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實際掌控清帝國權(quán)利長達48年之久，對中國近代歷史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其在”辛酉政變”過程中,與肅順等“顧命八大臣”斗智斗勇，表現(xiàn)出一個弱女子不屈不饒的斗爭精神，可圈可點，但卻不被人提起，實在有失公允。

1867年8月22日（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帝病逝于熱河（今承德）行宮，遺命載垣、端華、肅順和御前大臣景壽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瀚、焦祐瀛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輔佐年幼的皇太子載淳為帝，總攝朝政，改年號為“祺祥”。同時規(guī)定分賜皇太后及皇帝的“同道堂”、“御賞”璽為下達圣諭的符信，一切軍政事務由輔政大臣處理。

由于皇太子年幼，“同道堂”實際上掌握在慈禧手里。據(jù)說，咸豐死前曾經(jīng)問計于肅順，肅順引用“鉤弋夫人”的故事，想以“殺母立子”來保證權(quán)利的順利過渡，咸豐同意與否就不得而知了，總之現(xiàn)實是很嚴峻的。

咸豐去世后，“顧命八大臣”有些不把兩宮太后放在眼里，開始把持朝政，慈禧危機日重，其一，兒子的皇位有可能不保；其二，“鉤弋夫人”的故事有可能重演，自己的性命安危系于一旦。于是，慈禧暗中聯(lián)系在京的小叔子恭親王奕訢，以奔喪之名，赴熱河與兩宮密謀政變之策。奕訢領(lǐng)命后，旋即返京布置。10月26日兩宮太后偕幼帝載淳啟程回京，肅順護送咸豐帝靈柩后行。

11月1日兩宮太后抵京，即召見奕訢等親王大臣，安排政變事宜。次日，將載垣、端華、肅順等革職拿問，罷景壽等軍機大臣職。3日命奕訢為議政王，入軍機處，并以桂良等五人為軍機大臣。7日改年號“祺祥”為“同治”。8日詔賜載垣、端華自盡，肅順處斬，景壽、匡源、杜瀚、焦祐瀛褫職，穆蔭遣戍軍臺。東西兩太后(即慈安、慈禧)于11月11日在宮內(nèi)養(yǎng)心殿的“東暖閣”實行垂簾聽政，從此，慈禧開始掌控清朝統(tǒng)治大權(quán)。

因咸豐十一年(1861年)是農(nóng)歷辛酉年，因此，此次政變稱為“辛酉政變”，也稱“祺祥政變”。慈禧以垂簾聽政掌握清朝大權(quán)達40余年里，對外推行“和好”、對內(nèi)重用洋務集團和漢族軍閥官僚的統(tǒng)治政策，影響了晚清政局。

有學者在討論這段歷史時，常常斥責葉赫那拉氏權(quán)欲薰心，一心想掌握清朝的大權(quán)。學者們的排斥心理，總給人慈禧政變成功有“名不正，言不順”的感覺。我們沒有必要責備慈禧對權(quán)的渴望，對權(quán)利的追求，恐怕是人類的共性，莫說一個生活在深宮大內(nèi)的皇后，你讓她對貴為人龍的皇位毫無感覺，是不是有些勉為其難了？

慈禧出生于滿州官宦世家，其曾祖、祖父、父親均為朝廷命官，從小耳聞目染，深深了解權(quán)利對起家族的重要性，也造就了她不甘寂寞，總想要出人頭地的性格。有幸被選為秀女后，慈禧憑著其過人的靈氣和運氣，一步步成了大清王朝母儀天下的皇太后，如果不是咸豐帝過早的離去，她也許就在皇后的位置上，享受著人生的大富大貴，平靜的走完一生。

