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
自1937年“七七事變”到1941年，大半國土淪于敵手，上海租界成為“孤島”,一度迎來經(jīng)濟和文化上的畸形繁榮。1941年4月12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也在劫難逃，大批中國文化人逃往內(nèi)陸，而北大、清華和南開也遷往昆明成立西南聯(lián)大，為延續(xù)中華文化的血脈不遺余力。
這是一個民族最沉重的回憶，這是一段悲壯激昂的歷史，在紀念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77年之際，讓我們放大歷史細節(jié)，親歷風云突變之際中國文化人的悲歡離合。
上海租界：“孤島”內(nèi)電影公司達20多家，4年拍攝200多部影片
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抗戰(zhàn)八年，上海也淪陷了八年，日本人占領(lǐng)上海后，在浦東成立了偽政權(quán)“大道市政府”.日軍盜用中國經(jīng)典《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章句，想樹立自己“親善”的形象，但上海市民將其讀成“大盜政府”.
抗戰(zhàn)爆發(fā)前，上海本是全國最大的米糧消費和集散地，日軍占領(lǐng)后實行米糧管制，1939年8月上海的米價從每擔十四元漲到四十二元。當時，上海一家電影公司曾拍攝了諷刺現(xiàn)實的“王先生”系列電影，第一部就叫《王先生吃飯難》。對于當時市面上出現(xiàn)的搶米風潮，一篇文章這樣記述：走投無路的饑民甚至不得不鋌而走險，成群結(jié)隊地搶劫米店和運米車，而這造成了當時獨特的“掃米”景觀，搶米現(xiàn)場散落的米粒，成為許多人搜尋的目標，他們拿著掃帚在路邊仔細清掃，這些米粒就是他們晚上的飯食。
1941年12月前，由于日本與英美等國尚未交戰(zhàn)，日本占領(lǐng)的只有南市、閘北、虹口、浦東等“中國地界”,蘇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在滬外國僑民和中國百姓的避難所，一位作家在文章中把租界比做大海中的小島，“孤島”便成為當時上海租界的代名詞。由于“孤島”內(nèi)的局勢相對安定，加上難民涌入，人口激增，市面興旺，經(jīng)濟上竟出現(xiàn)了畸形的繁榮，1937年公共租界的工廠只有四百多家，到1938年，增至四千七百多家，商行則從1937年的二百一十三戶，增加到1941年的六百一十三戶。
經(jīng)濟的畸形繁榮，更帶來了“孤島”文化的畸形興旺，當時上海租界內(nèi)集中了全國最多的電影院、舞廳、咖啡館、游藝場、戲院等娛樂場所，上海《申報》曾刊登一位南洋僑胞的文章，這樣寫道：對于上海，感覺著無限失望和詛咒，酒店舞廳，觸目皆是，其窮奢極侈之程度實為世界各大城市所僅見。
當時，“孤島”內(nèi)的電影制片公司多達二十多家，從1937年到1941年，這些電影公司共攝制了近二百五十部影片，有古裝片、時裝社會片、偵探恐怖片，大多表達了對現(xiàn)實生活的迷茫和不滿。當時一篇文章這樣描述：“孤島”的地位和身份是尷尬的，不亞于在夾縫中生存的困難，許多那時候的事情是曖昧的，充滿糾葛的，難以說清的?？墒?，有一點畢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整個“孤島”時期，沒有出現(xiàn)一部宣揚“漢奸意識”的影片。
離亂年代人們更喜鄉(xiāng)音，由于大量江浙人涌入，江南地方戲也在上海異軍突起，其中尤以越劇為最。當時，租界內(nèi)的“紹興八邑同鄉(xiāng)會”、“寧波同鄉(xiāng)會”等引進越劇戲班，組織會串演出，一些浙江籍工商界人士也捐錢建戲院，他們的太太則捧紅了不少越劇名優(yōu)。上?！渡陥蟆房?ldquo;梅花館主”評論女子越劇的文章這樣寫道：今則人才濟濟，聲勢浩大，在各種地方雜劇中，居然有獨著先鞭之勢。
