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九年(藏歷第十五饒迥陰水兔年，1903年)，根敦群培生于安多地區(qū)的日貢(今青海同仁縣)雄龐西村。其父俄腔多吉(又稱阿拉杰布)，信奉寧瑪教派，精通藏文，諳熟經(jīng)典，可謂當?shù)匾晃恍∮忻麣獾膶W者。母親名白瑪吉。

　　根敦群培原名仁真朗吉(又有說叫阿勒克·吉扎)。他自幼好學，4歲時能讀寫藏文，7歲時父親不幸染病去世。家產(chǎn)被貪婪無厭的叔叔騙走，母子二人流落四方，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然而，根敦群培堅持學習，9歲時出家入雅瑪扎西曲寺，從古得班旦活佛學經(jīng)，掌握了藏文文法，學會了作詩、繪畫和寫文章。13歲被送進日貢寺，正式剃度為僧，從師傅取名為根敦群培。以后因為博得了師長們的賞識，又被送往地扎寺。在寺院里，他系統(tǒng)地學習了因明學(邏輯學)和其它佛教典籍，并能看懂大小五明經(jīng)典，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也為他今后深入學習佛學知識打下了穩(wěn)固的基礎。3年后，根敦群培入扎西奇寺(即拉卜楞寺)，繼續(xù)學習深造，著重學習釋量論、因理論等諸佛教因明著作。在學習過程中，他不僅能刻苦鉆研佛學理論，而且能提出自己不同的見解，公開否定學術權威的所謂教義。藏傳佛教是非常重視辯論的，根敦群培正是一位善于雄辯的學者，他在扎西奇寺的經(jīng)壇上曾舌戰(zhàn)群僧，擊敗了不少向他發(fā)問的人，因而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贊揚，被認定為一位寧瑪派喇嘛的化身，稱之為“多扎仁波欽”(即扎西奇寺的大學者)。然而，對于他的成就，特別是他對于經(jīng)典的解釋提出異意，竟然遭到一些愚頑僧人的非難和冷嘲熱諷，根敦群培并未因此被嚇倒，為了能繼續(xù)學習研討深奧的佛理，求得一個安寧的學習環(huán)境，他不得不離開了該寺，向著藏區(qū)佛學中心——拉薩走去。

　　民國16年(1927年)，根敦群培到拉薩后，輾轉投奔于哲蚌寺“果芒扎倉”格西喜饒嘉措大師等人門下繼續(xù)受業(yè)，修法習經(jīng)達7年之久。這期間，他雖然已經(jīng)掌握了很多的佛學知識，但仍然認為自己還未達到所要求的高度，始終懷著強烈的求知欲望，去尋覓新的知識。又由于他性格耿直爽快，對任何問題總喜歡直言不諱的闡述自己的看法，并利用自己淵博的知識和犀利的口才與一些獲得格西學位的高僧進行辯論，常常擊敗對手，故不免被寺院里一些小人嘲笑攻擊，甚至是毆打。盡管處境不佳，根敦群培仍以堅韌的毅力，潛心鉆研佛經(jīng)。同時，他一有空就畫佛像，將這些得意之作賣給權貴階層，以救濟、資助眾多的貧困僧人。

　　民國23年(1934年)夏天，印度學者、僧人拉胡勒，桑克洛特雅那發(fā)現(xiàn)佛經(jīng)的梵文原本在印度已經(jīng)失傳，遂抱著一線希望前往拉薩，渴望能在那里找到貝葉經(jīng)。除外他還想將藏文《大藏經(jīng)》譯成梵文，因此要聘請幾位譯師。碰巧有人把根敦群培介紹給他，倆人見面談得很投機，根敦群培出眾的才華給這位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根敦群培欣然應邀往印擔任譯師，他放棄了每年一度的傳大召法會上報考拉讓巴格西的機會，特地向一些印度商人學習了一些簡單英語，跟隨拉胡勒匆匆就道。途中，根敦群培取道山南，訪問了名勝古跡，朝禮了桑耶寺，一路抄寫、描繪、攝照和收購了能得到的古籍或手抄本。幾個月后，抵達印度瓦拉納斯，他以極大的求知欲游覽了佛教圣地，參觀博物館，結識當?shù)貙W者并且頑強地修習梵文，后轉入錫蘭(今斯里蘭卡)梵文大學，用了14個月的時間，以名列榜首的學習成績，獲得學校授與的“班智達”學位。根敦群培一生學會了漢、梵、英、僧伽羅、印地、巴利等多種語言文字。旅印期間，他曾同羅列赫共同合作將兩本著名藏文著作《青史》和《釋量論疏》譯成英文，而前一本著作主要是根敦群培完成的，可見他的英文程度和翻譯水平都是很高的，否則是難以勝任的。如同前述，根敦群培還是一位出色的畫家，當年他在拉薩時曾為帕邦喀活佛畫過一幅肖像，高超的繪畫技巧迎得了被畫者的大加贊賞。赴外國后，他繼續(xù)施展自己的才華，無論是唐喀佛畫人物肖像，還是山水風景、飛禽走獸，他都能畫得神態(tài)逼真、栩栩如生。

