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柳亞子憤于日寇全面侵華，決心以死相抗。他有感于國家已到生死存亡的緊要關(guān)頭，與南明歷史有著諸多相似之處，為砥礪全民誓死抗戰(zhàn)的決心，他把自己在上海的居所命名為“活埋庵”,蟄居其中，閉門謝客，準備以余生寫成《南明史綱》，以昭誡世人。

　　《燕居道古》一書中記載了南明史料失而復(fù)得的奇遇……

　　1939年夏，日寇全面侵華，柳亞子做好了以一死殉家國的打算，才50多歲的他立下了遺囑：“余以病廢之身，靜觀時變，不擬離滬。敵人倘以橫逆相加，當誓死抵抗，成仁取義，古訓(xùn)昭垂。束發(fā)讀書，初衷俱在，斷不使我江鄉(xiāng)先哲吳長興、孫君昌輩笑人于地下也。”

　　11月，上海已成孤島，柳亞子不為敵偽的囂張氣焰所動，仍然固守家中，等待著命運的安排。

失去南明史料

　　這時，何香凝領(lǐng)導(dǎo)的國難救護隊和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紛紛前來做柳亞子的工作，規(guī)勸他迅速離開上海，不要做無謂的犧牲。當時阿英先生（錢杏邨）受地下黨的委托，勸說柳亞子離開上海。

　　柳亞子潛心研究南明史，有很多史籍來自阿英的提供，其中一部分還是阿英收藏的海內(nèi)孤本。兩人素有同嗜，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談就是半夜，當時的上海夜色如磐，而兩人卻沉浸在近三百年前南明小朝廷的血雨腥風(fēng)之中。江海關(guān)的大鐘敲響了午夜的鐘聲，兩人回到了現(xiàn)實，不禁相對黯然。活下去，并要記住！柳亞子猛然懂得了阿英的來意，告別時，阿英擔心柳亞子是因為要繼續(xù)借用他的書籍才滯留上海，就慷慨地說：“亞子先生，除了關(guān)于延平王（鄭成功）的一部分，我要寫《延平春秋》，還須留用外，其余的你一概帶走好了。”柳亞子緊緊地握住阿英的手，久久才道出一句話：保重！

　　12月12日半夜時分，柳亞子帶了全部南明史籍和手稿，攜全家乘亞洲皇后號客輪離滬赴港。

　　抵達香港后，他把自己的寓所取名“羿樓”,以后羿射日自居，表示與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在此期間，他把大部分精力都傾注在《南明史綱》的寫作上，他的《南明史綱初稿》開始在香港《大風(fēng)》半月刊連載，茅盾主編的《筆談》第七期刊出了他的《一年來對于南明史料的工作報告》一文，對自己一年來的南明史研究進行了客觀而詳盡的回顧和總結(jié)。

　　正當工作順利進展之時，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香港，翌日凌晨，一夜無眠的柳亞子不得已化裝成老年傭婦，在炮火紛飛中，與家人逃離了羿樓。因為事起倉促，他的南明史籍和《南明史綱》手稿，沒有來得及帶出。柳亞子在《懷念阿英先生》一文中滿懷悲痛地說道：“在我，這真是生命以外最大的損失，而對于阿英先生也真是一萬分對不住他的。”因為有些阿英借給他的南明史籍都是罕見的孤本，再得的可能幾乎沒有。

南明史料有下落

　　1942年6月7日，柳亞子來到戰(zhàn)時的文化名城桂林。

　　在桂林，他時刻關(guān)心著羿樓中南明史料的下落，每有從香港來的人，他總忘不了向他們打聽。有人誤傳羿樓已毀于炮火，他的一切書籍和文稿可能都已化為飛灰，柳亞子悲痛萬分，接連寫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和《續(xù)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三文，表達了他“淚枯才盡”、“不勝其凄然”的心情。

　　所幸的是，羿樓安然無恙，南明史料也安然無恙。

　　原來日寇占領(lǐng)香港后，柯士甸道117號二樓成了日本民政部情報班班長黑木清行的官邸。黑木清行抗戰(zhàn)前在天津從事情報工作，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這次黑木清行被派駐香港，一直忙于情報工作，雖然占據(jù)了羿樓，卻并不知道這里曾是柳亞子的居所。

