李的女兒拜吳為老師，由李濟深每月付五百大洋束。吳常常說自己不在乎，他太偽善了。戴季陶也十分偽善。我在第二次護黨救國運動的通電中所提的‘惡化腐化勢力’就是指吳稚暉、李石曾、戴季陶之流”。

郭沫若“不落俗套，有點浪漫，作風懶散，卻很健談，口才便給”。

“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擅自實行焦土政策，他必須為長沙大火負全責，我認為應該槍斃的是張治中，而非長沙警備司令酆悌。”

東北行營主任兼行營政委會主任“熊式輝愛擺官僚架子，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是個小有才干的軍人，但心高氣傲”。

“蔣先生與國民政府第二個重大軍事失誤是在共產(chǎn)黨問題獲得解決之前就下令裁軍。許多軍級單位被裁撤，導致軍官們突然失業(yè)。問題不在于給他們（安插到后備軍官團）吃飯就夠了，此舉影響士氣。裁減軍隊、與民生息這是對的，可是執(zhí)行過程太倉促了，這是大多數(shù)高級將領(lǐng)的觀點。這事又得歸咎于陳誠，此人鼓吹裁軍最力，又十分沖動。”

八年抗戰(zhàn)以空間換取時間

1936年蔣先生任命薛岳為貴州省主席后，龍云與薛結(jié)拜成金蘭兄弟，我不喜歡這類東西，這屬于封建性質(zhì)。在軍閥時代，這種結(jié)拜弟兄具有政治謀略的特性。當軍人想利用別人時，他們便以交換紅帖子來變成義兄弟，帖上寫著‘同生共死’云云。”

“在共軍與土匪被趕走后，復興重建工作應該交給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軍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們兼任省主席，那就是軍人怎樣會變得有錢有勢。雖然我是粗魯?shù)能娙?，我知道在如此環(huán)境下潛藏的危機，我強烈反對任命軍人任省主席的傾向。試問哪一個省是由軍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絕非輕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軍人任省主席政績良好。有人說福建省主席陳儀，然而我不同意這一說法——許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覺軍人十之八九是獨裁者，倘若我當了省主席，也許我也會變成獨裁者。但我從來不想被任命為省主席，我始終認為軍人從政是錯誤的。統(tǒng)率一萬多人的一個軍已經(jīng)夠困難了。一個最小的縣也居住至少八千人，而大的縣份往往超過一百萬人。如果管理一個軍夠傷腦筋了，一名軍人怎能去管理一個縣！命令發(fā)布下去，絕不能保證它得到執(zhí)行，很難指望老百姓會執(zhí)行某人的命令，因為他們絕不是像士兵那樣組織嚴密。”

“我參加了淞滬、武漢、桂柳會戰(zhàn)。可以說，在戰(zhàn)略上這三次會戰(zhàn)都是成功的，我們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但在戰(zhàn)術(shù)上，我們失敗了。講句真話，我們從末取得一次勝利，只是延宕了敵人的前進，還多次重創(chuàng)敵軍。大多數(shù)海內(nèi)外同胞認為，我們以劣勢裝備與粗淺訓練，英勇地與武器精良訓練一流的敵軍鏖戰(zhàn)了八年，最終取得了勝利。然而從一個軍人的觀點，我認為談不上英雄史詩，我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

軍人通常喜歡夸大戰(zhàn)績，張發(fā)奎卻截然相反。他說：“老百姓稱贊我的炮兵是神炮，雖然擊中了出云艦，我們也只能打它個輕傷，打不沉它，因為我們的大炮火力不夠。我們一開炮，敵軍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事實上，出云艦沒有遭受傷亡”，“我們的船艦太小，效益不彰，海軍陷于崩潰境地，敷設(shè)的水雷沒什么大用處，因為敵人擁有掃雷艦，漢奸‘水老鼠’掃盡了我們在長江與鄱陽湖布下的水雷。在水底，豎立橫跨長江的鐵絲柵欄網(wǎng)，是因為我們沒有海軍，那可不頂事。”“在淞滬會戰(zhàn)，我們的空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實際上幾乎是耗盡了。剩下的飛機不敢出外攻擊敵軍，而敵人的飛機卻低飛掠過我軍陣地，日以繼夜。我們的高射炮沒有擊落過敵機。有時我們派蛙人去炸敵艦，可是未曾對敵艦造成重大損傷。”

