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地說，《宣言》中，一方面總結了過去的經(jīng)驗教訓，得出了“此種妥協(xié)，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diào)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的根源”的正確結論。同時，《宣言》提出了新的革命綱領：“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shù)所得而私也。”“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jié)制資本。”可見，這種重新解釋的新三民主義已明確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是和共產(chǎn)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基本一致的。正如列寧所說，“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zhàn)斗的、真實的民主主義。”（《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這說明，孫中山在革命道路上發(fā)生了質(zhì)的飛躍。從此以后，孫中山才做出了更加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yè)來。
  于是，孫中山成了反帝的勇敢戰(zhàn)士。他這樣教訓帝國主義侵略者：“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個領土的主人，他們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nèi)，想要怎么樣便可以怎么樣。”同時，孫中山還氣憤地說：“至于亞洲的民眾解放運動，更是應該當作反叛事業(yè)。這種思想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用少數(shù)人既是壓制了本洲和本國多數(shù)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多數(shù)，做他們少數(shù)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之慘酷，真是可惡已極。”不僅如此，最后孫中山還明確地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者是中國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最兇惡敵人。他說：“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可知中國內(nèi)亂，實有造于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沖突，乃借手于軍閥，殺吾民以求逞。”“民族解放之斗爭，對于多數(shù)之民族，其目標皆不外反對帝國主義而已。”
  1924年，孫中山指示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軍校在建立革命武裝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并對鞏固廣東革命策劃地作了重大貢獻。1924年10月，孫中山平息了英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商團叛亂。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現(xiàn)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成了一位堅定的人民民主革命者。這時他已放棄了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他清楚地認識到“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專制國”，因為“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chǎn)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因此，孫中山痛斥了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假民主：“大家都知道現(xiàn)在的代議士，有錢就賣身，分臟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正因如此，孫中山表示要建立一種“駕乎歐美之上”的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shù)人所得而私”的“人民共和國”。他說得對：“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
  正當孫中山在革命道路上向前大步邁進之時，令人十分悲痛的是，1924年10月下旬，馮玉祥將軍電邀孫中山北上赴京“討論國事”。由于長期的艱苦斗爭，加上從廣州到北京的路途勞累，孫中山終于積勞成疾，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患肝癌不治逝世。臨終前，孫中山立下三份遺囑，一是國事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地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jīng)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第二個是家事遺囑，第三個是致蘇聯(lián)政府的遺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全國人民化悲痛為力量，形成了一次規(guī)模巨大的政治宣傳活動，決心將革命進行到底！
  孫中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革命的先驅(qū)者，他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能夠不斷地隨著時代的潮流而前進，不斷地靠近人民和不斷地從革命實踐中汲取經(jīng)驗教訓。因此，他能不斷地發(fā)展和完善自己的革命學說。孫中山自己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又說：“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正是這樣，毛澤東對他評價說：“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新民民主義論》）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