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前，已結婚的婦女都被稱為夫人、太太，丈夫則稱自己的妻子為老婆、內人、賤內……這在舊社會已成習慣了。但這種稱呼帶有濃厚的封建、資產階級的味道和附屬性質。參加革命隊伍的女同胞都是為了反對封建、爭取民族解放、爭取民主民權，甚至有些就是為了爭取男女平等而來的，所以互相都稱同志。如今革命勝利了，建立了新中國，許多女同志認為正是為建設國家出力，發(fā)揮自己才干的時候。她們被調到外交部來，并要派到國外去，許多同志還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心里已老大不愿意。那時候，有些領導人提出來，出國的女同志都是外交官夫人，只要幫助自己的丈夫做好工作就行了，不必再分配工作，而且不要避諱“夫人”的稱呼。這一下可把將要出國的女同志們惹惱了。1950年，預備出國的女同志就鬧過一場“夫人風波”,甚至有些女同志表示，寧愿離婚也不出國，這件事鬧到周恩來總理都知道了。周總理很理解這些女干部的心情，但也想到要開培養(yǎng)女外交官的先河，因此作出決定，讓鄧穎超大姐告訴大家：外交是一條特殊的戰(zhàn)線，大家都是外交戰(zhàn)士，在外交戰(zhàn)線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職。男同志能當外交官，女同志也能當外交官。男同志按職務級別拿多少工資，女同志也按照職務級別拿多少工資。男女同志都要安心學習、好好工作。這樣，大家才歡欣雀躍起來。而周恩來總理這條沒有寫成文字的規(guī)定，30多年來，外交部始終執(zhí)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以后，都沒有改變。

　　1983年初，外交部決定派章文晉到美利堅合眾國任特命全權大使，我理應隨同前往。有一天，干部司司長找我去談話，這位司長我當然也是熟悉的。我到他的辦公室坐下來，他倒也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已決定派章部長任駐美國大使，你當然也是應該去的，但現(xiàn)在部里有條新規(guī)定：大使夫人不分配使館的任何對外職務和工作，特別是領導工作，就當專職大使夫人。這條規(guī)定從你開始執(zhí)行，希望你能起帶頭作用，以后所有大使夫人都要按此規(guī)定來辦了。”當時，我腦子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這是什么意思，他又補充說：“當然，你原有的工資級別照舊，發(fā)工資、看文件不受影響。”我還是沒有弄清楚是什么含義，問道：“當不當領導職務，這沒有什么關系。‘專職夫人’就什么工作都不干了？別的女同志呢？”他說，參贊以下的夫人照樣分配工作。我又問道：“部領導出于什么原因作出這樣的新規(guī)定呢？”干部司長答曰：部里不少大使夫人都是老資格、老干部，職務不低。有些館，丈夫是大使，夫人是參贊，都是使館黨委成員。使館成了夫妻店，不易發(fā)揚民主，甚至鬧不團結，影響工作，所以要作出這種改變。這種情況我在部里當然是聽說過的，也知道一些實情，但畢竟是少數，而且多屬于某些干部的思想作風不太好，也應該是教育、批評、改進，不能因偏廢全。我這么想著就坦率提出我的看法，我說：“部領導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否有點草率而簡單化呢？我并不同意這樣的決定。要我在這件事情上帶頭我也不愿意。將來大家有意見，我不成‘罪人’了嗎？”

　　當天下午，我在家里生悶氣，心想，我十幾歲參加革命隊伍，至今已經46年，無論在哪里工作我都盡心盡力，也從不鬧個人名利地位。調到外交部來，雖說是半路出家，也有十幾年了，我努力從頭學起，在工作中也沒出什么差錯。第一次出國住駐加拿大大使館，既是大使夫人，同時又是對外政務參贊、黨委成員，還被全館選為總支部書記。在加拿大使館三年多，和黨委成員及全館同志相處都很好，從未發(fā)生過不團結的事情。但在那時候，我對于大使夫人兼外交官倒是有些想法。那時，中加關系雖然不錯，但臺灣國民黨方面的力量也相當大。加拿大官方對臺灣問題，表面上態(tài)度還可以，但在一些具體事情上，執(zhí)行并不堅決，所以常常發(fā)生“兩個中國”、“兩種國旗”之類的事情。我當時作為主管僑務領事部門的政務參贊，就得去加拿大外交部與主管中國問題的司辦交涉，甚至提抗議，那都是非常嚴肅的事，有時還會弄得不愉快。但到了晚上，如果參加宴會，我就是大使夫人，必須笑迎賓客，握手寒暄。這種情況有時使我心里感到很別扭，兩副臉孔像演戲一樣。盡管如此，我仍十分熱愛自己的本職工作，與領事部主任袁翔龍同志一起（袁翔龍那時是一秘），共同研究貫徹方針政策，相互配合。那時領事部人少事多，我和大家剪報、打印章、做簽證都十分愉快。時隔整整10年，我和駐加拿大使館的同志成為了要好的朋友。撫今追昔，頗有感慨！

