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奴才，董其昌

誰說書生文弱？明代后期的江南書生，文武都不輸人。學官下來考察，以前是屏息執(zhí)敬，唱名序坐，后來則大呼小叫，尋朋喚友，任意座次。據(jù)一個叫伍袁萃的人回憶，如果有人得罪諸生，無論是官長還是鄉(xiāng)紳，立遭群起而攻，文則編故事來罵人，武則攘袖出拳，顯示一下南方之強。還有更厲害的，市井之人相爭，常威脅說“我雇秀才打汝”—這些有趣的景象，時人以為是世道人心之一大變。

為什么這種變化首先發(fā)生在江南？原因之一，是那時的江南商業(yè)發(fā)達，讀書人要吃飯，已不必全指望田畝和官場；既然誰家的銀子都是白的，仕途的籠絡力量，雖仍居首，已非獨大?？既∩鷨T，便已減免賦役，此后能中舉固好，不能登仕，也有很多活路。

萬歷四十年元宵節(jié)，涇縣幾個童生去某顏鄉(xiāng)紳家看戲，發(fā)生沖突，一個童生被毆死。僅一天時間，周圍五縣的童生便發(fā)動起來，圍攻顏家，把家財搶得精光。類似的事件，自萬歷中葉以降，接連發(fā)生，以至于有人認為，古之所謂“士農(nóng)工商”四民，如今只余三民，士子汲汲于利，無異于商人。

當然，他們仍是士人。江南文風最盛，士林的一些變化，往往于此地始。比如王學帶來的道德松懈，對江南的影響，就比對北方的影響大些。但如能拋開道德的眼光去看，風氣的這種變化，也不很壞。讀書人敢以下凌上，靠的是人多，“事關一人，乃倡通學，事關本學，乃聯(lián)各學”，遂成地方政治中的一大力量。

不妨以董其昌的家難為例。“字如其人”之類的話，是完全靠不住的，但如果沒有萬歷四十四年的事件，董其昌的名譽，也不會像后來那樣不佳。那時他告病在家，優(yōu)游林下，順便大發(fā)其財。董其昌白手起家，至家產(chǎn)極為可觀，既不來自做官的收入，也不盡靠字畫所得，主要的源頭，還是大批的“投靠”（明代賦稅制度下特有的一種現(xiàn)象）。投靠來的人員，便是“家人”。在勢家，往往為豪奴悍仆，專恣橫行，聚斂多方。

先是董其昌的兒子與人爭奪使女。董家勢壓鄉(xiāng)里，輿情早已不服，事情一出，便有讀書人編出唱本，“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云云，丑詆董家，在閭巷流傳。事情傳到董其昌耳中，他又羞又怒，懷疑唱本是出自親戚范昶之手，逼他來對質。范昶受了委屈，回家十來天就氣死了。范妻上董家叫罵，又被董家的悍仆把范家的使女痛毆凌辱一番。

范昶父子都是秀才，此事便在讀書人中激起公憤。一郡生員為范家鳴不平，先是向官府控告，繼而飛章傳檄，遍及大街小巷，連街上的小孩子也在唱“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三縣一衛(wèi)的百姓齊來華亭，擁擠于道路兩旁，不下百萬，罵聲如沸，無從強壓。而董其昌的兒子和豪仆們不知進退，又從“打行”雇人，把守家宅，更激人怒。董家遂被焚搶，三處住宅燒為白地，家產(chǎn)一空，董其昌一生搜集的字畫也成灰燼。

董其昌事后力主把賬歸到諸生頭上，不是沒有道理。諸生事前有鼓噪之功，事后連狀訟冤，以輿論相抗，使得此事不了了之。一篇冤狀里說的“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奸邪”，幾百年之后，還有人拿它來評價董其昌，可見得罪多士，自古便是做不得之事。有人為董其昌分辯說，他兒子及奴仆的胡作非為，他未必知悉。無論如何，既為家長，算在他賬上，也不算怎么冤枉。何況董其昌虛名雖高，但在朝政中并無多大勢力。后來的錢謙益，魚肉鄉(xiāng)里細民的程度，只在董其昌之上，不在其下；但他外有東林黨的支持，內有曹太監(jiān)之助，便有告訐，也搬不動他。東林黨還有力量把錢謙益的名譽洗刷得干干凈凈，假如沒有降清一節(jié)，錢謙益的名聲定然比董其昌高出一大截。

歷代都有名士，而以晚明的名士最闊氣。誰家也沒有聚寶盆，錢從何來？從一方面說，四民混然，而士風先于世風而下，將是非、骨氣棄在一邊，追勢逐利，縱情聲色；從另一方面說，千年禮法，從內部發(fā)展出自己的破壞者，讀書人有從彀中逃出之勢，逃亡中的混亂也是難免。只是數(shù)十年后，新朝新政舊心腸，徒有晚明之頹唐，而無其銳利，也無其方向了。

據(jù)說董其昌經(jīng)此一變，字也寫得好了，畫也畫得好了，不知是否?，F(xiàn)在流傳的他的字畫，真少偽多，也難用來分析。我想那多半是臆測之言，就如同人們喜歡將作品與藝術家的經(jīng)歷連在一起—那種聯(lián)系定然是有的，也定然不在我們通常以為的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