　　根敦群培僑居國外學習，一去就是10年，他除了拜謁印度、尼泊爾各佛教圣地之外，遨游了不丹、錫蘭，參觀了重要的城市和名勝古跡，仔細地研究了外國的歷史、地理和宗教制度，和當?shù)氐姆饘W家探討了有關的問題，他還將巴里文《曇缽偈》譯為藏文。數(shù)年中盡管他生活十分清苦，有時幾個月沒有收入，偶爾朋友或學者們送來一些盧比，才得以勉強度日。但他：并不為之懼退，而是孜孜不倦地日夜刻苦攻讀。通過接觸到的敦煌資料和對藏族歷史的研究學習，他深感有重新編撰一部完整的西藏歷史的必要，隨即他著手又搜集了有關資料，對從新疆和敦煌出土的一部分古藏文原始資料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與羅列赫和其他藏學工作者討論這些文獻資料，決心編寫《白史》。為了生活上有所保障，便于更好地寫作，他只好到“英國皇家亞洲學會"212作，翻譯有關西藏佛教和文化藝術方面的資料。正是通過對國際社會的深入接觸，使根敦群培逐漸認清了英帝國主義圖謀西藏的野心，熱愛中華民族、維護民族尊嚴的感情使他對英帝無比痛恨。由于他較高的學術造詣，一些國家紛紛邀請他前往從事藏學研究工作，然英印當局百般阻撓，不予簽發(fā)護照，根敦群培氣憤之下，毅然離開印度。

　　民國34年(1945年)，根敦群培回到了西藏，為了繼續(xù)寫好他的那本著作，他四處拜師求教，親自前往熱瑪崗、吳香多等吐蕃歷史遺跡，如吐蕃牟地贊普(赤德松贊)時修建的“噶窮多吉因壇城”佛殿遺址和熱巴巾(赤德祖贊)所建的吳香多佛殿遺址進行實地考查和研究。經(jīng)過3年努力，他終于編撰出為后人所頌揚的藏族著名史書——《白史》。該書記述了松贊干布至芒松芒贊贊普時期的吐蕃歷史，采用了與以往任何藏族史學家不同的寫作方法，即將宗教和歷史嚴格區(qū)分開來，與過去帶有許多濃厚神話色彩的藏文史書截然相反。作者詳細地考證了贊普們的年代，論述了他們各自的功績和在藏族古代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當時的重大歷史問題作了恰如其分的結論。根敦群培是第一位運用敦煌古藏文文獻考證西藏古代歷史的藏族學者，他的這本書因而也就開創(chuàng)了科學地利用古代文獻資料的先河。該書重大意義還在于作者將7世紀以來吐蕃在宗教上同印度的關系，特別是政治上同唐朝中央政府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作了正確的論述，為13世紀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版圖這一歷史事實提供了有力可靠的理論依據(jù)，所以受到了國內(nèi)外學者的高度評價。

　　根敦群培除了最重要的歷史著作《白史》以外，還撰有大量各類論著。哲學類有：《動論》、《智論》、《中論要義》、《唯識派論》、《Z艮　難之明路》、《外、道異見明析》、《修行道論》、《龍樹教義飾》。翻譯類有：《曇缽偈》、《巴納歌》、《瑜伽真信》、《沙恭達拉》、《釋量疏》、《青史》、《軍事操典》、《羅摩衍那傳》。游記類有：《江湖游覽記》、《斯里蘭卡記事》、《一位學者旅行家看圖解的印度史》、《草藥及飲食之二十種滋味》、《(口度圣地巡游記》、《從拉薩到大吉嶺》、《喜馬拉雅巡禮》。美術類有：“《印度風土素描集》。其它類有：《愛情之藝術》、《藏文字典》、《火堆之升起》、《蓮瑪鳥的故事》等等。這些著作內(nèi)容廣泛，文筆暢達、精練，詞匯豐富，寓意深刻，通俗易懂，以很強的感染力和幽默、詼諧、風趣的詞語，深深地吸引了眾多的讀者，也充分展現(xiàn)了他淵博的學識和才華，給豐富多彩的藏族文化寶庫增添了晶瑩耀眼的瑰寶。此外，他還寫了不少詩歌，但由于作者經(jīng)常流落不寓，多有失散，所存廖廖無幾。