張發(fā)奎不浪殺人不念舊惡

對于國民黨在軍中建立的政治工作，他認為“毫無價值，他們的工作并不認真，給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產(chǎn)黨的政工人員在親近民眾方面成效卓著，國民黨的政訓處人員只是監(jiān)督部隊長對蔣先生的忠誠程度”。

對于內(nèi)戰(zhàn)期間國民黨在地方基層建立的保甲制度，張發(fā)奎認為是“徒有其名，不起作用”，“許多民眾痛恨保甲制度，不是因為制度本身，而是因為人民廁身其中。以前村長是壓迫全體村民的唯一惡人，保甲制度卻把保甲長添加到壓迫下層民眾的行列中去了。保長壓甲長，甲長壓迫百姓，每當設(shè)立一個新的機構(gòu)，中國人的貪腐陋習便乘勢蔓延，新的機構(gòu)打開了攫取更多貪污機會的大門，像民諺所說：一個香爐一個鬼。”

對于汪偽集團的首腦，張發(fā)奎卻作了異于常人的評價，他說陳璧君“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較強硬的，她就是這種類型的人。陳公博周佛海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較堅定，當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時，陳公博敢于大膽提出異議，這就是上海市民對陳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1946年3月死于空難，周佛海會離開監(jiān)獄的”。

張發(fā)奎是北伐名將，在汀泗橋、賀勝橋、武昌攻城之役，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榮獲“鐵軍”之譽。他手下的第四軍參謀長謝膺白，在中共的武漢戰(zhàn)犯管理所中寫了一篇《張發(fā)奎傳略》，對他的人格、政治立場橫加抨擊，但也畢竟承認他“自從帶兵以來，約束自身相當嚴格，生活相當儉樸，不敢浪費”；另一位在第四軍當過政治部主任的麥朝樞也在大陸的“政協(xié)文史資料”中撰寫《我所了解的張發(fā)奎》一文，稱“張氏有其他軍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殺人，二不念舊惡。前者指獨操生殺之權(quán)，而從不以私意殺人，故能得部屬之信任，第四軍解體后，其精神永遠存在；后者系指他對朋友及部屬之過失，說說罵罵便了，而從不存心算賬，故部屬都具安全感，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反對英軍在香港受降

張發(fā)奎早年是汪精衛(wèi)的追隨者，以伺候?qū)O中山的虔誠來效忠汪精衛(wèi)，但1939年汪精衛(wèi)降日后，張即動員在粵北的黨政軍要人簽署通電，還向廣東民眾發(fā)表廣播演說，譴責汪氏叛國投敵。雖然張本人對蔣介石有所不滿，但他堅持“民族大義重于私人恩怨”，“我敢毫無疑問地說，余漢謀、白崇禧、薛岳與我不顧及蔣先生的各種缺失，仍寄信心與希望于蔣先生，是因為他堅持抗日。國難應該重于一切私怨的”。

抗戰(zhàn)勝利后，盟軍總部原已決定第四戰(zhàn)區(qū)派大員去香港接受日本駐軍投降儀式，但英相丘吉爾為了維系大英帝國的面子，便要求美國人去游說蔣介石，最后蔣同意由英方主持受降典禮。張發(fā)奎說：“我們不應該同意這一更改，不應該屈服于英美的壓力。對于香港受降任務，我特別感到興奮。香港在國人心目之中，是一個國恥的創(chuàng)傷。過去它是罪犯的避風港、資本家官僚們的樂園。廣東風氣的敗壞，以及廣東政治的商業(yè)買辦化，都直接受香港的影響。盟軍最高統(tǒng)帥部首先劃定香港地區(qū)歸中國接收，根據(jù)戰(zhàn)后領(lǐng)土主權(quán)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觀點，是有充分理由的。”

抗戰(zhàn)勝利后，在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任上，毅然下令逮捕意籍日本間諜、法國領(lǐng)事衛(wèi)映章的姘婦貝安加，并派兵包圍法國駐穗領(lǐng)事館，強行搜索該犯之來往文件檔案，勒令法領(lǐng)事當面簽字認錯。1945年10月斷然派劉紹武師長率部封鎖穗澳邊境，禁止肉類蔬菜出口，迫使澳葡當局引渡匿澳日本戰(zhàn)犯與漢奸且查封其財產(chǎn)。1948年1月批準軍統(tǒng)廣州站組織特別行動隊，在港九散發(fā)傳單，警告港英當局停建屏山機場、取消限制華人入境，引渡所有漢奸到廣州受審，否則將發(fā)動十萬青年對香港實施毀滅性行動。凡此種種都維護了國家主權(quán)、捍衛(wèi)了港澳同胞的合法權(quán)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