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長安和洛陽為兩都 ,長安和洛陽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各有優(yōu)勢和盛衰 ,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大體說來 ,唐朝前期洛陽是全國經濟中心 ,在絲綢之路貿易和交流中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地位 ,特別是武則天在位時期 ,洛陽作為首都成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其地位益形重要。開元二十五年后 ,由于黃河龍門水道的疏浚 ,長安在經濟領域里地位有所加強 ,隨著皇帝不再東幸 ,洛陽的政治地位急劇下降;安史之亂中洛陽遭受的破壞最為嚴重 ,由于南北方的交通道路改為沿長江西上 ,經襄陽至長安 ,經由大運河北上的水道受到北方政治形勢的影響衰落 ,洛陽經濟中心的地位繼續(xù)墜落 ,長安在中外貿易和交流中則比之洛陽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地位。

    從政治功能說 ,隋及唐朝前期東西兩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唐代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長安不僅是唐朝的政治中心 ,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 ,長安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國際都市。洛陽是與長安東西輝映并駕齊趨的城市 ,兩都都是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隋唐兩代都重視洛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 ,隋及唐代前期洛陽由于交通的便利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從隋文帝時代起 ,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在長安和洛陽都存在相同的中央機構 ,正常年景在長安 ,一遇災荒移宮洛陽成為隋唐兩朝天子經常性的活動π}。當天子移駕洛陽時 ,包括接待外國來使的工作都在洛陽進行 ,例如《資治通鑒 》卷二百便記載 ,龍朔元年三月 ,高宗便“與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門 ”。

     隋及唐朝前期 ,長安和洛陽都是外國使節(jié)、藝人和胡商云集之所 ,這從兩地出土粟特胡人后裔墓志可知。昭武九姓粟特人以經商著稱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他們是絲路貿易的主要擔當者。進入中國中原地區(qū)都以國為姓 ,有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等 ,而以康、安兩國人最多 ,他們多為富商 ,不僅帶來域外產品以與中國絲綢等產品進行交換 ,而且?guī)砹宋饔虻淖诮毯臀幕？祰硕嘈叛瞿δ峤?,安國人多信仰火祆教。曹國人多樂工、畫師 ,唐代的琵琶名手多姓曹 ,如曹保、曹善才、曹綱三代都以琵琶而著稱。石國人多摩尼教徒 ,有的善舞 ,有的能翻譯回鶻語。米國人以善樂著稱 ,米、何、史諸國也多屬祆教徒。波斯人多以經商致富 ,操縱長安珠寶、香藥市場。波斯貴族由于阿拉伯勢力入侵而流浪天涯 ,國王卑路斯和他的兒子泥涅師入華而客死長安。長安在隋唐兩代中西交通和交流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為人熟知 ,不必贅述 ,這里單說洛陽。洛陽在中西交通和貿易交流方面也盛況空前。隋朝在隋煬帝時開始大力營建東都 ,并建含嘉倉以屯儲各地租賦;設市經商 ,開展對外貿易 ,吸引西域商人至洛陽進行交換。唐朝建立 ,繼承隋之傳統(tǒng) ,把洛陽做為全國經濟中心 ,擴大市場規(guī)模。隋時 ,在城南外僑聚居地之外 ,形成了東市、南市、北市三大市。唐代增加西市 ,形成國際性的大市場 ,稱為洛陽四市。其中最重要的是隋東市曰豐都市 ,唐時稱南市。據(jù)唐杜寶《大業(yè)雜記 》記載:“豐都市 ,周八里 ,通門十二 ,其內一百二十行 ,三千余肆 ,……市四壁有四百余店 , ……珍貨山積。”《太平御覽 》卷一九一引唐韋述《兩京新記 》云:“東京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兩京城坊考 》卷五載:“隋曰豐都市 ,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 ,其內一百二十行 ,三千余肆 ,四壁有四百余店 ,貨賄山積。”豐都市即唐之南市 ,以其在洛水之南 ,故曰南市。辛德勇的考證認為:“豐都市不唯‘南北居坊之地 ’,東西也同樣是‘居二坊之地 ’,共占地四坊。”所以才有八里之周長π～。隋唐長安東、西兩市均占兩坊地 ,可知洛陽豐都市的規(guī)模比之長安東西兩市都大 ,說明隋煬帝于東都置市 ,一開始就是把它作為最大的貿易中心進行建設的。至唐豐都市規(guī)模縮小 ,“貞觀九年促半坊 ”,但高宗顯慶年間又立北市 ,《唐會要 》卷八六《市 》云:“顯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洛州置北市 ,隸太府寺。”實際上北市早已存在 ,洛陽龍門奉先寺古陽洞石窟存有永昌元年“北
市香行社 ”供養(yǎng)人題字 ,說明在此之前已有北市。顯慶二年隸屬于太府寺。西市、北市在唐前期一直與南市互相呼應 ,成為洛陽經濟貿易中心區(qū) ,南市以經營日常商品為主 ,在三個市中規(guī)模最大。當時 ,各類重要商品如金、銀、珠寶、瓷器、皮毛、絲綢等從全國各地匯集到南市 ,再從這里發(fā)送到全國各地乃至西域、日本等地。直到唐后期由于洛陽在政治經濟領域里地位的墜落才廢為居民區(qū)。現(xiàn)在隋唐洛陽城南市遺址考古發(fā)掘正在進行 ,它將進一步揭示南市在隋唐經濟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為洛陽作為隋及唐前期絲綢之路最東端的起點提供新的說明。