然而，命運卻不是如此安排，就在她27歲那一年，皇夫撒手西歸，她的命運再一次盤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先是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八大臣”，專權(quán)弄權(quán)，其子載淳的帝位恐有不保；還有那個“殺母立子”的密約，隨時可能成為現(xiàn)實。老話說:“母以子貴”，如果兒子被肅順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她這個做母親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千鈞一發(fā)的時刻，出于母性的本能，也出于對自己生命的自衛(wèi)，慈禧一定想的很多，但最重要的應該是如何保子保命。此時，慈禧手中惟一的王牌就是那枚“同道堂”印璽，肅順他們頒布的任何詔諭，不蓋上這枚印璽，是不能生效的。當時的清朝政局有三股政治勢力，一個是以八大臣為首的“朝臣勢力”，他們主要集中在熱河；一個是以恭親王為首的“帝胤勢力”，包括他的兄弟和與八大臣政見相左的朝臣，他們主要集中在京城；最后一個就是由慈禧、慈安和太子組成的“帝后勢力”。

根據(jù)當時力量的對比，“朝臣勢力”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新皇帝尚未登基，八大臣就開始執(zhí)掌大權(quán)，包攬一切政務，全然不把兩宮太后放在眼里，也許就在此刻，慈禧有了危機感，動了政變的心思。八大臣自以為控制了實權(quán)，忙于料理咸豐的喪事，在慈禧的暗召下，此刻一個關(guān)鍵的人物出場了，“帝胤勢力”的重要人物，慈禧的小叔子恭親王奕訢來熱河為皇兄奔喪，允許恭親王奕訢來熱河，應該是八大臣犯下的第一個致命錯誤，恭親王奕訢的到來，為“帝后勢力”和“帝胤勢力”的聯(lián)合提供了機會，也應該是慈嬉策劃政變，邁出了關(guān)鍵的一步，有野史記載，為了聯(lián)系奕訢來熱河，慈嬉把心腹太監(jiān)安德海公開責打一頓，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內(nèi)廷處理，懿旨就這樣叫安德海帶到了北京。慈嬉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與“帝胤勢力”取得了聯(lián)系。

據(jù)說，恭親王祭奠完皇兄后，去拜見兩宮太后，與兩宮太后密談達兩小時之久，一個完整的政變計劃就這樣形成了。當八大臣中有人提出叔嫂見面有危險時，肅順曾傲慢的說“見就讓他們見，鬼子六（恭親王奕訢）能玩的出什么名堂？”恭親王奕訢在熱河停留了六天，就回北京準備去了。此刻，八大臣竟無絲毫警覺，慈禧再一次表現(xiàn)出極強的政治謀略，周旋于八大臣之間，暗中算計、表面應付，10月7日，兩宮太后召見八大臣，慈禧說，鄭親王端華事情太多，注意休息，別累壞了身子。端華甚為感動，謝恩辭去了“步軍統(tǒng)領(lǐng)”，慈禧毫不含糊，立刻說:“那就讓醇親王奕譞做吧。”

醇親王奕譞是同治的皇叔，也是慈禧的小叔子，屬于“帝胤勢力“的重要成員，就是他在后來親手把肅順抓了起來。于是，整個北京城的衛(wèi)戍部隊的權(quán)利被慈禧掌握住了，這應該是“朝臣勢力”犯下的第二個致命錯誤，放棄了軍權(quán)，慈嬉不顯山不露水的抓住了關(guān)鍵的京城軍事調(diào)度權(quán)。10月26日，咸豐靈駕從熱河起運回京，慈禧以同治年幼為由，只護送靈駕一天，先行回京。肅順等人不知何故竟然同意了，這應該是八大臣犯下的第三個致命錯誤，讓擁有“御賞”和“同道堂”印璽的兩宮太后脫離了自己的視線，慈嬉有了充裕的時間去布置政變事宜。

11月1日慈禧到京，立刻接見恭親王奕訢，第二天，11月2日，發(fā)動政變，一舉將八大臣的“朝臣勢力”徹底毀滅。在整個政變預謀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一切都在慈禧的掌控之中，充分的顯現(xiàn)出慈禧驚人的政治能力，她深知自己人單力薄，內(nèi)聯(lián)慈安（帝后勢力），外聯(lián)奕訢（帝胤勢力）；為了取得軍權(quán)，向八大臣示恩；為了搶占先機，以同治年幼為由，先行回京。以肅順為首（朝臣勢力）的八大臣倒象不諳世故的迂腐之輩，一步步的走進了慈禧的圈套，竟渾然不知。