比電影和戲劇更熱鬧的是租界內(nèi)的“洋旗報”,所謂“洋旗報”是上海報人為躲避日軍的新聞檢查，以外國人名義創(chuàng)辦的報紙，其中《文匯報》以英商名義出版，《申報》則以美商哥倫比亞出版公司名義出版，名醫(yī)陳存仁這樣回憶：日本人對租界當局還相當尊重，輕易也不到租界上來橫行不法，所以租界上的華文報紙，論調(diào)始終是堅決抗日，對漢奸毫不留情地大張撻伐，因此報紙的銷數(shù)就越來越大，日本軍部也辦了一張華文報紙，因為當時上海有兩大華文報紙，一張是《新聞報》，另一張是《申報》，他們就以這兩張報紙的名字各取一字，名為《新申報》，可是銷路不出虹口，只有少數(shù)小漢奸，拿著報紙到人家拍門而入，硬銷一份而已。
由于《洋旗報》大多宣傳抗日，一些從業(yè)人員便成了日軍的眼中釘，美國學者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一書中記載，當時汪偽特務機關(guān)“七十六號”開了一張八十三人的黑名單，半數(shù)是“孤島”的新聞記者，每個名字下都表明一個“死”字，持志中學教員胡道靜后來到《中美日報》工作，他回憶說：在“孤島”搞抗日新聞工作是有危險的，因為即使是在租界，也隨時有遭到敵偽綁架、暗殺的可能，如果聽到有什么風聲，我的辦法就是加快搬家。后來，由于搬家的次數(shù)多了，連我自己也記不清到底搬了幾次家，住過哪些地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正式向美、英宣戰(zhàn)，日軍也堂而皇之地開進了上海租界，一些英美僑民被投入集中營，“孤島”消失了，上海市民失去了最后的避難所。曾在鐵路沿線謀生的天津老作家阿鳳記得，那時物資不足，別說中國人，連一些日本鐵路員工也節(jié)衣縮食。
香港：彈丸之地大師云集，逃亡時飽嘗生離死別
當年《華北新報》記載，1944年，在日偽占領(lǐng)下的北平，一個中等科員每月薪金二百四十塊，可房租花去三十到四十塊，一尺布要十多塊錢，一袋面則二百多塊，據(jù)說當時一個科長想召集科員開會，往往要去街角路邊找人，因為很多科員都上街拉洋車補貼家用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白面房子”在北平等淪陷區(qū)生意興隆，所謂“白面房子”就是大煙館，多由日本人撐腰的高麗浪人經(jīng)營，楊多杰在《北平淪陷后的市井生活》中這樣描述：“白面房子”的生意十分興隆，人進人出，熱鬧非凡，警察局唯恐發(fā)生事故，曾由所屬的偵緝隊派去便衣警察，在各“白面房”附近負保護之責，高麗浪人見門外有中國便衣警察巡視，唯恐對其營業(yè)不利，于是每日贈送給值班警察“白面”,有的警察根本不會吸“白面”,時間一長也就上了癮，最后落個被開除的結(jié)局。
當淪陷區(qū)的民眾在日偽統(tǒng)治下艱難生存時，大批文化人從日軍占領(lǐng)下的土地外逃，有兩個城市是他們最初的選擇，陪都重慶和英國人統(tǒng)治下的香港。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香港聚集了茅盾、夏衍、鄒韜奮、梅蘭芳、胡蝶、王瑩等很多知名作家和藝人，這些文化精英的到來，使香港的抗日救亡文化迅速高漲。
那時，香港創(chuàng)刊了抗戰(zhàn)時唯一的巨型文學月刊《時代文學》，丁玲、冰心、蕭紅、巴金、蕭乾、老舍等眾多文化名人在創(chuàng)刊號上致辭，發(fā)表作品。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進占香港，《時代文學》只出了六期就不得不停刊，這些文化人的命運再一次面臨波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于同一天轟炸并進攻了香港，12月13日九龍半島失守，25日，英國香港總督楊慕琦親自舉白旗到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投降。一萬五千名駐港英軍在圣誕節(jié)成了日軍的俘虜，此時，尚有大批文化名人未及離港，日軍通告限期報到，要求他們與日本人合作，著名歷學家陳寅恪在日軍入港后辭去港大教職，生活陷入窘困，一篇文章這樣記述：作為中國文史學界的泰斗，陳寅恪自然受到日本許多著名東洋史學者推崇，1941年舊歷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來整袋糧食，因來路不明，陳寅恪拒收，春節(jié)過后，日本又有意請陳寅恪到淪陷的上海或者廣州任教，并以四十萬港幣強付陳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均遭陳寅恪拒絕。