　　那幾天，我思緒很亂，晚間把這情況向文晉說了。他勸我忍讓為好，反正是最后一任了，而且我們都到了離退休年齡，何必在意。我說絕不是為我個人，而是新規(guī)定不符合黨對婦女干部的政策，從我開始，以后都照此辦理，對女同志來說是很難忍受的。我要他別管我的事，我決定給外交部長寫信提出我的意見，并備兩份請部長轉交中央組織部和全國婦聯(lián)。我認為這種規(guī)定是不對的，至于我個人，組織決定不分配我任何工作，我可以服從。

　　有一天，鄧穎超大姐讓我們去西花廳，這是常有的事，我們隔一兩個月都會去看望她的。文晉決定去美國，也很想聽聽她老人家的意見和忠告。她一見到文晉就說開了：“文晉啊，你快七十了吧？這次決定讓你去美國，是黨中央對你的信任和期待，擔子很重，你一定要不負所托才是。”文晉點頭稱是：“我70歲還去當大使，建國以來沒有過，以后恐怕也不會有了。我心里也感到責任重大，我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做得好些。”然后，他又半開玩笑地對鄧大姐說：“其實，70歲也不算老，美國駐日本大使曼斯菲爾德已經80多歲了。”談笑間，鄧大姐突然對我說：“你的信我看到了，不能說沒有一點兒道理，對的意見領導會考慮的；至于個人，應該顧全大局，組織決定了就服從，你能協(xié)助文晉同志做大使工作也很重要。而且大使夫人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想你能處理得好的。”數十年來，鄧大姐對我們始終是循循善誘，我心里總是很感激的。心想，我是第一個專職大使夫人，希望也是最后一個吧。

特殊的家庭主婦

　　抵達華盛頓后，文晉立刻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我也隨即進入自己的角色--家庭主婦，著手建立一個特殊的家即大使官邸。這比起我們在國內搬個家可是麻煩多了，差不多奔波了好幾個月才算基本收拾好，能接待客人了。最初的一個多月，我們還進行了拜會活動。拜會政府官員們，我和文晉是分別進行的。因為大使拜會國務院和白宮的官員，雖說也是禮節(jié)性的，但多少要談到一些政治問題；而我去拜會官員夫人們則主要是建立友誼。不論國家大小，只要建立了外交關系的，盡量去拜會。還參加僑胞和友好人士、友好使節(jié)的歡迎宴會等。這樣的活動連續(xù)有一個多月，才算結束了。

　　因為我是專職夫人，在大使館內，沒有我的辦公地方，我也無公可辦。我掛在調研室參加他們的學習會什么的。有時，我上午去使館看看報紙，也和一些相識的同志談上幾句。說心里話，開始的時候，我很不習慣，總覺得自己是個多余的人，所以多數時間我都呆在官邸里。官邸里，有一位廚師、一位花工、一位公務員，還有一位洗衣工（這是為使館工作的，不為個人服務）。將近有半年時間。為布置官邸，我們大家一起勞動，相處得十分愉快，彼此也相熟了，真像一家人。但官邸布置基本就緒后，他們各自做固定的工作，而我除了社會活動，在官邸也無所事事，不免心里別扭，難道我就真成了不干活的“夫人”嗎？閑逛了幾天，我都在思考，總不能讓時間白過??！我慢慢地想開了，夫人是家庭主婦，我這個“主婦”應該把“家”管起來，管得好些。比如，怎樣把官邸的環(huán)境和條件改進得好些；官邸請客頻繁，如何在不多花錢的情況下，提高宴請質量；如何改進接待水平。鮮花在國外不單是點綴，也是禮貌的表現(xiàn)。在美國，買鮮花很貴，而官邸后院有一大片花圃，又有花工，可以自己種鮮花。把官邸這個特殊的家管好了，對開展外交活動大有好處。這不就是夫人的工作嗎？聽說，前任大使夫人不喜歡組織夫人活動，自己可以改進一點，如果有條件也可以組織夫人單獨活動，以便廣交朋友，活躍氣氛。我好像思想突然開朗了：過去自己獨立工作慣了，也有自己的專業(yè)，所以不愿做丈夫的附屬，其實，這也不完全對；人嘛，總該想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才是，那就把當夫人也作為一種工作吧。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