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政治聲望與號召力當然首先源自劉備的親民風格，其次則來自于劉備興復漢室的政治號召。
就第一點來說，早在平原時期，劉備就在“人民饑饉，屯聚鈔暴”的環(huán)境里，“外御寇難，內(nèi)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至于第二點--所謂興復漢室云云，恐怕更多的是諸葛亮的政治理想。至于劉備一而再再而三地抗曹，更多的似乎仍然是一種性格使然。
當建安三年劉備投曹之時，曹操待之以非常之禮，但是，非常之禮背后往往隱藏著非常的危機。事實上，當劉備勢窮來投之時，曹操的智囊團就已經(jīng)分裂為主殺與主留兩派。到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的時候，也就注定了劉備后半生如果想繼續(xù)留在曹操手下，必須十二分地夾起尾巴做人。甚至即便如此，多疑殘殺的曹操是否能容得下劉備，都是一個大問題。更何況，劉備的本性恰恰是寧折不彎，只不過是經(jīng)驗和慘痛的經(jīng)歷教會了他忍耐。也可以說，劉備的忍耐是非本性的，是為了更高層次的不忍耐。
寧做四處被追打的斗犬，也不當寄人籬下的哈巴狗，這就是劉備的人生信條。所以他敢在當安喜尉的時候鞭打督郵，也敢于在兵不滿萬、將只關張的情況下挑戰(zhàn)舉世無人敢惹的曹公孟德。雖然一次次被擊敗，卻又總能一次次逃脫，一次次卷土重來。如此反復，終于有了三顧茅廬的機遇和火燒赤壁的奇跡般轉(zhuǎn)折。
陳壽給劉備的評語是：“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很是切題。
一顧茅廬可謂劉備的轉(zhuǎn)捩點。三分天三下的戰(zhàn)略構(gòu)想一經(jīng)提出，劉備集團第一次擁有了明晰的發(fā)展戰(zhàn)略。諸葛亮與魯肅聯(lián)手促成孫劉聯(lián)盟，則使這個戰(zhàn)略具備了可行性。從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zhàn)到建安二十四年奪取漢中，這Il年堪稱劉備的全盛時期。從屢戰(zhàn)屢敗到連戰(zhàn)克捷，從無立錐之地到跨有荊益二州。歷史的激流旋轉(zhuǎn)得如此急速，大有讓人目不暇接之勢。而新的劇變就潛伏在這一帆風順的輝煌之下。
當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之際，為了牽制曹軍在漢中方向的集結(jié)，關羽的荊州軍在中原戰(zhàn)場發(fā)起了一連串的軍事行動，從策反曹軍邊境守將直到雙方正式開打。本來只是一個有限的牽制行動，卻因為過于順利的軍事進展而一步步失控，最后演變成曹劉之間的一場主力會戰(zhàn)。關羽太過專注于軍事斗爭，而忽略了外交戰(zhàn)場的暗潮涌動。就在他拔襄陽、圍樊城，水淹七軍，達到一生軍功的頂點時，卻突然遭遇了呂蒙白衣渡江的襲擊，并最終在曹、孫兩軍的夾擊下全軍覆滅。
荊州的丟失和關羽集團的覆滅，對劉備顯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并非致命一擊，如果繼續(xù)忍耐，逐步恢復和孫權(quán)的聯(lián)盟關系，沒有了曹操之后的中原，究竟鹿死誰手實在尚未可知。更何況此時又發(fā)生了曹丕篡漢的事件，這對一向標榜匡扶漢室的劉備集團而言，無疑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可是，劉備并沒有全力對付靠篡漢新成立的曹魏政權(quán)，反而決定東征孫權(quán)，奪回荊州。
劉備這一決策的失策之處，當年趙云就已經(jīng)分析得很明白：“國賊是曹操，非孫權(quán)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兇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zhàn)；兵勢一交，不得卒解。”
正是基于這段分析，頗有一些后人覺得劉備口口聲聲宣揚的匡扶漢室，不過只是一個宣傳口號而已。從而覺得劉備這個人就是個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是否如此呢？
首先，如果劉備真是一個老謀深算的偽君子，他就絕對不會在這個時候與孫權(quán)開戰(zhàn)，姑且不說這個時候他攻擊關中，是否能成功，但至少他拋開曹魏而攻擊孫權(quán)，必將使其一貫的政治聲望遭遇一次重大打擊。
其次，從外交上講，國際政治斗爭，本來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黃初二年，魏、吳之間已經(jīng)因為襄陽、樊城歸屬問題發(fā)生軍事摩擦，這個時候劉備要做的絕對不是伐吳，那只能是把別人的架搶過來打，而應該繼續(xù)靜觀其變才是。
最后，從軍事學的角度講，老于兵事的劉備也不可能不知道，丟失荊州之后，孫劉之間隔著的是三峽。誰先進攻，誰就要先穿越數(shù)百公里的峽谷。沿途地勢險要，交通不便，多霧少飲水，誰先動手誰不利。除非是趁敵軍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突然襲擊?？墒?，關羽在建安二十四年的冬天被殺，曹丕第二年篡漢，是為魏黃初元年，又過了一年，也即魏黃初二年、蜀漢章武元年的七月，劉備才出兵伐吳，奪取巫縣后又暫停行動，直到黃初三年、蜀漢章武二年的二月才又發(fā)起全面攻勢，突然性早已不復存在。
當然，也有人認為劉備的軍事才能本來就不高。博望坡之戰(zhàn)，漢中爭奪戰(zhàn)，可謂劉備集團在對抗曹操的過程中兩場很出彩的勝利。在《三國演義》中，這兩個勝利都被歸入了諸葛亮的名下，可歷史上，這兩仗都是劉備親自指揮取得的勝利。博望坡之戰(zhàn)時，諸葛亮還在隆中高臥。而奪取漢中時，諸葛亮被留在了成都，負責為前線運輸兵員、糧草。這又怎么能說劉備軍事低能呢？
可以說，劉備的伐吳在政治上、外交上和軍事上都是完全不可思議的瘋狂行為。解釋這不可思議的答案，其實早由敵國的一位智囊答出了。
關羽死后，魏國內(nèi)部曾發(fā)生一場關于劉備和孫權(quán)是否會開戰(zhàn)的大爭論。劉曄認為一定會開戰(zhàn)，其理由就是：劉備和關羽“義為君臣，恩猶父子”.而以劉備的為人，不可能不給關羽報仇。
問題其實并不復雜，就在于劉備已經(jīng)老了。人一老，往往不講理，更何況劉備本來就是一個極有個性而且重人際感情的異類政治人物。
但劉備畢竟是個政治家，是一國之君。諸葛亮、趙云的反復勸諫，諸多重臣的堅決反對，不可能不對劉備的決策產(chǎn)生影響。這或許就是劉備拖了三年遲遲沒有發(fā)起進攻的一個主要原因。偏偏就在這個微妙的當口上，張飛又被暗殺，而兇手又投奔了孫權(quán)。這一事件最終扼殺了諸葛亮與趙云阻止劉備東征的最后一絲希望，也鑄成了劉備和蜀漢政權(quán)最大的一個悲劇性事件。
劉備的一生也就不免要在火燒連營的灰飛煙滅，與白帝城托孤的凄凄冷冷中落幕了，留在史書中的劉備，既不是演義中的忠厚傻二哥，也不是奸詐偽君子，而是個性鮮明、特立獨行的不屈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