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軍俘獲的便衣隊員,身上是便衣隊暴徒亂用的旗幟。
天津事變也叫天津便衣隊暴亂,又稱天津事件,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于“九一八”事變后在天津糾集一伙民族敗類制造的兩起武裝暴亂事件。由于這些漢奸不穿軍裝,沒有番號,故習慣上稱為便衣隊暴亂。
便衣隊暴亂前后共有兩次:第一次從1931年11月8日晚10時30分起至20日中午結束;第二次自26日晚至27日晨結束。對日本侵略者發(fā)動的兩次暴亂,東北軍天津地方當局給予了堅決回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軍的進犯勢頭,打擊了其囂張氣焰。
土肥原的陰謀
天津便衣隊暴亂發(fā)生的1931年,天津是國民黨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又是東北軍在華北的大本營。暴亂發(fā)生時,國民黨河北省政府主席由東北軍第二軍軍長王樹常兼任。天津市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由張學銘擔任。當時東北軍在關內(nèi)尚有大批部隊,但由于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根據(jù)《辛丑條約》,向王樹常提出天津市二十里內(nèi)中國不能駐軍問題,東北軍主力移駐塘沽、大沽、軍糧城間,天津市內(nèi)的駐軍只有第二軍的一個營。在市內(nèi)可以使用的兵力,主要是公安局所屬的保安總隊,總隊長王一民。雖然不是正規(guī)部隊,但裝備齊全,訓練有素。保安大隊下轄3個大隊,大隊下設7個中隊,每一中隊包括一個自行車隊和一個直轄騎巡隊,約120人。保安總隊共有2000余人,裝備有步槍、手槍等兩千余支,迫擊炮4門,重機槍4挺。
關東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從沈陽來到天津后,先與安福派交涉,結果不受歡迎,后又召集漢奸張璧、李際春等,在日租界秋山街張璧住宅內(nèi)密商“起事”.土肥原策劃此次暴動,有諸多原因,但首要的不外乎以下幾點:制造騷亂,向列強特別是即將到來的國際調查團“展示”中國政局不穩(wěn),抹黑中國形象;名正言順地以“維持治安、保護僑民”為借口向天津增兵;趁亂將溥儀裹挾去東北。
天津當局奮起迎戰(zhàn)
在事變發(fā)生前三天,王樹常和張學銘已經(jīng)從公安局特務隊得知“駐津日人軍方和領事館,主使我國失意軍人張璧、李際春及地痞流氓組織便衣隊準備實行暴動”等情況。王樹常得到報告后,召集省、市軍政黨警及保安主管官員聯(lián)席會議,研究對策,然后分命各保安隊嚴加戒備,發(fā)足槍支彈藥。為防備事變突然爆發(fā),他命令公安局以“外交緊張”、“地方不靖”等為由,從1931年11月1日起,提前施行“冬防”.同時,王樹常命令第二軍做好保衛(wèi)天津的準備,以防日軍增援部隊由塘沽登陸。
1931年11月8日夜10時半,果然有便衣隊約2000余人從天津日本租界海光寺沖出來,手持各種槍械,向天津市內(nèi)射擊,攻擊的重點目標是國民黨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公安局和警察署。但保安隊及警察早已嚴陣以待,經(jīng)過激烈交火,便衣隊節(jié)節(jié)敗退。
1931年11月9日,天津公安部隊已抓獲便衣隊暴徒61人,將其中搶燒淫掠為首分子10人就地槍決,37人押往北平,其余解往第二軍軍部。經(jīng)審訊,得知便衣隊暴動總機關分設于日本租界的大同公寓、萬國公寓、太平里等處;繳收自暴徒方面的槍械,除日本陸軍三八式步槍之外,還有沈陽兵工廠所造槍械,后者是在日軍占領沈陽之后落于日軍之手再運來天津的。王樹常即命令懸賞捉拿張璧、李際春,生擒者每人3000元,擊斃者賞1500元。
駁斥日本駐屯軍
不久,公安部隊發(fā)現(xiàn)日軍山炮榴霰彈一枚,彈上鐫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樣。而在所捕獲的便衣隊暴徒身上繳獲的手榴彈也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樣。此時,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卻以騷亂“實已危及日本租界僑民生命之安全”為由,強行要求中國當局將中國保安隊和警察自動后撤300米。否則,“將采取自由的行動”.與此同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發(fā)表聲明稱:“目下之暴動,系屬中國內(nèi)爭,日軍無庸干預中國之內(nèi)部問題。為此聲明,日軍對中國軍民之任何方面,嚴守中立態(tài)度,凡不企圖損傷日本國家軍隊之尊嚴與危及日人之生命財產(chǎn)者,日本皆當力予保衛(wèi)。此次天津附近之騷亂,不特外僑之不幸,亦中國人民之不幸也。余深望治安早日恢復,使中外人民同享和平快樂之生活。”
王樹常隨即駁斥香椎說:“閘口交界處及各線正在激烈戰(zhàn)斗中,我不能單方停止戰(zhàn)斗而后撤300米。”但日軍不斷糾纏,王樹常見保安隊已打退便衣隊的進攻,為預防事態(tài)擴大,同意后撤300米。
在平定便衣隊暴亂中,有4個化裝的日本兵被抓獲,經(jīng)審訊,他們承認是執(zhí)行諜報工作的。不久,日租界派了一個憲兵少尉到省政府見王樹常說,大日本皇軍憲兵“穿衣服有他的自由”,還要求賠償“醫(yī)藥費、服裝費等款500元”.為了不給日軍借口,王樹常答應放人。當提出那幾個日軍罪犯時,這幾個日本兵裝作不能站立,由別的日本兵攙扶上車。
對此,王樹常說:“日本在東北,是強盜行為。在天津,則是賊竊手段。一面是搶搶奪奪,一面是偷偷摸摸。”由于土肥原發(fā)動的騷亂被中國方面擊潰,所以他雖已將溥儀帶走,但向天津增兵的企圖卻以失敗告終。而王樹常在停戰(zhàn)間隙召集各國記者前往現(xiàn)場采訪,并出示證據(jù),這也讓土肥原“給中國抹黑”的企圖無法得逞。
曇花一現(xiàn)的第二次暴亂
據(jù)說當暴動失敗之后,土肥原賢二羞愧難當,打算切腹自殺,可是這時他剛好接到了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和參謀總長金谷范三發(fā)來的電報,指示他繼續(xù)進行工作,土肥原隨即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1931年11月26日晚上8時許,土肥原發(fā)動了“第二次天津事變”,但很快又被天津當局公安部隊擊敗,最后只得采取無賴手段。第二天,日駐屯軍司令香椎向王樹常提出“要求”稱:中方應即時中止“敵對”行動;中國軍隊須退至天津20里以外。
在南京政府既無完整對策,又無力支援的情況下,為避免再給為日軍趁機擴大事件的借口,王樹常讓張學銘將保安隊主力撤到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