     隋唐時期洛陽在全國交通網(wǎng)絡中地位更加重要 ,在中西交通方面更為便利。隋煬帝建東都新址比漢魏故址在交通四方上更為便利。“都內縱橫各十街 ”,城內河渠如網(wǎng) ,處處通漕 ,整個漕運系統(tǒng)以洛水為紐帶 ,南北兩翼遍布河渠:北岸有漕渠、　水、泄城渠 ,南岸有通濟渠、運渠、分渠 ,又南引兩條伊水與運渠相通。從都城與外界交通看 ,:陸上 ,城址西移后 ,控制了伊洛 　澗四河的谷口 ,都城成為洛陽平原陸路交通的樞紐;水上 ,洛陽城跨河而建 ,為伊洛 　澗四河縱橫交錯的中心 ,同時貫通南北的黃金水道即南到杭州、北至涿郡的大運河已經開通 ,洛陽正好成為其聯(lián)接點。隋煬帝開鑿南北大運河 ,在所開四段運河中 ,除邗溝與江南河的銜接點在京口以外 ,其它三段的中心銜接點都在洛口 ,洛陽成為全國水運中心 ,正如唐人所說:“今自九河外 ,復有淇、汴 ,北通涿郡之漁商 ,南運江都之轉輸 ”。唐太宗、高宗屢次東居洛陽宮 ,武則天以洛陽為神都 ,玄宗在開元二十五年前亦常東幸洛陽 ,在政治地位上洛陽與長安并駕齊驅 ,吸引著眾多的商使蕃客東至洛陽。

     洛陽在隋唐時中外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的興盛 ,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一是隋代舉行的盛大的國際貿易大會。煬帝派裴矩經營西域 ,裴矩在張掖從事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鼓動商胡至洛陽朝貢 ,《隋書 ·裴矩傳 》記載 ,根據(jù)裴矩的建議 ,煬帝“在洛陽舉行“都下大戲 ”,“征四方奇技異藝 ,陳于端門街 ,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shù) ”。“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又據(jù)《資治通鑒 》卷一八一大業(yè)六年條記載 ,在洛陽端門街舉行的這次貿易盛會 ,“盛陳百戲 ,戲場周圍五千步 ,執(zhí)絲竹者萬八千人 ,聲聞數(shù)十里。自昏至旦 ,燈火光燭天地 ,終月而罷 ,所費巨萬。”洛陽有豐都等三市 ,“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 ,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 ,檐宇如一 ,盛設帷帳 ,珍貨充積 ,人物華盛 ,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 ,悉令邀延就坐 ,醉飽而散 ,不取其直 ,紿之曰:中國豐饒 ,酒食例不取食。胡客皆驚嘆。”這樣的盛會在煬帝的時代一直沿襲下來 ,“自是歲以為常 ”。說明當時洛陽一直是胡商東來最主要的目的地 ,也是西行經商者的出發(fā)點 ,是絲綢之路貿易最東端最大的貿易中心。

