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人們開始談論文學評論的危機，有曰"評論家失語",有曰"批評的缺席".志強的這本書又讓我想到這個話題。大概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評論（不管評論中國作品還是外國作品）逐漸向兩極分化，時至如今竟弄出一種相映成趣的對立格局：一者是艱深晦澀的學術評論，一者是浮光掠影的媒體評論。前者要旨在于演繹某種先在的學理，幾乎已完全撇開了審美趣味；后者多半是出版人雇用炒作的商業(yè)評論。當然，真正從文本出發(fā)闡發(fā)審美感覺的評論也并非完全消失，譬如志強的寫作就是一種可貴的存在。

　　此般情形自然不是幾句話能說得清楚的，大環(huán)境之惡化可能是主要因素，不說也罷。我想如此以往，評論家們也許真就武功盡廢?，F(xiàn)在的情形是，學院派批評沒有感覺與趣味，媒體派批評則缺少深度與灼見，二者都忽略了最本質的一點：文學是一種精神生活。

　　當然是這個時代的毛病。學院里的"知識氣候"翻云覆雨，將諸般意識形態(tài)"異形"播向社會，與動輒解構的輕佻風習一拍即合。其實，往往是批評并不缺席，而文學卻不在場。志強在《批評的抵制》一文中細述薩義德文化帝國主義批評之荒謬，就說到了這一問題。他委婉而又毫不含糊地指證，薩義德在舉述康拉德和馬洛的"敘事者權威"的同時，根本就沒弄明白敘事人馬洛的敘述意圖，所以"將馬洛'溯江而上的航程'說成是歐洲人'實施帝國統(tǒng)治和意志'".這種過于簡單化的判斷可以說是學院派批評的典型癥候，也就是用文學作品做了"意識形態(tài)清算"的靶子。實際上，批評者眼里只有帝國主義，沒有文學這回事兒。

　　志強的這類"評論的評論"還包含著對批評行為的深邃思考，他對毛姆和庫切的兩本評論集的評論都很值得一讀。他贊賞毛姆注重趣味而不受學理支配的直率風格，可是又十分警惕某些迂腐而偏執(zhí)的見解，至于說到毛姆往往用作者生平來解釋作品中的一切怪誕和頑念，則認為那是一種"匠人的思維方式"（《小說家言》）。顯然，他喜歡庫切那種"兢兢業(yè)業(yè)貼近原作的細讀和評述".從庫切以"創(chuàng)造性個體"為考察中心的批評活動中，他概括出一個精辟的說法："批評就其存在的作用而言就是產生出色的讀者，產生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對話。"（《批評何為》）

　　關注"創(chuàng)造性個體",自然涉及如何理解作者的敘述意圖（動機）。這在薩義德那兒是可以扯上"帝國態(tài)度"什么的，好像不完全是一個理論問題，其實有時只是批評者氣度、涵養(yǎng)的流露（取決于是否具有某種包容性思維）。在志強筆下，理解或許也是一種情感體驗。譬如，說到奈保爾后期創(chuàng)作變化，說到《魔種》為什么沒有寫成堪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相媲美的喜劇作品，他不認為那位年邁的作家已失去創(chuàng)作活力，而是"作者傾向于解釋而非虛構，追求經驗的價值更勝于想象的活力"（《"局外人"半生旅程》）。又如，說到《瘟疫年紀事》為什么看起來不大像小說，他認為主要是因為笛福對藝術作為人工制品的性質有不同理解，"他不僅要讓小說讀起來像一篇真實的回憶錄，而且要讓它顯得像一個匿名的抄本，仿佛它是撰寫于瘟疫流行時期的倫敦，在大火災中幸存下來，終于交到讀者手中……"（《笛福的瘟疫倫敦》）這樣的闡發(fā)也許不能說是一種真正有效的詮釋，卻比那種遽然指斥的判斷顯得更有理性，也更見風度。

　　（本文是李慶西為許志強著《無邊界閱讀》一書所作的序，有刪節(jié)，標題為編者所加，此書已由新星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