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何曾“三稱”新城？
“新城”不是一個新的地名。但是這個地名是什么時候出現(xiàn)的，向來說法不一：有的主張“辛亥革命勝利后，拆除滿城，將秦王府故城改名新城”，《陜西省志·行政建置志》就持這種觀點；有的主張“……明秦藩故城，清為滿洲教場。民國初年辛亥之役毀于火，十年馮玉祥督陜，重建新城恢復(fù)舊觀”，上世紀(jì)30年代的《西京指南》）就持這種觀點；還有的主張“1926年慶祝西安解圍改稱紅城，翌年遷入陜西省政府，改稱新城”，如《西安通覽》就是這樣認(rèn)為。不過無論這些說法分歧再大，對與不對，總之都沒出“民國前期”這個范圍，也就是說，大家都傾向于它是“民國前期”出現(xiàn)的，不會再早。
已故著名歷史學(xué)家武伯綸先生《古城集》的《古城拾零》（十），認(rèn)為西安歷史上“稱‘新城’共三次”，也就是說，三次出現(xiàn)過“新城”的叫法：第一次在唐末，第二次在清代，第三次就是民國這一次。民國暫且不說，前兩次所依據(jù)的史料，一個是元代李好文《長安志圖》“新城天佑元年（904年）佑國軍節(jié)度使韓建筑。時朱全忠遷昭宗于洛，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廬舍，長安遂墟。建遂去宮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南閉朱雀門，又閉延禧、安福門，北開玄武門，是為新城”的記載，一個是民國毛昌杰《君子館日記》中“新城即舊皇城明藩故址……今于右任執(zhí)政，深惡‘皇’字，易為‘紅’城。”其中滿城曾稱“新城”，于史無據(jù)，唐末的“改造唐皇城”，也不便和現(xiàn)在的“新城”拽扯在一起。原因是清代的“滿城”也罷，民國的“紅城”也好，都在現(xiàn)在新城這塊地方，而唐末這“新城”，卻是唐長安城除過宮城和外郭城以外的“子城”部分，即一般所說的“皇城”，事實上卻比現(xiàn)在的“新城”大得多。這從《唐代長安詞典》所說的：“皇城是唐中央統(tǒng)治機構(gòu)的所在地……現(xiàn)西安市的南城墻，由西向東至開通巷附近，西城墻由西向北至玉祥門處，就是唐長安皇城南城垣與西城垣的遺存”看，就會有個大致的判斷。因此，正如“滿城”和“紅城”不能等同“西安”代表西安一樣，唐“皇城”也未必等同今之“新城”代表新城。西安不是新城，新城也不是西安，除唐末“新城”而外，后面的西安和新城是兩個不同的地理概念，誰也不能代表誰，誰也不能替代誰，說西安歷史上曾三次出現(xiàn)過“新城”的名稱，勉強可以（如果證據(jù)確鑿），但要說西安歷史上曾“三稱”新城，則有點概念不清，邏輯混亂了。
誰手里改的“新城”？
不言而喻，這顯然是指“民國前期”的這次。按現(xiàn)在一般的說法，這個“新城”是從“紅城”改過來的，而“紅城”按《西安市志》《新城區(qū)志》的說法，又是“圍城”之后，即1927年1月于右任主持的陜西革命大祭籌備委員會由“皇城”改過來的。“皇城”之改“紅城”，與政治風(fēng)云有關(guān)，“紅城”之改“新城”，也與政治風(fēng)云有關(guān)，說得再透徹一點，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分裂有關(guān)，在“四·一二”政變，尤其馮玉祥6月轉(zhuǎn)向之后。但是從1927年6月到1930年10月這段時間，于右任雖名義上一直擔(dān)任陜西省政府主席，實際上因為馮部的排擠，他卻始終沒有到任，主席一職，長期是由馮部石敬亭等若干人相繼代理。其中，石敬亭從1927年7月代理到1927年11月（據(jù)《陜西省志·人物志》（中），其確切時間為1927年7月18日~1927年11月19日），宋哲元從1927年11月代理到1930年4月（1928年5月~6月，田雄飛又代理了一段），劉郁芬又從1930年4月代理到1930年10月楊虎城主陜，跟走馬燈似的，“新城”到底是他們幾個誰手里（或任中）改的呢？
