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歷代帝王廟是明清兩朝專門祭祀古代帝王的皇家廟宇,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在該廟的景德崇圣殿內,供奉著188位古代帝王的牌位,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崇禎。乾隆與歷代帝王廟有著不解之緣,他曾經(jīng)六次親祭帝王廟,并且重修殿宇,在廟內留下四座石碑。這些碑文記錄了乾隆對入祀帝王的評價,同時也反映出他治理國家的心路歷程。
乾隆3年(1738年),28歲的弘歷第一次到歷代帝王廟祭祀。據(jù)《清史稿》記載,這一年水災、風災、旱災、雹災、蝗災頻發(fā)。十一月,寧夏、甘肅發(fā)生特大地震,地震又引發(fā)火災、河堤決口。乾隆緊急調撥蘭州庫銀20萬兩,并且派專員去賑濟,次年他還免去了災區(qū)的所有額賦。親祭帝王廟之后,乾隆作了一首《禮成紀述八韻》。詩中寫道:“志曾希舜禹,心媿作君師。”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心懷大志,但是對于如何駕馭這個龐大的國家,他還有些惶恐不安。
乾隆9年(1744年),34歲的乾隆第二次親祭歷代帝王廟,這次祭祀沒有留下什么感言。為了修繕帝王廟,乾隆決定將景德崇圣殿的頂瓦換成黃色琉璃瓦,并且將主體建筑的外立面換成金龍和璽彩畫,從而將正殿的規(guī)格提高了。完工后,乾隆于1764年第三次親臨致祭,并且寫下《歷代帝王廟瞻禮詩》和《重修歷代帝王廟碑文》,鐫刻在石碑上,立于帝王廟西南碑亭。
這一年是有著特殊歷史意義的一年。1644年甲申年,明朝滅亡,清軍入關,開始了大清王朝的統(tǒng)治。巧合的是,這一年也是甲申年,只不過時間已經(jīng)過去120年,正好兩個甲子。是年乾隆54歲,而這一階段也是他統(tǒng)治的巔峰時期:先后平定準噶爾叛亂、大小和卓,并且在新疆設伊犁將軍。此時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展,人口增長,疆域遼闊,乾隆本人也是躊躇滿志,頗為自得。
《歷代帝王廟瞻禮詩》開頭便說:“三皇五帝道功崇,歷代君王懋建中。雖是乘除撫人世,莫非兢業(yè)代天工。”其意是說三皇五帝的功德崇高偉大,其他君王也都有勉力建業(yè)之功。雖然世事消長引發(fā)朝代更替,但是帝王們沒有不兢兢業(yè)業(yè)、代天職事的。這首詩既是對古代帝王的歌功頌德,也是對自己的肯定。
在《重修歷代帝王廟碑文》中,乾隆強調要“觀德”.“觀德”一詞出自偽古文《尚書》中的《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乾隆認為,“觀德”并不是單純的歌功頌德,而是觀察并且引以為戒。他舉例說:周人曾經(jīng)被商王朝監(jiān)管,一旦周滅了商,就稱自己是正統(tǒng),而把商叫作“勝國”,就是被滅之國,這種朝代的更替能不讓人警惕甚至害怕嗎?所以乾隆說,如今把各個朝代的帝王聚于一室,不僅僅是為了效法,還要從朝代的興衰更替中吸取教訓。“觀法之所存,即知戒之所寓”,這才是乾隆的“觀德之意”.
乾隆40年(1775年)農(nóng)歷二月, 65歲的乾隆第四次來帝王廟祭祀,并且寫下《躬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有述》。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他對古代帝王有了新的認識。他在詩中寫道:“圣惟吾法庸吾戒,法者實稀戒實多。”意思是說:我要效法那些圣賢之君,對那些昏庸之君則要引以為戒。然而縱觀廟里入祀的這些帝王,值得效法的實在太少了,要引以為戒的卻實在太多了。相比上次祭祀提出的“法、戒并舉”,這次乾隆更強調“戒”.
乾隆于1783年農(nóng)歷三月,第五次來帝王廟祭祀。此時乾隆年逾古?。?3歲),他寫下《癸卯暮春祭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詩的大義說:“我擺出供品請帝王們饗用,史書記載的朝代更迭則讓我心生畏懼。祭典完成之后起駕回宮,我還頻頻回首,思緒萬千。”此時乾隆已經(jīng)暗下決心,要對帝王廟進行改革了。
明太祖朱元璋最早在南京建帝王廟時,只供奉16位帝王、37個陪臣。清代康熙皇帝在去世之前提出:“應將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雍正秉承康熙遺愿,將入祀人數(shù)增加到164位帝王、79個陪臣。乾隆認為,康熙、雍正的做法是“至大至公”.其實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就增加一人入祀,他就是明朝建文帝。乾隆在諭旨里追謚建文帝為“恭閔惠皇帝”,并且將其牌位放在明太祖的牌位旁邊。
乾隆49年(1784年),乾隆下了一道很長的圣諭,對帝王廟入祀帝王的增減做出較大變動。乾隆首先肯定了崇禎皇帝。他認為,明之所以亡國,是因為萬歷、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時,“國事已不可為”,他雖然辛苦經(jīng)營17年,仍不能“補救傾危”,最后以身殉國。所以,乾隆把崇禎的牌位添進去,而不入祀萬歷、泰昌、天啟,在乾隆看來,實乃“千古大公定論”.