　　此時，著名記者范長江夫人沈譜的姻戚王瑞豐出現(xiàn)了，他在同鄉(xiāng)家中結(jié)識了黑木清行，由于戰(zhàn)前兩人同在天津呆過，一見就頗投機，王瑞豐想走黑木的路子，看能否在他身上想辦法離開香港。于是，王瑞豐登門拜訪，黑木熱情招待。

　　席間，王瑞豐無意中發(fā)現(xiàn)書房的玻璃書櫥中有雙清館主（何香凝）的一幅梅花，下有柳亞子的題詩。王瑞豐愛好文藝，常常閱讀在香港出版的《大風(fēng)》和《筆談》，因此非常清楚南明史籍和柳亞子手稿的價值。不久，王瑞豐發(fā)現(xiàn)黑木對他相好的女人辛子言聽計從。他就趁黑木不在，試探著請辛子允許他拿些藏書回家翻翻，聊解寂寞。辛子哪懂什么史籍，毫不遲疑地打開櫥門，隨便取了一冊《柳亞子自撰年譜》手稿給了他。

　　看到黑木和辛子對這些書籍并不當回事兒，王瑞豐心中有了底，勇氣倍增。過了一天，他又專程再訪羿樓，直截了當?shù)叵蚝谀厩逍薪钑?，黑?ldquo;慷他人之慨”,不過借花獻佛，一口允諾。由于書籍手稿太多，王瑞豐先挑柳亞子的手稿，如《吳日生傳》《江左少年夏完淳傳》《周之藩傳》等，捧了一大摞回了自己的家。本欲趁熱打鐵，終懼過露形跡。王瑞豐只得強耐焦急的心情。

　　勉強過了三天，王瑞豐正待再赴“魔窟虎穴”,事情卻有了出乎意料的變化，黑木清行突然攜辛子去了馬尼拉，房子改由他的至親八木田和香港交際花張莉莉留守。

南明史料不知下落

　　為了剩下的書籍，王瑞豐開始有意結(jié)交八木田。然而，張莉莉常常邀請外人在羿樓開舞會、派對，還把室內(nèi)的書籍字畫隨手贈人。王瑞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故意挑起八木田對張莉莉的不滿。

　　一天，張莉莉不在，八木田和王瑞豐說起張莉莉的行為，不勝惱怒，就對王瑞豐說：與其讓她隨便送人，任意糟蹋，不如挑你喜歡的都拿去吧。此言正中王瑞豐下懷，當下不敢怠慢，即刻檢出所有南明史料，叫上車子，捆載而歸。至此，柳亞子的南明史料除了被張莉莉小有損毀外，絕大部分都安然無恙地轉(zhuǎn)移到了王瑞豐家里。

　　1944年初，王瑞豐終于獲得離開香港的機會，這批南明史料卻無法帶走，只得隨同家具什物，存放在一位知己朋友的家中。臨走之際，他打聽到柳亞子在澳門的消息，急忙托人帶信，哪料到柳亞子此時早到了桂林，自然沒有聯(lián)系上。

　　王瑞豐到了上海，把自己收藏柳亞子南明史料的經(jīng)過寫成文章，刊在1944年9月16日出版的第55期《古今》半月刊上，以期引起柳亞子或他的朋友的注意。上海和桂林兩地相隔千里，加之上海還淪陷在日寇手中，關(guān)河阻隔，沒有確切的消息證明柳亞子是否了解這事。不久，抗日戰(zhàn)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王瑞豐與他的香港朋友也失去了聯(lián)系，南明史料不知下落。

　　事情到這里還沒有完。王瑞豐在《古今》發(fā)表文章之后，幾十年過去了，1982年，柳亞子先生的哲嗣柳無忌為父親編《柳亞子文集》，在編《南明史綱》的時候，他特意寫成《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的啟事，刊在當年5月11日的香港《大公報》上。柳無忌懷著這批南明史料也許尚存留人間的希冀，寫了這份啟事，希望有人能提供相關(guān)的線索。 (責(zé)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