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對伏羲的討論可知，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及其世系，有些在歷史文獻中地位確立的過程較晚，是人們觀念中的產(chǎn)物，或者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附會的結(jié)果。我曾在《論中華民族共同先祖的確認》一文中談到，周代以前的文獻中沒有提到黃帝?！渡袝窂膱?qū)懫穑麄€一部《尚書》沒有出現(xiàn)“黃帝”字樣，甲骨文中也未見“黃帝”。黃帝的名號源于“五方”觀念。從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觀念，卜辭中就有東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記載。“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五方觀念大約在西周初年開始演化為“五方色”的觀念，以“五色”顯示“五方”?！兑葜軙?middot;作洛》載：“周公……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周人起于黃土高原的陜地，以黃色為貴。沿襲殷人五方觀念，周人也將天下劃分為五方，并以五方色稱五方之帝。王權所在地洛陽為中土，中土為黃，則國稱“中國”，帝稱“黃帝”?！痘茨献?middot;天文》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在周代的出現(xiàn)，與當時的政治理念有關，是周族加強對四方各族統(tǒng)治的需要，也就是說，黃帝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理念的形態(tài)化[10]。人們對于歷史的認識的本身也是歷史性的。歷史事實是一回事，對歷史的記憶是一回事，對于歷史的表述又是一回事。史前時期，文明初開，歷史記載全憑口耳相傳，由于歷史意識本身的歷史性，先民們探究和傳誦歷史時，難免會因為歷史意識的局限和出于人為的目的而附會歷史，因而可能有虛構和想象的成份。對此，顧頡剛先生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的觀點，也就是說，古人對上古帝王及其世系的創(chuàng)造過程，是做加法，逐漸敷衍產(chǎn)生的。那么我們在對古史帝系做研究時，則應采用做減法的方法，既不可把神話當成歷史，也不可僅憑史籍的記載而斷然結(jié)論，對歷史文獻，也應歷史地去看，參照考辨，去偽存真，溯其流，探其源，廓清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