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晚清史的確是十分精彩的一段:政治風云變幻，社會急劇動蕩，新舊雜陳，光怪陸離，宛如一個巨大的旋轉舞臺。只可惜沒有人能夠撇開意義世界不管，僅僅以這種審美的眼光來閱讀晚清史。人們可以嘲諷‘讀三國掉眼淚’，那是因為對于三國時代的一切我們已沒有切膚之痛?？墒峭砬迨穮s仍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我們至今無法走出‘晚清悲情’。”

時光荏苒。

上面這段話，摘自我電子郵箱里的一封郵件，是整整七年前的夏天，我一位雖然才華橫溢雖然博聞強記但一直評不上副教授職稱的大學老師給我推薦晚清史必讀書目時說的。七年過去了，我認為他當年對晚清史熱潮的解釋仍然有效，仍然可以用來描述坊間近幾年晚清史圖書的熱銷。晚清史圖書之熱，讓我不忍心把它和民國史圖書的熱銷合在一起簡簡單單就述說完了。

晚清史中，有師生之誼的曾國藩和李鴻章是眾多論者欲說還休的人物，也是我比較感興趣的人物，近期就有不少書嘗試著對他們進行“同情的了解”。

《晚清三十人》（李揚帆著，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4月）的作者是執(zhí)教于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的副教授，因此能更多地從外交的全球化的視角來考察晚清史和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重臣。作者在自序“青春的末代帝國”中有一個說法讓我很驚喜:“西方?jīng)_擊到來之時的晚清帝國，人們在古老的土地上沉思。的確，土地是古老的，但是，真正快速做出反應的，仍然是末代帝國的青年人。戲劇和電視劇中多半把晚清名人扮演得或胡子拉碴，或老態(tài)龍鐘。其實左右了晚清乾坤的許多著名人物，無論是造反派，還是改革派或革命派，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大多年紀輕輕，就已經(jīng)創(chuàng)立了一生之大事的根基。而且其中多人，竟然是沒有取得進士功名，甚至連舉人、秀才都沒有取得的‘白衣’（古時未仕者常穿白衣，故代稱無功名之人）?？梢姡鞘且粋€并不年邁的年代。”

《歷史給誰來釀酒》（劉緒義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12月）雖然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一位博士后專門來評點他的前輩同鄉(xiāng)曾國藩的，但在體例設計上特別周到地設了一章“敵友共依”，分別講述左宗棠、胡林翼、曾國荃、劉蓉、郭嵩燾和李鴻章等與曾國藩有關系的同時代人物。

道光十四年（1834年）秋天，24歲的曾國藩參加鄉(xiāng)試中了第36名舉人，是年冬天進京準備會試途經(jīng)長沙岳麓書院時結識后來成為他終生至交的劉蓉；兩年后，恩科會試再次不第的曾國藩自京城返鄉(xiāng)途經(jīng)長沙時與劉蓉、郭嵩燾在湘鄉(xiāng)會館“桃園結義”兩月之久。多年以后，劉蓉和曾國藩合請彭玉麟做媒，把劉蓉的女兒嫁給了當時喪妻的曾國藩長子曾紀澤——李揚帆博士在《晚清三十人》中特別提到他，“光緒三年（1877年）承襲一等勇毅侯，時年37歲。次年即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太常寺少卿”，“其后在與俄國人的談判中，憑三寸之舌收復伊犁，為晚清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勝利。”

劉緒義和李揚帆兩位作者沒有太過細致地去描述曾國藩、劉蓉和郭嵩燾三結義及至后來結為親家時的意氣風發(fā)，但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這些帝國的精英人物當年聚合在一起時是何等豪邁。無奈的是清帝國所代表的農業(yè)文明遭遇了更為強勢的工業(yè)文明的挑戰(zhàn)，“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注定了曾國藩、曾紀澤和李鴻章這樣的精英也挽救不了他們誓死效忠的老大帝國。

李揚帆推定,“曾國藩實際上死于處理天津教案（1870年）導致的精神打擊。在如履薄冰的對外關系處理中，他的忠、信、篤、敬四字秘訣，未能挽救自己的名聲乃至生命。”在李揚帆眼里，天津教案這樣一個群情激昂的刑事案子導致的對外交涉——法國領事豐大業(yè)對天主教堂的武斷庇護激發(fā)天津普通民眾焚燒教堂、毆斃十余名傳教士——本身就是很難處理的事件。曾國藩既要照顧國內的民族情緒，又要根據(jù)刑事案子本身的性質，根據(jù)事務的是非曲直和國家之王法處理，這是他面臨的困境。殺人抵命是古今中外的基本法則，況且此案完全在中國法律體制內處理，“是集體的非理性影響了此案的處理，以及百年后對曾國藩的評價。”

《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雷頤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的副題是“歷史漩渦中的重臣與帝國”，作者雷頤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員，在論述上的專業(yè)性是要勝于《晚清三十人》和《歷史給誰來釀酒》的兩位作者的。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