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革命者行軍打仗，戎馬倥傯，寢不暖席，食不果腹，間有干部交流同志過往而接風洗塵，不過是米酒一杯小菜一碟花生米一盤式的戰(zhàn)友情敘，與席宴酬酢燈紅酒綠的公款消費自有霄壤之別，這是革命者艱苦奮斗的本色使然，也是困難條件下的環(huán)境制約。

不過，這并不等于說革命年代完全就沒有對外部的公務活動，就不存在公費接待的事情。由于國共合作與統(tǒng)戰(zhàn)的出現(xiàn)與需要，在延安時期和國統(tǒng)區(qū)，中共少不了要與國民黨和民主黨派等外部人士進行公務交往，展開公關活動，禮尚往來請客吃飯也就在所難免，時會發(fā)生。那么，革命年代的公費接待是怎樣的情形，有怎樣的標準呢？由于年代久遠，更由于此類事情不像戰(zhàn)事，少被留意，即便留意也只是作為政治活動的附庸余興而少有財政（沒有執(zhí)政，自然談不上憲政）意義上的具體觀察記載，資料十分稀缺，今日人們談論此事往往隔膜，難得說上一二。雖然如此，筆者在有限的閱讀中還是饒有興趣地讀到了二則有關的回憶，不僅提到具體招待消費額度，也涉及當時社會消費水平，讓我們得以對一特定時期一特別公務接待所費公帑情況乃至人們的生活水平管窺一斑。

其一：抗戰(zhàn)初期，衛(wèi)立煌等造訪延安，毛澤東予以熱情接待，花費公帑50多元。此事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部隊人員的不滿，以時任軍委供給部長的邱會作“有錢請國民黨軍官吃飯，但幾個月不發(fā)伙食費”為由狀告至毛澤東處。只因當時延安生活十分艱苦，部隊“每人每天伙食費伍分錢，”“一斤小米或雜糧，要采摘野菜充饑，一年當中頂多能吃一、二次肉。”最后由毛出面澄清解釋，得以平息。（《邱會作回憶錄》）

其二：1937年國共再度合作，吳國楨與周恩來暌隔20年后在漢口重逢，吳、周同學南開，誼如金蘭，如今一為漢口市長，一為共產黨顯要。為敘舊情和盡地主之誼，吳國楨宴請周恩來。為此，吳與妻子頗費了一番思量，在其看來，周恩來為共產黨人，可能不會出席正式的宴會，于是就訂辦了一桌16元的三等晚宴，只請了少數(shù)幾位南開校友作陪。為表答謝，周恩來提出由其訂菜，請在座同學再敘舊情。周恩來所訂是銀行公會大廚師料理的36元席的酒席，為當時漢口所能辦到的最貴的酒席，所帶之酒也是最好。席間有同學冒失地問周薪金多少，周答五元；又問怎么能付得起這頓飯錢呢，周答：“由我黨來付。”并解釋說：“你們知道，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黨提供我所需的一切。”（吳國楨：《夜來臨》轉引自馬軍：“吳國楨視野里的周恩來”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8年2月號）

毛澤東50多元的接待費用，在公款消費動輒一擲千金甚至萬金蔚成風氣的今天，實在就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而在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當時延安，倒也算得上是一次大手筆，慷慨而豪爽。另據(jù)相關資料介紹，毛澤東這種熱情慷慨的接待給衛(wèi)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延安便得到一批急需的戰(zhàn)時物品，毛的慷慨得到回報。不過，歷史總有遺憾，面對戰(zhàn)士一天伍分錢伙食費的窘迫還是讓人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沉重。

周恩來以漢口36元的最貴酒席還禮酬謝漢口市長兼舊時同學，他所表現(xiàn)出的豪氣，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國統(tǒng)區(qū)上流社會的消費水準與同學間不甘落后的暗中較勁，但更多的是國共對峙中爭強好勝與后來者必居上的黨派自尊以及統(tǒng)戰(zhàn)策略在酒席上的生動反映。它讓周恩來在同學面前掙足了面子，大放光彩，也使得市長的吳國楨自嘆弗如，甘拜下風。

70多年過去，時移世易，共產黨早已從在野的革命黨變成了在朝的執(zhí)政黨，時代與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巨變。沒變的，是繼續(xù)存在的公費接待。誠然，只要有社會存在，有政府和社會組織行為，一定就有公費接待發(fā)生。可是，當年毛、周二公以慷慨和豪氣的公費接待作為手段，目的是為了發(fā)展壯大以奪取政權，而在已為執(zhí)政的今天，公費接待演為奢靡之風，隨著執(zhí)政時間之長而長，執(zhí)政反倒成了手段，消費變成了目的，如此本末顛倒，并成為腐敗溫床，未嘗為毛周當初所始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