須知，是年慈禧27歲、慈安25歲、奕訢30歲，算是很年輕的了，而肅順等人，年齒都在他們?nèi)酥希鋸恼?jīng)歷也都有些年頭了，他們的失敗，只能說明他們的無能。同時，也充分的表現(xiàn)了慈禧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果敢、謀略與魄力。葉赫那拉氏所以登上了權(quán)利的頂峰，有其歷史的必然，也是其奮斗的結(jié)果。如果她眼睜睜的看著兒子的權(quán)利易手，那悲哀的不僅是慈禧自己，應該是整個愛新覺羅家族。所以說，“辛酉政變”成功，應該是大清王朝政治格局的一次重新排列，是優(yōu)勝劣汰的結(jié)果。

咸豐在世時，肅順等人已顯露出其亂國賊臣的面目，結(jié)黨營私、排斥異己，英法聯(lián)軍攻進北京，不僅不力諫天子守國門，卻伴隨咸豐規(guī)避熱河，此等黨群，即使掌握了大清的權(quán)利，恐也不會有什么建樹。而慈禧此刻的表現(xiàn)卻與之截然相反，“當皇上之將行也，貴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鎮(zhèn)攝一切。”其赤誠之心，很有些不讓須眉。多虧歷史給了我們一個慈禧，將這幫亂臣賊子一掃而盡，否則不知道還會出什么亂子。嚴格的說，在當時的特定的歷史時期，慈禧應該是一個政治新星，“辛酉政變“的成功，對穩(wěn)定當時的政治局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辛酉政變”后，慈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鞏固其權(quán)利，在給載淳舉行了不具實際意義的登極典禮后，兩宮皇太后就立即以皇帝的名義發(fā)出上諭，令大臣匯編以往各代皇太后臨朝預政事跡，賜以美名曰《治平寶鑒》，作為垂簾聽政的歷史依據(jù)。隨后她們攜載淳于養(yǎng)心殿東暖閣正式垂簾聽政，設(shè)兩太后寶座于皇帝寶座之后，中間以八扇黃屏風隔開。為使此舉更具合法性，恭親王等人還制定了《垂簾章程》。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載淳已成年，兩宮皇太后被迫撤簾歸政。

但同治帝親政不及兩年就因病而死。因無子嗣位，慈禧玩弄政治手段，精心設(shè)計擇立同治帝年幼的叔伯兄弟載湉繼位，使兩宮皇太后二次垂簾終又得逞。至光緒七年（1881年）慈安皇太后故去，只剩慈禧一人垂簾聽政。光緒帝成年親政后，因支持戊戌變法而遭慈禧等頑固派的忌恨，他們發(fā)動戊戌政變，解除了光緒帝的皇權(quán)，慈禧再次臨朝10年，卻又美其名曰“慈恩訓政”，直至去世。慈禧通過垂簾聽政之途，操縱同治、光緒兩朝皇帝，掌握清代朝政達48年之久，功過是非，自有公論。

這里要說的是，作為一個女性政治家，在其掌控權(quán)利的每一步，慈禧應該是一個很成功的范例，特別是在“辛酉政變”過程中的每一次舉措，都顯示出作為一個政治家的膽識與智慧，弱女之軀，母儀天下。但是，她始終只能垂簾聽政，一直沒能再向前邁一步，堂堂正正的君臨天下，這恐怕是歷史的遺憾，也是慈禧女士的歷史局限吧。同時，她有是一個很矛盾的女人，力主變法，卻有扼殺了變法；與八國聯(lián)軍宣戰(zhàn)，詔書曰:“與其茍且圖存，遺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地廣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難剪彼兇焰，張國之威？”如此慷慨激昂，換來的卻是《辛丑條約》的恥辱。這恐怕不是慈禧個人的悲哀，應該是中華民族的不幸，喪權(quán)辱國，罪莫大焉，只有算在慈禧的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