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軍俘獲的便衣隊員，身上是便衣隊暴徒亂用的旗幟。

　　天津事變也叫天津便衣隊暴亂，又稱天津事件，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于“九一八”事變后在天津糾集一伙民族敗類制造的兩起武裝暴亂事件。由于這些漢奸不穿軍裝，沒有番號，故習慣上稱為便衣隊暴亂。

　　便衣隊暴亂前后共有兩次：第一次從1931年11月8日晚10時30分起至20日中午結束；第二次自26日晚至27日晨結束。對日本侵略者發(fā)動的兩次暴亂，東北軍天津地方當局給予了堅決回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軍的進犯勢頭，打擊了其囂張氣焰。

土肥原的陰謀

　　天津便衣隊暴亂發(fā)生的1931年，天津是國民黨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又是東北軍在華北的大本營。暴亂發(fā)生時，國民黨河北省政府主席由東北軍第二軍軍長王樹常兼任。天津市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由張學銘擔任。當時東北軍在關內(nèi)尚有大批部隊，但由于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根據(jù)《辛丑條約》，向王樹常提出天津市二十里內(nèi)中國不能駐軍問題，東北軍主力移駐塘沽、大沽、軍糧城間，天津市內(nèi)的駐軍只有第二軍的一個營。在市內(nèi)可以使用的兵力，主要是公安局所屬的保安總隊，總隊長王一民。雖然不是正規(guī)部隊，但裝備齊全，訓練有素。保安大隊下轄3個大隊，大隊下設7個中隊，每一中隊包括一個自行車隊和一個直轄騎巡隊，約120人。保安總隊共有2000余人，裝備有步槍、手槍等兩千余支，迫擊炮4門，重機槍4挺。

　　關東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從沈陽來到天津后，先與安福派交涉，結果不受歡迎，后又召集漢奸張璧、李際春等，在日租界秋山街張璧住宅內(nèi)密商“起事”.土肥原策劃此次暴動，有諸多原因，但首要的不外乎以下幾點：制造騷亂，向列強特別是即將到來的國際調查團“展示”中國政局不穩(wěn)，抹黑中國形象；名正言順地以“維持治安、保護僑民”為借口向天津增兵；趁亂將溥儀裹挾去東北。

天津當局奮起迎戰(zhàn)

　　在事變發(fā)生前三天，王樹常和張學銘已經(jīng)從公安局特務隊得知“駐津日人軍方和領事館，主使我國失意軍人張璧、李際春及地痞流氓組織便衣隊準備實行暴動”等情況。王樹常得到報告后，召集省、市軍政黨警及保安主管官員聯(lián)席會議，研究對策，然后分命各保安隊嚴加戒備，發(fā)足槍支彈藥。為防備事變突然爆發(fā)，他命令公安局以“外交緊張”、“地方不靖”等為由，從1931年11月1日起，提前施行“冬防”.同時，王樹常命令第二軍做好保衛(wèi)天津的準備，以防日軍增援部隊由塘沽登陸。

　　1931年11月8日夜10時半，果然有便衣隊約2000余人從天津日本租界海光寺沖出來，手持各種槍械，向天津市內(nèi)射擊，攻擊的重點目標是國民黨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公安局和警察署。但保安隊及警察早已嚴陣以待，經(jīng)過激烈交火，便衣隊節(jié)節(jié)敗退。

　　1931年11月9日，天津公安部隊已抓獲便衣隊暴徒61人，將其中搶燒淫掠為首分子10人就地槍決，37人押往北平，其余解往第二軍軍部。經(jīng)審訊，得知便衣隊暴動總機關分設于日本租界的大同公寓、萬國公寓、太平里等處；繳收自暴徒方面的槍械，除日本陸軍三八式步槍之外，還有沈陽兵工廠所造槍械，后者是在日軍占領沈陽之后落于日軍之手再運來天津的。王樹常即命令懸賞捉拿張璧、李際春，生擒者每人3000元，擊斃者賞1500元。

駁斥日本駐屯軍

　　不久，公安部隊發(fā)現(xiàn)日軍山炮榴霰彈一枚，彈上鐫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樣。而在所捕獲的便衣隊暴徒身上繳獲的手榴彈也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樣。此時，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卻以騷亂“實已危及日本租界僑民生命之安全”為由，強行要求中國當局將中國保安隊和警察自動后撤300米。否則，“將采取自由的行動”.與此同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發(fā)表聲明稱：“目下之暴動，系屬中國內(nèi)爭，日軍無庸干預中國之內(nèi)部問題。為此聲明，日軍對中國軍民之任何方面，嚴守中立態(tài)度，凡不企圖損傷日本國家軍隊之尊嚴與危及日人之生命財產(chǎn)者，日本皆當力予保衛(wèi)。此次天津附近之騷亂，不特外僑之不幸，亦中國人民之不幸也。余深望治安早日恢復，使中外人民同享和平快樂之生活。”

　　王樹常隨即駁斥香椎說：“閘口交界處及各線正在激烈戰(zhàn)斗中，我不能單方停止戰(zhàn)斗而后撤300米。”但日軍不斷糾纏，王樹常見保安隊已打退便衣隊的進攻，為預防事態(tài)擴大，同意后撤300米。

　　在平定便衣隊暴亂中，有4個化裝的日本兵被抓獲，經(jīng)審訊，他們承認是執(zhí)行諜報工作的。不久，日租界派了一個憲兵少尉到省政府見王樹常說，大日本皇軍憲兵“穿衣服有他的自由”,還要求賠償“醫(yī)藥費、服裝費等款500元”.為了不給日軍借口，王樹常答應放人。當提出那幾個日軍罪犯時，這幾個日本兵裝作不能站立，由別的日本兵攙扶上車。

　　對此，王樹常說：“日本在東北，是強盜行為。在天津，則是賊竊手段。一面是搶搶奪奪，一面是偷偷摸摸。”由于土肥原發(fā)動的騷亂被中國方面擊潰，所以他雖已將溥儀帶走，但向天津增兵的企圖卻以失敗告終。而王樹常在停戰(zhàn)間隙召集各國記者前往現(xiàn)場采訪，并出示證據(jù)，這也讓土肥原“給中國抹黑”的企圖無法得逞。

曇花一現(xiàn)的第二次暴亂

　　據(jù)說當暴動失敗之后，土肥原賢二羞愧難當，打算切腹自殺，可是這時他剛好接到了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和參謀總長金谷范三發(fā)來的電報，指示他繼續(xù)進行工作，土肥原隨即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1931年11月26日晚上8時許，土肥原發(fā)動了“第二次天津事變”,但很快又被天津當局公安部隊擊敗，最后只得采取無賴手段。第二天，日駐屯軍司令香椎向王樹常提出“要求”稱：中方應即時中止“敵對”行動；中國軍隊須退至天津20里以外。

　　在南京政府既無完整對策，又無力支援的情況下，為避免再給為日軍趁機擴大事件的借口，王樹常讓張學銘將保安隊主力撤到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