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私闖毛澤東住處
江青幾次打電話求見，都被毛澤東拒絕。她竟然假借檢查衛(wèi)生硬往里闖。張耀祠和我站在通道上阻擋，她破口大罵：你們是一個特務(wù)集團……毛澤東大為光火說，你說他們是特務(wù)集團，這個集團的頭子就是敝人!又對她說：不見。滾!再闖，就抓起來!
這幾次，毛主席都不同意她來，說不見她。我們當然每次都如實告訴她了，可是，她并不死心。有時，她讓工作人員為她向毛主席請求，顯得可笑又可憐。有一次，她在電話里向秘書求情說：“不見，我這個司令沒有辦法，解決不了問題……”
關(guān)于這個情況，我都及時給門口、檢查站、哨兵做了布置。因為對哨兵的交待，既不能和盤托出，又要十分明確，易于執(zhí)行。因而，只能講明要怎樣，不要怎樣，對于原因通常是不講的。因為講細了、多了沒有用，也會耽誤事情的，何況有些事情我也說不清楚呢。這一次，我明確告訴他們，江青來了，未經(jīng)我們值班室同意，不能讓她進來。還告訴北大門的哨兵，沒有我的同意，不開大門。我以為這樣，只要哨兵一報知我，便有機會請示主席，做出可或是不可的結(jié)論。誰知恰恰在這個方面出了問題。
這一天，江青來了。她不走前門，偏走經(jīng)常關(guān)閉著的北大門。而且，她一反往常乘車直到游泳池門前才下車的做法，而是把汽車停在大門外邊，步行著來了。這樣，哨兵也不用開大門，她也沒有帶警衛(wèi)秘書，就她一個人，叫開了小門要進來。
哨兵見是江青來了，覺得不好阻擋，說是給她打電話聯(lián)系。
江青詭秘地一笑對哨兵說：“到游泳池周圍看一看衛(wèi)生，我不是到主席那里去的，也不要通知他們了。”
哨兵以為，她是中央首長，又是主席夫人，而且明確無誤地告訴他是去“檢查衛(wèi)生”，“不到主席那里去”，對她的話相信了。是啊，在那個年代，她的職位，她的名份，誰還能不信。因而，沒有擋她，但還是向值班室報告了。
另一個因素是，戰(zhàn)士搞不清楚哪些事情該誰管或是不該誰管。因為自1964年之后，中央機關(guān)實行精減，毛主席身邊連一個衛(wèi)士也沒有留，他那里的一些工作，包括采購、打掃衛(wèi)生、取藥、燒鍋爐等許多雜務(wù)事情，都由警衛(wèi)戰(zhàn)士擔當，原來衛(wèi)士們的那些工作也是一中隊干部擔任?？傊还苊飨抢锇l(fā)生的是什么事情，大都和我這個當隊長的有關(guān)，有難以推脫的責任。
最有趣的是，在此前不久，還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情，那是因為擋錯了，我也做了檢查。
這是兩位在“文革”中走紅的人物，她們要來毛主席處，可是預(yù)先也沒有通知我們。執(zhí)行任務(wù)的哨兵自然不知道，且對她們也不熟悉，不是不讓她們進，而是說要給她們聯(lián)系。這一下可就惹下麻煩了，她們把狀一下告到副主席那里，說不讓她們見毛主席。這綱上的不低，帽子戴得不小。
她們告狀，只講結(jié)果，不說過程和根由。
這位副主席以為抓住了什么要害，沿著這個思路順下去，不依不饒，直至把領(lǐng)導(dǎo)找來，說“擋錯了”，也沒有告一段落的意思。
作為那里的領(lǐng)導(dǎo)干部，對此事我愿承擔責任，但作為一項工作，我有意見。檢討我可以做，但情況也應(yīng)說清楚。
我向這兩位說：“對不起，哨兵不認識你們，耽誤了時間……”本來我還想說些表示道歉的話。
還沒等我說完，一位便聲色俱厲，火爆爆地說：“我們常來，怎么就不認得?”
“哨兵哪能認識來這里的每一個人啊，再說，你們應(yīng)該給我們值班室打個電話，我們就知道了。如果那樣，再擋了你，那我們就有了責任了。”我向她們做出解釋。
然而，我的這番解釋，并沒有使她們消氣，還是執(zhí)意要往上告，直至讓黨的副主席出面處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是有萬條理、千張嘴也沒法說清楚，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愿意也得作檢討。
其實，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你擋了不對，擋不住也不對。過去說，不知者不為過，看來在警衛(wèi)工作中，是不能或不允許這樣論是非的，你必須先人一招，想在前邊，處理得當。但這件事情處理和負面效應(yīng)，就是無形中使哨兵和警衛(wèi)工作人員不能或不敢大膽堅持原則，堅決執(zhí)行未經(jīng)同意不準進入的規(guī)定。
對這件事情，隊長尚且難以應(yīng)付，不得不做了檢查，而年輕的哨兵遇到的是比那兩位高出許多的中央首長、主席夫人這樣雙料人物，哪里還不讓進呢?!