　　根敦群培除了在學術上廣采博收、銳意進取、學習先進科研方法和理論、大量地著書立說之外，他還閱讀過許多英文版的馬克思聲義書籍，他始終堅持認為西藏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更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他曾說過：“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如果毛澤東能在西藏徹底完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事業(yè)，那么對于新舊事務的更替，將起巨大的作用”。意思是，只有徹底推翻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度，才能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的大業(yè)，他在痛斥西藏的舊制度和統(tǒng)治階層的僧俗貴族們的丑惡行徑時寫道：

　　把隱私不露尊為高明，

　　把狐疑猜忌當作聰穎，

　　把一切陳舊頌揚為神靈的旨意，

　　把一切新穎說成是妖魔作祟。

　　把一切奇跡認為是惡兆，

　　這就是佛法圣地圖伯忒，

　　我們西藏歷來的傳統(tǒng)。

　　厭聞喧囂嘈雜的聲音，

　　模樣謙恭的眾僧徒們，

　　見了茶酪綺繡和金錢，

　　就和貪財老漁夫無異，

　　大人貴族喜聽獻媚話，

　　正如少年喜妖嬈無差!

　　根敦群培生活在我們祖國處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tǒng)治和戰(zhàn)禍頻至、動蕩不寧的時代。當時的西藏地方雖然沒有出現(xiàn)什么戰(zhàn)亂，但是反動的噶廈地方政府勾結英帝國主義，伙同英特務分子柏爾、麥克唐納、?？怂沟仍谖鞑丶茉O電臺、散布謠言，妄圖把西藏同祖國分裂出去，變成英屬附庸國。為此，他呼吁人們：英帝雖然科學發(fā)達，生產(chǎn)技術先進，但是他們玩弄陰謀詭計，妄圖奴役藏族人民，所以不能認賊作父，必須提高警惕!他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

　　毫無利人慈悲的心胸，

　　卻能開動機器燃電燈，

　　以此指給正人以邪路，

　　民國36年(1947年)，是西藏歷史上動蕩的一年。這年春天發(fā)生了熱振事件，失勢的愛國派前攝政熱振活佛打算推翻背叛祖國的親英派攝政達札，不幸被害致死。支持熱振的色拉寺僧人與藏政府發(fā)生武裝沖突，結果該寺被洗劫，許多愛國志士仁人被處死或流放，而西藏少數(shù)貴族與帝國主義勢力加緊了分裂西藏的陰謀。這時傳聞拉薩有共產(chǎn)黨活動的消息，而在此前英印政府曾密電其駐拉薩代表黎吉生，誣陷根敦群培在印期間參與印度共產(chǎn)黨，并且指出同黨人有邦達繞噶、江金公、貢培等人。黎吉生接電后極力唆使噶廈政府逮捕他，不久，噶廈地方政府遂以“共產(chǎn)黨特務”“有親漢傾向”“參與偽造、涂改百兩藏鈔”等等罪名，將正以自己博深的學識報效民族文化事業(yè)、專心著述《白史》的根敦群培投入黑暗的牢房之中。事實上根群敦培既未參加印度共產(chǎn)黨，更沒有參與邦達饒噶等人對抗噶廈政府的組織，僅僅是因為他的確是傾心社會主義，相信人類要走向共產(chǎn)主義，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擋共產(chǎn)黨進入西藏，還因為他作為一個正直的熱愛本民族、熱愛祖國的學者不愿違背自己的良心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賣命而已。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由于幾年獄中生活的折磨迫害，根敦群培身體極為虛弱，病情日益惡化，雖經(jīng)中央人民政府派來的醫(yī)護人員多方治療，終因醫(yī)治無效，于同年12月18日病故，享年僅47歲。根敦群培一生給我們留下了十分豐富而又珍貴的遺產(chǎn)，他那刻苦求索，嚴謹治學，追求光明的進取精神；熱愛西藏，維護祖國統(tǒng)一，反對分裂的愛國主義思想；對朋友一片摯誠，對敵人嫉惡如仇的高貴品質 ，都是為后人所敬佩和懷念的。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