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無罪，公安檢察有壓力”

　　新京報：出現(xiàn)錯案怎么追究責任？

　　齊奇：如果是我們的法官辦錯了，先要看他有沒有故意隱瞞證據(jù)，有沒有重大疏忽。如果有故意隱瞞和重大疏忽，是有很大責任的。如沒有這種故意或重大過失，那主要是剖析教訓，舉一反三，努力提高業(yè)務水平。

　　新京報：律師不是可以提供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jù)嗎？

　　齊奇：如發(fā)現(xiàn)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jù)，律師會提供的，包括他認為被告人被刑訊逼供了。但律師沒有刑事偵查的手段，一般只能在現(xiàn)有證據(jù)材料的基礎上提供幫助。

　　新京報：是不是每個刑案都能請得起律師？

　　齊奇：大部分請不起。近年來，浙江法院率先擴大了法律援助范圍，只要是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沒錢請律師的被告人，全部提供法律援助，僅去年就增加了一萬多人的刑事辯護。

　　過去，沒有錢的被告人法律援助比例很低，因為要提供各種材料，證明經(jīng)濟困難，很繁瑣。后來我們跟司法廳商量，凡是家里還有點經(jīng)濟條件的，一定都會盡可能花錢請律師。如果不請，一般就是家里窮。后來，司法廳也很支持刑案的辯護援助。

　　新京報：律師參與多了，不是讓法官麻煩了嗎？

　　齊奇：是的，法官比較麻煩了。辯護人來了，開庭時間要長一些。但沒有辯護人，刑事法庭上的控辯就是失衡的。有人說，刑事案件95%以上都是走走形式的，證據(jù)都基本在案，清清楚楚了，有沒有辯護無所謂。

　　我和法官講，就算100個案子有99個在走程序走形式，只要逮住一個在證據(jù)上確實有問題的，甚至有可能冤錯的，就很了不起，就是保護了人權(quán)。

　　新京報：判無罪會有什么影響？

　　齊奇：在一些英美法系的發(fā)達國家，判無罪司空見慣。一直以來，從我們刑事訴訟的慣性看，如果法院判了無罪，社會上對檢察院和公安可能會形成很大的壓力，似乎就不得了了。其實，法院判檢察院敗訴，并不等于就是放縱了犯罪分子。

　　這一次法庭上的證據(jù)沒有完全套住你，以后再盯著，收集到足夠的證據(jù)，最終還是會將其繩之以法，有這樣的社會心態(tài)就好了?，F(xiàn)在你只能對、不能錯，卡著大家沒有回旋余地了。

　　“蕭山案復查結(jié)論不會遙遙無期”

　　新京報：蕭山案中，沒有直接判死刑，而是判了死緩，為什么不能“疑罪從無”？

　　齊奇：從職業(yè)角度來看，當時殺害兩個出租司機哪有不判死刑的，3個死刑全部改判死緩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在當時的條件下留有余地，如果這些人當時執(zhí)行死刑了，現(xiàn)在可能更是無可挽回了。平心而論，當時的證據(jù)材料可能尚未達到“疑罪從無”的程度。

　　新京報：他們的復查結(jié)論還要等多長時間？

　　齊奇：我想這個案子不會遙遙無期，等待漫長的時間，不會的。媒體希望能夠快一點，這個我理解。但是我也想跟媒體講，認定犯罪要嚴謹，不能像運動式的打老虎，糾錯也要嚴謹，也不要搞運動式的一哄而上。要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是非常認真的。

　　新京報：你覺得造成冤錯案件有沒有什么規(guī)律？

　　齊奇：刑事上的冤錯案件，基本都與刑訊逼供有關(guān)。大多數(shù)可能是破案心切，先入為主，主觀判斷，偏聽偏信，靠刑訊取得口供，屈打成招。最近，美國有一個檢察官出了一本書，叫《冤案何以產(chǎn)生》，我們已經(jīng)發(fā)給高院和中院的刑事法官看了。

　　新京報：你希望他們從這本書里學到什么？

　　齊奇：這本書的作者把自己的檢察官經(jīng)歷寫成書來教育法律工作者，怎么樣防止冤錯，這里有很多規(guī)律。他總結(jié)了17個常犯的錯誤。比如說，不要以為只有有罪的人才會認罪，不要以為發(fā)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人為過失，不要以為錯誤的有罪判決都會在上訴程序中得到糾正。

　　建議兩高、公安部聯(lián)合制定死刑案件審判期間證據(jù)補查程序的規(guī)定，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證據(jù)收集、示證、質(zhì)證、認證和審查制度，并規(guī)定相應的違法追究責任，防范死刑錯案。

　　——浙江高院院長齊奇

　　今年我又提出了關(guān)于加快放開企業(yè)間借貸的建議。去年央行給我一個答復，他們都承認了這個問題，但是還沒有改過來，我這一次再來催促一下。

　　——浙江高院院長齊奇

　　本版采寫、攝影/新京報記者宋識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