正在這時，我發(fā)現(xiàn)江青進來了，預(yù)感到風暴就要到來了，便站在通道上，因為我的身后，就是毛主席的書房和臥室，意在不讓她通過或是希望她看到我這樣，便躲開或是折走。在這里負責主席工作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也急忙過來。他在延安時就是中央警備團政治處主任，進入北京之后，他又擔任中央警衛(wèi)團團長。在這個職位上，與江青當然是熟人了。現(xiàn)今做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江青，也成為保衛(wèi)對象了。加之她與主席的關(guān)系，自然不能像往常戰(zhàn)士那樣簡單地直來直去，只是對她的到來，沒有表示歡迎。而是冷冷地說：
“你來了。”
江青見我與張副主任擋在她的面前，既不表示歡迎，也沒有請她進去的意思。一下發(fā)火了，大發(fā)雷霆，她指著張耀祠副主任就罵：
“你派人擋住不讓我進。你年紀大了，老糊涂了，門口也不讓我進……”
“我們是按毛主席指示辦事的。”我也直沖著她說：“誰到毛主席這里，都得他本人同意。”
我還沒有講完，她更生氣了，大聲嚷道：“你們是一個特務(wù)集團，都是反革命，沒有你們的好下場……”
不知她忽然想起了什么，還是覺得與我吵架有失她的身份，她突然改變聲調(diào)，又佯裝笑臉地說：“我是來看衛(wèi)生的，看你們把這里的衛(wèi)生搞成什么樣子了。”
她一邊說，一邊往里闖，態(tài)度很蠻橫。她沿著室內(nèi)游泳池邊不太寬的走道，走到南頭毛主席臥室的門口，抬腿就進去了。她在主席房里呆了不長時間，就出來原路折回，走了。
不大工夫，汪東興來了，顯然是毛主席找他的。不一會，他又找我詢問，為什么沒有把江青擋住，讓她闖進來了?當夜，汪東興又把耀祠副主任、我們中隊的指導(dǎo)員和我找到他辦公室說，這次江青進了主席的臥室，毛主席發(fā)火了，說：不見。滾。為什么不把江青擋住!她和其他人一樣，沒有我的同意她不能來?？偫淼轿疫@兒來還要先說一聲呢，江青算什么，隨便闖!再闖，就抓起來。汪東興特別強調(diào)說：“今后，無論如何要做到?jīng)]有主席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到主席這里來。江青也一樣。”
我知道，這個使主席生氣的事不管怎么說，自己是有責任的，我當即做了檢查。因為我沒有給哨兵交待得很清楚、很肯定，沒有下達“死命令”，讓江青鉆了空子。在我的思想上，總覺得她是主席的夫人，與其他人不能一樣，她要來，我們不敢擋，怕?lián)蹂e了不好辦。今后，有了主席的明確指示，我們的心中有數(shù)了，一定要堅決辦。
江青往毛主席那里跑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要搞錢。也就是在這一年，即1973年10月，江青又到了主席那里，張口就是要錢。
毛主席出于無奈，從他的稿費中一次給了她3萬余元。毛主席在談起這件事情時很傷感地說：“他們看我不成了，為自己準備后路呢。”
可是江青接到這筆錢時，仍不滿足。她對給她送錢的人說：“這些錢對我來說是不夠的。我跟你們不一樣，將來我是準備殺頭、坐牢的。這個，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活著。”壞事做絕的江青，已預(yù)感到自己是不會逃脫歷史懲罰的。
細想起來，毛主席對江青的認識，也有個演變的過程，在對待她的措施方面，也是逐步升級的。記得早些時候，江青來毛主席這里是理所應(yīng)當?shù)?，無人敢于過問。后來，就不允許她隨便來了，她還是天天讓工作人員往我們這里打電話，問訊毛主席的起居等情況，諸如何時起床，什么時候休息，到哪里去了……我們也無戒心，如實相告。
毛主席知道了，很不高興。并當即批評這位工作人員說：“你若實在需要，就去買。錢，從我的稿費中開支。”
毛主席為什么不讓她來?很長時問我們不理解。隨著“四人幫”的被粉碎，我們才知道，江青來主席處既不是盡夫人之責，關(guān)心毛主席的生活和健康，也不是有什么問題要解決，她來是為了實現(xiàn)可恥的政治野心，撈取政治資本，抬高自己的身價。她經(jīng)常在一些場合，向廣大群眾說“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們來了”或是“毛主席讓我向你們問好”。甚至無中生有，把個人的主張冠以毛主席的指示，說主席如何如何講的。到底講過沒有?又有誰能查證去?使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講的，哪些是她自己的話。其實，到
了后期，毛主席根本不見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她再假傳“主席指示”，而為害大家。
了后期，毛主席根本不見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她再假傳“主席指示”，而為害大家。
到后來，江青的這些做法被毛主席知道后，對她也就愈加嚴厲起來了。汪東興告訴我說，有一次江青到了主席那里，毛主席當著汪東興的面批評江青說：“你說他們是反革命，是特務(wù)集團，你知道嗎?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那就是敝人。”
汪東興還說，毛主席理解和信任我們，不要背包袱，要做好工作。做警衛(wèi)工作，就是要忍辱負重，不計個人榮辱，為的是保衛(wèi)領(lǐng)袖的安全。在工作上，我的這兩次檢討，實際上是一個原因，就是以江青為頭子
的那一伙搗亂的結(jié)果。
的那一伙搗亂的結(jié)果。
當夜，汪東興和張耀祠與我們一起研究了措施，確定下一條：任何人不經(jīng)毛主席本人的同意，均不準到毛主席這里來，江青也一樣，不能搞傭外。
我吸取這次教訓(xùn)，堅決執(zhí)行有關(guān)指示和規(guī)定，加強責任心，并教育部隊，使每個戰(zhàn)士都堅決貫徹執(zhí)行。（摘自《毛澤東最后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