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飽受爭議的人物，一般定論他是“賣國賊”,但也有人說他不容易，清王朝割地賠款的責任不能全賴在他身上。這些歷史疑問且不去辯論，有一點確定無疑：他是晚清最重要的大臣，尤其在與洋人打交道、辦洋務方面，是不二人選。他做得不一定全對，但他這個人很重要。

    曾國藩在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形象，比李鴻章清廉、高大、謙和，更對得起士大夫的名稱。然而，歐美人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曾國藩寒酸，衣著不得體，說話也不得要領，裝腔作勢、捉摸不透，而李鴻章有貴族風范，個子高大，聲音洪亮，談吐得體，衣著光鮮，洋人更樂意跟他打交道。

    李中堂真的如歐美人所言，是貴族嗎？不是的，他的家族其實寒酸得很，看看他的家書就知道了。李鴻章成為朝廷重臣之后，在寫給弟弟李鶴章的信里曾提到早年家境的不堪和貧寒：“前吾祖父窮且困，至年終時，索債者幾如過江之鯽。祖父無法以償，惟有支吾以對。”

    老李的爺爺李殿華是個沒有任何野心的農(nóng)家子弟，曾經(jīng)想通過考試改變命運，栽了兩次跟頭后，心灰意冷，待在鄉(xiāng)下守著那幾十畝薄田和一座三進瓦屋過日子。家里人口多，田又少，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和財產(chǎn)性收入，李家窮得舉債過日子。一到年終，前來索要債務、催著還錢的人多如“過江之鯽”.李爺爺也沒辦法，只好支支吾吾應對：“行，過一段時間還，請再等等……”

    實在躲不過了，李爺爺就拆東墻補西墻，借新債還舊債。李鴻章在家書里寫道：“支吾終非久長計，即向親友商借，亦漸為親友所厭。”

    在這無窮無盡、前仆后繼的新舊債務中，李家的前途在哪里？人生在最關鍵的瓶頸時期，總得有個導師指點迷津。李家的導師就是姻親、李鴻章稱為“太伯父”的周菊初。周菊初的家境頗豐，常常接濟李殿華，也不計較李家還不還債。李鴻章就在家書里感激地寫道：“其時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積蓄，時為周濟。”周菊初不僅從物資上提供幫助，還指點迷津，“并勸祖父以勤儉，并亟命兒孫就學”.

考場寫出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

    周菊初的指點對李家的發(fā)達起了指導性的作用，李鴻章在信中承認了周老的功勞：“吾祖父從其言，得有今日。”“非有周老太伯，焉克至此？”

    李家四兄弟用功讀書，很快見成效，開始有人中秀才了--他就是李鴻章的老爸、家里的老四李文安。接著，李文安又不斷給這個窮困大家庭以驚喜：中了秀才后中舉人，最后還中了進士。身份的改變讓李家的地位在當?shù)匾幌伦影胃撸?ldquo;遂為廬郡望族”,成了廬郡的一大望族，所謂廬郡，就是現(xiàn)在的合肥。通過讀書成為望族，這在當時是一條社會公認的上升通道，給了陶澍、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這一撥人一條上進的途徑，通過科舉出來的人才也能擔當近代社會大變革的大任，他們學的八股時文其實還是有能量的。

    李家發(fā)展的步伐在李文安的時候快了起來，但沒有想到李鴻章這小子更快。李文安35歲中舉人，39歲中進士，速度算快的了。而李鴻章18歲成秀才，21歲中舉人，24歲就中進士，令這個家族加速度前進。

    這些家族輝煌史就沒有必要重復了，重點是科舉這條人生上升通道，有沒有一點創(chuàng)造性的東西呢？恰好記者手上有李鴻章當年參加秀才考試的試題，有趣得很，居然考的是一則愛情神話，要考生對這則美妙故事發(fā)表看法，也可以自由發(fā)揮改寫情節(jié)。

    作文題目是《天臺仙子送劉晨阮肇還鄉(xiāng)賦》，劉晨和阮肇是漢明帝時的兩個農(nóng)民，外出碰上仙女，一起生活了好幾年。后來思鄉(xiāng)欲歸，兩位仙女妻子送他們回去，結果回到家鄉(xiāng)，卻發(fā)現(xiàn)物是人非，人間已過幾百年?？忌铠櫿率窃趺磳懙哪?？

    感情豐富的李鴻章極力描繪了相愛中男女的情狀，這里不好展開全文，且摘一二以饗讀者：“我見猶憐。攜手而偕來洞口，相窺以笑，牽裙裾而同到仙家”,這是男女初見面時的相愛相憐，愛情充滿神秘和溫馨；“遇真奇遇，虧他前世能修。享此清福，可賦白頭，共結絲羅，自必是天長地久，同偕琴瑟，應不致云散風流”,這是凡人與仙女在仙境結為連理的恩愛寫照；“不無花草，枉自芬芳；僅有煙霞，為誰點綴？早知今日難逢，反恨當年輕別。”劉晨和阮肇這兩個傻小子回鄉(xiāng)探親一趟回來，發(fā)現(xiàn)已找不到來時的路，仙女去無蹤，舊日恩愛已云散，只剩下花草和煙霞，今日不能再相逢，只恨當年輕易離別，何等惆悵。

    李鴻章滿紙寫的都是卿卿我我，恩恩愛愛，盡是纏綿悱惻，在封建時代，這合適嗎？合適！這是安徽學政說的，馬上錄取為第一。這里不想說所謂的勵志發(fā)憤，而是感嘆當年的科舉考試也不是那么沒人情味。李家四兄弟到李鴻章這一輩，苦讀出來的不是應試機器，而是有情有趣、有創(chuàng)造性的中華讀書人。

回報恩人建家族慈善業(yè)

    我們還是回到家書上來。李鴻章回憶當年家道艱辛的同時，也以滿懷感恩的心情講到姻親周家的現(xiàn)狀，“今周姻太伯之后，亦如吾祖之窮困，亟應籌款救濟，以報昔日之功。”如今李家大恩人的后人也窮困潦倒，李鴻章決定實施救濟，他寫這封家書就是號召弟兄們回報當年的大恩人。李鴻章說到做到，自己先給周家寄去五十兩銀子，年底打算再寄去一百兩銀子。他還催促弟弟李鶴章，你如今經(jīng)濟狀況也不錯，“當可分任其勞”.

    李鴻章在這個基礎上又做進一步發(fā)揮，希望李家兄弟籌集十萬銀兩，學習宋朝的范仲淹，“仿范文正之例”,辦一個義莊，救濟家族里的窮人。這個理想，不知李鴻章有沒有做到，但可以看出中國古典式的一種感恩模式，或者說慈善模式，自己經(jīng)濟富裕了，就開始接濟家族和地方，從春秋時期的叔向到宋朝的范仲淹，都走的是這條道路。地方出去的高官賢達，都喜歡在家鄉(xiāng)買田置產(chǎn)，表面上是用來收租的，其實他們多數(shù)分文不收，完全用來接濟地方。

    這種中國古典式鄉(xiāng)情感恩，或許是我們的讀書種子得以綿延不絕的一個原因吧。

    據(jù)《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