日本人還曾游說被稱為三十年代中國“電影皇后”的女演員胡蝶，請她與日本百代電影公司合拍一部名為《胡蝶游東京》的電影，胡以息影相拒，她后來表示：我雖然是個演員，但在這民族危難的時刻，我很清楚我應該選擇的道路。
從1941年底到1942年春，大批留港的文化人開始喬裝逃亡內(nèi)地，陳寅恪一家是混入難民中坐船離港的，時，他已欠了一身債，他后來回憶道：當時尚欠債者甚多，非略還一二不能動身，乃至以衣鞋抵債然后上船。“
胡蝶則在逃亡中丟失了她積攢一生的首飾珠寶以及影集、劇照和電影獎杯等，她后來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逃離香港時的情景：我們?nèi)壹傺b走親戚的模樣，走出了家門，整整走了一天，這可說是我自出生以來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腳底全走出了泡，香港這塊彈丸之地留下了我的歡樂，也留下了我的辛酸，飽嘗了生離死別的痛苦。
桂林：百家出版單位，每天出版書刊20種以上
著名作家茅盾夫婦與鄒韜奮、胡風夫婦、胡繩夫婦等數(shù)百名文化人在中共領(lǐng)導的東江縱隊護送下，分批從香港遷徙到戰(zhàn)時大后方廣西桂林，茅盾夫婦被安排在桂林文化供應社的宿舍樓，此時樓里早已住滿了逃亡而來的文化人，茅盾夫婦只能棲身在評論家邵荃麟讓出的九平方米的小廚房里，他回憶說：我的小房邊就是頗大的一個天井，每天一定時候，天井里非常熱鬧，樓上經(jīng)常是兩三位太太，有時亦夾著個把先生，倚欄而坐縱談賭經(jīng)，樓下則是三四位女傭，在洗衣弄菜同時，交換著各家的新聞雜以詬誶，樓上樓下，相交應和。
在抗戰(zhàn)爆發(fā)前，新桂系首領(lǐng)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為振興廣西，采取了開明政策，營造了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抗戰(zhàn)爆發(fā)后，郭沫若、何香凝、柳亞子及茅盾、田漢、巴金等上千名文化人齊聚桂林。桂林，一時成為抗戰(zhàn)時名副其實的文化之都，出版人趙家璧這樣寫道，在一橫一直的兩條馬路上，像這樣的店鋪不下一千家，大小書店占了5%,假如把沒有鋪面的出版社計算在內(nèi)，出版業(yè)的單位在百數(shù)以上，當時，每天平均出版新書期刊在二十種以上，刊物的普遍銷路約近一萬份。一本專談新詩的月刊可銷七千本，銷路最大的刊物可印兩萬份。
1944年，劇作家歐陽予倩和田漢等在桂林辦起了抗戰(zhàn)時中國唯一的戲劇節(jié)--西南劇展。歐陽予倩的《木蘭從軍》、《人面桃花》，田漢的《名優(yōu)之死》等著名劇目在會展上演出。當時田漢靠稿酬維持生計，生活十分艱難。桂林《大公報》曾這樣報道田漢一家的生活：說來真有點黯淡，田漢的筆尖挑不起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擔，近來連談天的豪氣也消失了，一桌人吃飯，每天的菜錢三十幾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湯。
抗戰(zhàn)時期，另一位著名作家老舍因無黨無派，被文藝界公推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總務部主任，實際負責文協(xié)工作，老舍在”七七事變“后拋家棄舍，只身從濟南來到武漢，又輾轉(zhuǎn)來到大后方的重慶，他說，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jié)，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
在重慶，老舍與文化名人梁實秋同住在北碚，梁實秋后來回憶：我們時相過從，他又黑又瘦，甚為憔悴，平時總是佝僂著腰，邁著四方步，說話的聲音低沉、徐緩，但是又風趣。
那時，文協(xié)常組織各類為抗日募捐勞軍的慰問活動，為參加活動老舍省吃儉用，特買了兩身灰布中山裝，此后這兩身衣服伴隨了他多年，老舍這樣描述：下過幾次水后，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著，使我很像個清道夫，有人管我的這種服裝叫做斯文掃地的衣服。
