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國目前為止，金庸依然是讀得最多，影響力最大的，同時也是一位爭議很大的作家。金庸的小說創(chuàng)造了一個“成人的童話”,也呼應了一種文學的烏托邦精神。首先，他寫出了一種超越現(xiàn)實的可能性，使他筆下的“江湖”,成了現(xiàn)代人的精神避難所，也使那些在單一的現(xiàn)實中生活的讀者，多經(jīng)歷了一種快意、忘我的紙上人生。其次，他召喚了一種英雄哲學，尤其是那些孤獨的英雄，往往以個人之力化解江湖、民族乃至國家之間的干戈。這種英雄氣概，正是烏托邦精神。

　　從金庸的小說看文學與精神烏托邦的關系，我們就知道，文學也是一門學問--人生的學問、生命的學問。金庸把這種人生的學問充分通俗化，由此創(chuàng)造了一個后人難以超越的文學奇跡。

如何評價金庸小說

　　曾有學者指出，判斷一個作家的作品有沒有大眾影響力，有沒有持久的生命力，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看他所創(chuàng)造的人物、語言有沒有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我們說一個人像林黛玉，意思就是指她多愁善感，而不需特別注釋說林黛玉是《紅樓夢》中的人物。

　　據(jù)說，金庸的《笑傲江湖》在許多東南亞國家連載時，甚至當時一些東南亞國家議會競選，議員爭辯時直接就說你這個人是岳不群，或者是左冷禪。不少人平時也說，你這人像韋小寶，或者某某人和某某人“華山論劍”,說這話時，既不需要解釋韋小寶、岳不群是誰，也不用解釋“華山論劍”是什么意思，這表明金庸小說所創(chuàng)造的人物和語言，已經(jīng)成了我們?nèi)粘Ｉ钪械囊徊糠帧?/p>

　　除此之外，金庸小說還稱得上在另外一種路徑上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學某種不凡的高度和影響力。比較金庸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你就會發(fā)現(xiàn)，金庸在當時的武俠小說中所顯露出來的自由主義精神，是多么難得。

　　金庸的小說創(chuàng)作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比如《射雕英雄傳》中，郭靖為歐陽鋒的蛤蟆功所傷，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每時每刻都驚心動魄。金庸說，這種寫法是受到了西方戲劇的影響。戲劇的特點就是在非常有限的舞臺上，要把人生的各種沖突、各樣的人安排上來，這種敘事方法，是中國傳統(tǒng)小說所匱乏的。

　　同時，金庸還傳承了很多傳統(tǒng)文化的東西。金庸小說在語言上頗具古白話小說的神韻。他不僅長于講故事，在構造情節(jié)、塑造人物，并追索生命的價值方面，他都是具有較高文學修養(yǎng)的。不能因為他的小說通俗，就否認他寫作中把通俗小說雅化的努力。金庸的雅俗共賞不該成為他的弱點，他是真正走通了一條創(chuàng)造性與大眾性相融合的寫作路子。

金庸小說的雅與俗

　　金庸小說里面，有很多俗文學的因子。我和金庸有過幾次接觸，也曾當面問過他，他本人從不諱言說自己的小說是通俗小說，也不諱言他寫小說是為了娛樂大眾。但凡是俗文學，幾乎都有類型化的特征，金庸小說也不例外。我簡單列舉幾個類型化的故事模式，大約就可知道金庸小說的一些寫作特色。

　　一是生身父親的缺席與精神父親（師父）的設置。金庸的小說里面，主人公基本上是沒有父親的，郭靖、楊過、小龍女、令狐沖、韋小寶、張無忌、袁承志、陳家洛、蕭峰等，要么生下來就沒有父親，要么少時父親去世，要么父親裝死，處于隱匿狀態(tài)。父親的普遍缺席，就為主人公的成長建立起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作為“無父”的一代，他要具備獨立擔當?shù)木?，同時，師父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就扮演了“準父親”的角色。就連韋小寶這種玩世不恭的人，對他的師父陳近南也是存有真感情的，所以，陳近南在海灘被殺害的時候，小說這樣寫道：

　　韋小寶哭道：“師父死了，死了！”他從來沒有父親，內(nèi)心深處，早已將師父當作了父親，以彌補這個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師父逝世，心中傷痛便如洪水潰堤，難以抑制，原來自己終究是個沒父親的野孩子。

　　這是韋小寶難得的動情之時。他本沒有父親，而師父是有民族大義的男子漢，依從這樣的師父，讓他覺得自己在精神上有了一個歸宿，像令狐沖，他后來即便識破了自己師父的猙獰面目，但在內(nèi)心，也終究難以和他撇清關系。

　　二是女性對男性的引領和改造。在金庸小說里，男主人公往往出身名門正派，剛開始都比較正統(tǒng)、木訥、老實，但他所遇到并鐘情的女子，卻幾乎都是“小妖女”:郭靖剛遇到黃蓉時，黃蓉曾被江南七怪稱為“小妖女”;張翠山遇到殷素素時，殷素素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妖女”;令狐沖遇到任盈盈時，任盈盈是日月神教的圣姑，下手狠毒，也是一個 “妖女”.為何總是出現(xiàn)這樣一種模式--名門正派的男子總是與來自邪派或者不為江湖正派所容的女子產(chǎn)生情感的糾葛？很顯然，情感的糾葛，目的是為了昭示正派與邪派之間的沖突，有沖突，故事才有看頭，命運才會曲折。

　　原來是正邪勢不兩立，但因為在情感上有了正與邪的遇合，正邪對立的價值觀念也就相應受到了沖擊。邪派女性的任性、美麗與堅貞，反而照出了正派人士的保守、僵化和腐朽，由正派人士所建立的江湖秩序，也就隨著各種價值觀的融合，而變得更加豐富和多樣。

　　除了這些比較明顯的父與子、男與女、正與邪等類型化模式的設置，金庸小說中還有很多暢銷書和通俗小說所必需的一些元素，比如復仇主題，比如武功秘籍的得與失，比如成長過程中的危機與機會等。這些，都是通俗小說中常見的類型化母題。但金庸的高明在于，他并不滿足于俗文學的路子，而是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把俗文學進行雅化，使俗文學也能兼具雅文學的風格，并使之承載起一個有人生況味的精神空間。

通俗小說的雅化

　　通俗小說的雅化，是金庸小說的一大特色。所謂的“雅化”,不僅僅是指作品中對詩詞、琴棋書畫這些傳統(tǒng)文化因素的運用，更是指金庸小說中浸透著中國文化的精神，也有很多人生的感懷，甚至還有罪與罰、受難與救贖式的存在主義思想，這些都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說所有的。

　　金庸筆下的俠客，大致可分為三類：儒家俠、道家俠、佛家俠。早期金庸多寫儒家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儒家精神的底蘊，郭靖明知襄陽守不住，但他還是要守；陳家洛、袁承志、蕭峰，雖然也有灰心、歸隱的思想，但其壯年，卻一直是帶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抱負，只要是為國家、民族，就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到中期以后，金庸大量寫到道家俠，那種以抒發(fā)個體性情、實現(xiàn)自我價值為中心的俠客。

　　金庸通過這些俠客形象的塑造，把影響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思想的儒道釋文化的精髓通俗化、感性化了。這有利于一般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的特性。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