出于類似考慮,乾隆又增加了唐憲宗、金哀宗。他認為,唐憲宗時,藩鎮(zhèn)的節(jié)度使擁兵自重,憲宗征討節(jié)度使,使藩鎮(zhèn)相繼歸順朝廷,維護了國家的統(tǒng)一,他“在有唐一代中尚屬英王”.憲宗晚年被宦官殺害,并非無德,所以應該入祀。至于金哀宗,乾隆認為,金哀宗生不逢時,他繼位后也曾進行改革,但由于之前的海陵王淫虐失德,金國大勢已去。后來蒙古鐵蹄南下,金哀宗無力回天,“自縊殉國”.他與崇禎帝的命運相似,所以應入祀帝王廟。乾隆并非一味地增加,他撤掉了東漢桓、靈二帝的牌位?;傅鄢缟蟹鸬?,沉湎女色,致使宦官掌權,釀成“第一次黨錮之禍”.之后的靈帝更加昏聵,宦官專權達到頂峰,大批的士大夫被處死、囚禁或流放,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乾隆認為,東漢之亡,亡于桓、靈之手而非漢獻帝。桓帝、靈帝這兩個“昏暗之君濫叨廟食”,現(xiàn)在必須把他們清除出去。
在諭旨中,乾隆正式提出“中華統(tǒng)緒,不絕如線”.他說,中華統(tǒng)緒之所以出現(xiàn)這么多缺環(huán),就是因為議禮大臣抱有南北之別、高低之分的偏見。所以乾隆下旨,增祀東晉、南朝、北魏、五代十國的皇帝,加上唐憲宗、金哀宗,計25帝,使帝王廟的入祀人數(shù)增加到188人。為了表示對這次增祀的重視,1785年仲春,乾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來帝王廟祭祀。如今矗立在歷代帝王廟里的三座碑亭,都與乾隆第六次親祭有關。
東南碑亭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間。亭內所立之碑,碑陽是雍正11年(1733年)所書,碑陰是乾隆50年(1785年)寫的《仲春祭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乾隆之所以選擇在父皇所立之碑的背面刻字,是因為父子二人講了同一件事,即為什么增加入祀帝王的人數(shù)。乾隆覺得意猶未盡,于是同年秋天,他派大臣和坤等人督辦,新建了正東碑亭、正西碑亭,乾隆51年開工,乾隆52年建成。
1785年對乾隆來說極不尋常,這一年是乾隆執(zhí)政50周年,當時他已經(jīng)75歲?;厥淄?,乾隆心中必定感慨良多。所以在正東碑亭的碑文中,乾隆把自己對帝王的評價和執(zhí)政心得都寫了進去。
正東碑亭內立有乾隆五十年(1785年)寫的《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碑文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所以,皇帝不應該有民族和地域的差別。乾隆增加了25位皇帝,從而將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的中華帝王世系串聯(lián)成線。隨著年齡的增長,乾隆對執(zhí)掌國政越來越心存戒懼。在這篇碑文中,他重申“法戒”,即效法好皇帝,對昏君則要引以為戒:“孰可以為法,孰可以為戒,萬世之后,入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
正西碑亭與正東碑亭同為乾隆52年建成。與正東碑亭內洋洋灑灑的碑文相反,正西碑亭僅立一座無字碑,碑的正、背面沒有一個字。
乾隆26歲登基,實際執(zhí)政63年。他大力推行重農(nóng)政策,多次蠲免錢糧、稅賦,緩解了社會矛盾;他果斷出兵,平定叛亂,鞏固了統(tǒng)一多民族的封建政權;他命人編纂《四庫全書》,為保護和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貢獻。這一時期,政治穩(wěn)定,疆域廣袤,人口增長,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是大清王朝的巔峰時期。然而他又好大喜功,連年用兵,耗盡國庫積蓄;六次南巡,鋪張奢華,勞民傷財;晚年寵信大貪官,吏治腐敗,貪官盛行;他大興文字獄,銷毀民間書籍,禁錮了思想、文化的發(fā)展。當時西方已經(jīng)吹響工業(yè)革命的號角,中國卻還在封建的土地上緩慢前行。事實上,大清王朝到乾隆這里盛極而衰,留給嘉慶的是一個爛攤子。對于自己的是非功過,乾隆應該是有一定認識的,也只能交給后人來評說,所以才會留下一座無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