當時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及子女還留在日軍占領(lǐng)下的北平，1943年，胡絜青帶三個子女來到重慶，老舍根據(jù)夫人對淪陷中北平的描述，在重慶完成了他抗戰(zhàn)史詩小說《四世同堂》的第一、第二部。
抗戰(zhàn)時，還有大批左翼文化人和文藝青年聚集到中共領(lǐng)導下的延安和華北根據(jù)地，他們在荒僻的陜北高原刮起一股大眾文化的風潮，其中詩人田間曾被聞一多譽為”時代的鼓手“,他在”街頭詩“《假使我們不去打仗》中這樣描寫：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看，這是奴隸。
昆明：集聚200多名教授，西南聯(lián)大9年光陰付苦茶
此時，在抗戰(zhàn)大后方的云南昆明，聚集著另一批中國文化精英--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們?？箲?zhàn)爆發(fā)后，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等二百多名教授和上千名學生集體內(nèi)遷，在昆明成立了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由南開校長張伯苓、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長梅貽琦共任常委，聚集了文史學家陳寅恪、數(shù)學家華羅庚、社會學家潘光旦、語言學家王力、國學大師錢穆和文學家聞一多、朱自清等大批中國頂尖的學者、教授。西南聯(lián)大于1938年5月4日正式開學，因是戰(zhàn)亂中倉促創(chuàng)建，校舍十分簡陋，多是土坯墻、鐵皮頂?shù)钠椒?，作家董純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回憶西南聯(lián)大：馬口鐵做的屋頂，下雨時，雨點打在屋頂上叮當作響，有時聲音大得讓人聽不清講課，當年曾有一位教授無奈而風趣地宣布，現(xiàn)在停課賞雨。
當時，昆明物價飛漲，別說學生，很多教授都兼職維持生計，歷史教授吳晗曾被迫把藏書當給云南大學圖書館，聞一多則掛牌刻印章補貼家用。
由于聯(lián)大圖書館條件簡陋，座位很少，很多師生不得不到街上的茶館批改作業(yè)，寫畢業(yè)論文。當時有句流行語，昆明有多大，西南聯(lián)大就有多大。意即滿城的茶館都是聯(lián)大師生們的課堂，作家汪曾祺曾是聯(lián)大的學生，他寫詩回憶當年泡茶館時的情景：厄囊空亦可賒，枯腸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載成何事，一束光陰付苦茶。
汪曾祺記憶更深的，是當年聯(lián)大師生們”跑警報“,所謂”跑警報“是師生們對躲避日軍空襲的戲稱，汪曾祺后來在文章中專門記述了當年的情形：昆明那時幾乎說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么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將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說來準來。
那時，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們用舊碉堡當氣象臺教學，燒木炭做化學實驗，以算盤代替手搖計算機，正是這種豁達、自信與苦中作樂的精神，支撐西南聯(lián)大頑強生存了九年。曾任聯(lián)大經(jīng)濟系主任的陳岱孫，在《國立西南聯(lián)大大學校史》前言中這樣寫道：西南聯(lián)大在其存在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弦歌不輟，而是在極端艱苦條件下，為國家培養(yǎng)出一代國內(nèi)外知名學者和眾多建國需要的優(yōu)秀人才，西南聯(lián)大，這所實體雖今日已不復存在的大學，其名字所以能載入史冊，其事跡所以值得人們紀念，實緣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