現(xiàn)在一般都說是石敬亭，從現(xiàn)在掌握的資料看，也應(yīng)該是這樣。可是武先生《古城拾零》（十）竟說是劉郁芬任上改的。這不免也讓人覺得奇怪。因為和《西安通覽》一樣，《三秦歷史文化詞典》等許多工具書和史志著作，都堅持認(rèn)為這事發(fā)生在1927年，區(qū)別僅在于，有的說是這一年的7月，如《西安市志》大事記稱：“是月，陜西省政府由北院遷紅城辦公，改名新城。”有的說是這一年的10月，如《新城區(qū)志》大事記稱：“是月，陜西省政府從北院（今西安市人民政府大院）遷至紅城，并將紅城改名新城。”所以1927年這個時間概念，應(yīng)該沒什么問題，而這一年無論7月，還是10月，都恰好是在石敬亭的任期。何況宋伯魯所書《陜西新城記》，就是1927年11月為石敬亭起草的，其中明確提到改名之事及其緣由；而先生此文所引毛昌杰《君子館日記》記載此事的時間為1927年1月20日，也正好和這個時間吻合。先生這里肯定是因年代久遠(yuǎn)，錯記了石、劉兩人的任期，從而張冠李戴，誤將此事寫在劉郁芬的名下了。這也難怪，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古城拾零》畢竟是先生晚年的著作，先生年紀(jì)大了，偶或記錯，是完全可以諒解的。
“紅城”何以改名“新城”？
前文說過，“皇城”改“紅城”，是由于政治的緣故，“紅城”改“新城”，同樣是由于政治的緣故。因為“紅城”是國共合作的產(chǎn)物，“四·一二”后，國共合作破裂，馮玉祥附蔣，象征革命的“紅城”自然沒有存在的理由了。不過一般人只知道何時“紅城”改的“新城”，或者說“新城”怎么來的，很少知道或很少想到去追究它的歷史背景，更不知道，當(dāng)時改“紅城”為“新城”的時候，關(guān)于“新城”的取名，還有過一番爭論。
據(jù)毛昌杰《君子館日記》1927年11月20日記載:“新城即舊皇城明藩故址，故相沿有此稱。今于右任執(zhí)政，深惡‘皇’字，易為‘紅’城。近人又易‘新’字，不知‘新城’乃舊時滿城名，近執(zhí)政者所不知也，即至細(xì)事，無不可嘆，荊公、呂惠卿所為，不至如此也。”察其文意，看得出老先生似乎并不反對石敬亭的改名，只是覺得不該改用“新城”這個名字。因為在他看來，“新城”是“明藩故址”，清代滿城也叫這個名字，當(dāng)年于右任討厭“皇”字的封建色彩，將它改名“紅城”。民國是推翻滿清建立的，現(xiàn)在再把它的名字改回去，又叫做“新城”，就不免有些數(shù)典忘祖、出賣民國的味道，用今天的話講，就是缺乏政治頭腦，犯了原則性的錯誤，實在是糊涂得不能再糊涂了。王安石、呂惠卿當(dāng)年“變亂祖宗家法”，也不至于犯這樣的錯誤呀！毛先生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舉人，歷任湖北知縣、南京法治院參事、關(guān)中道尹和陜西督軍、省長、省主席顧問，是民國西安知名學(xué)者，于右任、李元鼎等一代名流都出其門下，其日記所記多是些政府內(nèi)幕。以他的人望和影響，遙想當(dāng)時贊成或附和其觀點的名紳大佬，一定不少，當(dāng)時他們與執(zhí)政當(dāng)局的這場思想交鋒也一定十分激烈。
但是石敬亭卻不這樣看，寫《陜西新城記》的宋伯魯一定也不這樣看。他們一口咬定所改“新城”含義并非老先生所說的那樣，而是此“新”非彼“新”，取《四書》中《大學(xué)》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意思，說“吾輩當(dāng)維新之世，為革新之舉”，其意義在“革故鼎新”。所以以石氏為首的陜政當(dāng)局，并未因為一幫名紳大佬的反對而稍改其意志，收回改名“新城”的定見。其實想想也是。當(dāng)時“紅”對石敬亭們來說，已成為十分忌諱的字眼，去掉“紅”字，就意味著消除共產(chǎn)黨的影響，而國民黨的省政府，駐在一個名字帶有共產(chǎn)黨色彩的地方，視聽上也不倫不類。而《大學(xué)》“日新又新”的寓意，又確實不失為一個理想的選擇：省府新設(shè)，要有新的氣象，蘊意中性，于社會各方也都說得過去。所以，盡管現(xiàn)在有學(xué)者說這“不僅不是革新，而且是最大的倒退”（主要指政治上），當(dāng)時的執(zhí)政當(dāng)局也還是堅持這樣做了，歷史也真的就這樣走到了現(xiàn)在。
(責(zé)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