      唐時洛陽、長安同為全國中心 ,唐時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是高宗、玄宗東封泰山 ,《唐會要 》卷七《封禪 》記載:“麟德二年十月丁卯 ,帝發(fā)東都 ,赴東岳。從駕文武兵士及儀仗法物 ,相繼數(shù)百里 ,列營置幕 ,彌亙郊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萇、昆侖、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等諸蕃酋長 ,各率其屬扈從 ,穹廬氈帳 ,及牛羊駝馬 ,填候道路。”《通典 》卷七《歷代盛衰戶口 》記載:“(開元 )十三年封泰山 ,米斗至十三文 ,青齊谷斗至五文 ,自后天下無貴物 ,兩京米斗一至二十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 ,夾路列店肆 ,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 ,賃客乘 ,倏忽數(shù)十里 ,謂之驛驢。南詣荊、襄 ,北至太原、范陽 ,西至蜀川涼府 ,皆有店肆 ,以供商旅。遠適數(shù)千里 ,不持寸刃。”在這樣背景下 ,玄宗東封泰山 ,從洛陽出發(fā) ,出現(xiàn)了“四夷酋長從行 ”的盛況。據(jù)此 ,韓國磐先生說:“高宗、玄宗東封泰山時 ,四方少數(shù)民族首領及外國使者 ,皆以洛陽為中心而聚集 ,那么 ,絲路上東來的使、商客 ,自然相同 ,以洛陽為目的地而來此。”

      其時 ,自長安至洛陽一帶成為一個特殊的地理單元 ,既是全國政治核心區(qū)域 ,又是經濟文化中心地區(qū)。在這個區(qū)域內長安和洛陽東西輝映 ,成為兩個耀眼的明珠城市 ,中西交通與交流進入黃金時代 ,東西兩都共同擔負著絲路起點的任務。根據(jù)《隋書 ·裴矩傳 》記載 ,北朝后期西域各國商胡多至張掖貿易 ,隨著隋朝統(tǒng)一和中西交通的開展 ,絲綢之路向內地延伸 ,經長安一直延伸至中原洛陽 ,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也發(fā)展到最輝煌的時代。從長安和洛陽出發(fā) ,有四通八達的驛道網(wǎng)絡 ,輻射和聯(lián)接全國各地都市 ,全國各地豐饒的物產源源不斷地輸入兩都 ,又經東來西往的商使蕃客轉運世界各地 ,從而促進了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和各地區(qū)的相互交流 ,推動著世界文明共同進步。如果說長安和洛陽是絲綢之路起點的中心城市 ,環(huán)繞兩都的各大城市則構成絲綢之路起點的衛(wèi)星城市 ,這樣的城市數(shù)量眾多 ,如汴州、相州、太原、襄陽、南陽、潁川等 ,它們在絲綢之路貿易和交流中各自發(fā)揮著自己的作用 ,將中外文化交流的觸角伸向全國各地。因此說長安和洛陽是絲綢之路的起點 ,它們只是這諸多城市的兩個代表而已 ,它們和這些城市共同代表著絲綢的故鄉(xiāng) ,即中國。安史之亂中洛陽遭到嚴重破壞 ,特別是回紇兩次助唐收復東都 ,回紇軍隊對洛陽的搶劫殺掠破壞尤甚。戰(zhàn)亂結束后雖有所恢復 ,但昔日輝煌不再 ,洛陽喪失了絲綢之路起點的地位 ,南市廢棄為居民區(qū)便是一個象征。談絲綢之路起點的遷移 ,我們之所以著重限定在漢唐之間 ,因為中西之間的交通在路線、功能和內容等方面 ,從唐后期開始便發(fā)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第一 ,由于吐蕃占領河西走廊和西域 ,造成中國中原地區(qū)與中亞、西亞、南亞以至歐洲、非洲的交通路線的改變:一是草原路興起 ,二是海上交通開始發(fā)展起來。第二 ,從中國西傳的商品茶葉、瓷器日益重要 ,與絲綢一樣成為輸出的大宗商品 ,它們共同發(fā)揮著中西交流的杠桿作用 ,絲綢日益失去一枝獨秀的地位。隨著歐洲人環(huán)球航行的成功 ,西方傳教士來華 ,中西交流的內容更發(fā)生實質性的變化 ,更重要的內容已經不是物質產品的交換 ,也不是佛教的傳播和發(fā)展 ,而是新的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傳播和漢學西傳。第三 ,在新的交通工具出現(xiàn)以后 ,世界各地陸海兩道交通發(fā)展起來 ,許多空間的阻隔都被打破了 ,每一個城市都能夠獨立地與域外進行交通和交流 ,文化傳播的起點便突破個別政治中心、經濟中心的單一模式 ,變得更加多元了。那么 ,某一個市就很難說處于中外交通起點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