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是個好地方，它讓我自由地挖掘并發(fā)展自己的興趣。在學校，我選修的課程覆蓋范圍極為廣泛，其中包括天文學、城市規(guī)劃、史前考古學、西班牙文學名著，還有我的最愛之一，日本俳句。我還選修了政治學和大眾傳媒，后者的課程重點是研究大眾媒體的內容和影響。最終我在這門課上只拿到了70分，這也說明了為什么這么多年來我與媒體的關系總是磕磕絆絆。

我最酷愛的當屬歷史，因此我選擇了歷史作為我的主修專業(yè)。我非常喜歡聽約翰·莫頓·布盧姆、加迪斯·史密斯和亨利·特納等教授的講座。其中一門歷史課程講的是法國大革命。“歷史就是我的生意”，斯坦利?梅倫教授總喜歡這么開玩笑道。在學到網(wǎng)球場宣言、羅伯斯庇爾的恐怖統(tǒng)治，以及拿破侖的崛起的時候，他的講述總是那么引人入勝。當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中的時候，受到大革命的啟發(fā)而產(chǎn)生的思想就被拋棄了，這讓我感到很是震驚。

讓我最難忘的課程之一是蘇聯(lián)歷史，授課老師名叫沃爾夫岡·萊昂哈德，來自民主德國。萊昂哈德先生童年時期逃離了納粹德國，在蘇聯(lián)長大，他的母親在斯大林時期被逮捕。他原本準備成為一名共產(chǎn)黨官員，可最終卻叛逃到了西方。他用濃重的德語口音描述了他當時看到的各種情形。在聽過他的講座之后，我對蘇聯(lián)或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理解有了新的認識。這門課程介紹了自由與集權之間的分歧，這種分歧是我終身關注的重點。

到了大四，我選修了“美國演講歷史與實踐”，授課老師是羅林?G?歐斯特魏斯。我們閱讀了大量美國演講名篇，從殖民牧師喬納森·愛德華茲激昂的講道到羅斯?？偨y(tǒng)在美國珍珠港遭襲后發(fā)表的《國恥日》。我驚嘆，語言塑造歷史的力量是如此強大。我的課程論文是分析佐治亞記者亨利·W·格雷迪關于新南方的演說，并起草了一份四分鐘的演講稿，提名波士頓紅襪隊明星卡爾?亞斯特任布斯基為波士頓市長。歐斯特魏斯教授教會我們如何組織一篇演講稿：開頭，三個主論點，結束語，以及結論。我一輩子都牢記他教給我們的演講框架，也把它運用在了我的好多演講當中。

我說了這么多，并不是要證明我是一個成績優(yōu)異的學生。比起教授們的課堂教學來，我覺得我的學習更多來源于實踐。約翰·莫頓·布盧姆教授有一次被問道，對于他的名人學生喬治·沃克·布什，他有什么印象。他回答道：“我完全不記得我曾教過他。”但是我卻記得布盧姆教授。

……

哈佛商學院的書本學習通過一個意外的實踐渠道得到了強化：畢業(yè)之后，我踏上中國的土地，看望父母。兩個世界的反差巨大。我從資本主義的西點軍校來到了社會主義的東方前哨，從一個擁有個人選擇自由的合眾國來到一個滿街人身穿灰色服裝的國度。有時，我騎著自行車穿過北京的大街小巷，偶爾會看到一輛帶有濾光車窗的黑色轎車駛過，這是政府用車。除此之外，街上很少有汽車通過，那里毫無自由市場的影子。我驚訝地看到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國家居然能夠變得如此暗淡無光。

1975年，中國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府決心整頓社會，實現(xiàn)國家復興。“文革”期間，一系列教條灌輸系統(tǒng)出現(xiàn)，通過無處不在的大喇叭進行宣傳，試圖摧毀所有中國古代歷史留下的遺產(chǎn)。年輕人猛烈抨擊年長人士，攻擊知識分子。整個社會分裂成兩個陣營，陷入了無政府狀態(tài)。

我想起了法國和俄國革命。革命的軌跡一樣：人民掌權，承諾實現(xiàn)某些理想。一旦他們鞏固了權力，有些人就開始濫用權力，拋棄曾經(jīng)的信念，摧殘同胞。似乎人類患有某種痼疾，這種病不斷地使人類遭受痛苦。這種冷靜的思考加深了我的信念：經(jīng)濟、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是管理社會的唯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