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上海租界

由于租界的存在，使上海城區(qū)內(nèi)居住了不少來自外國的僑民，從而使一些老弄堂里的秘密蒙上了異國色彩。其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莫過于曾經(jīng)在上海的弄堂里生存了十幾年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至今保存完好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馬當路普慶里4號，就是當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辦公和開會的場所，也是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的居住地。當年，在這座普通的弄堂房子里，策劃和組織實施過一些驚人的計劃，使整個上海包括國際社會都引起震動。

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

1919年3月中旬，朝鮮獨立運動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鮮于赫、金澈、徐丙浩、玄檐、崔昌植等人從朝鮮來到上海。與此同時，呂運亨、呂運弘等人也相繼從日本、俄羅斯和美洲來到上海。3月17日，他們在法租界寶昌路(今淮海中路)329號租了一間房子，設置了一個臨時事務所，推選玄檐為總務，籌備在上海建立臨時政府。消息傳出后，李東寧、李始榮、趙婉九、曹成煥、金東三、李春塾、洪濤等三十多人即來到上海。不久前剛成立的漢城臨時政府也派出李鳳洙到上海，與玄檐等共同商議此事。4月8日，漢城臨時政府又派姜大鉉把漢城臨時政府的成員名單和臨時憲法草案送到上海。上海臨時政府的成立正式拉開序幕。

4月10日上午10點，來自各地的29名朝鮮人代表，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號一幢房子里召開了一次會議，正式?jīng)Q定在上海建立臨時議政院，作為大韓民國的最高民意機關。當天夜里10點，第一屆臨時議政院會議召開，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上午10點，經(jīng)過激烈的爭論，最終推選了李東寧為第一屆議政院議長兼國務委員，孫貞道為副議長，李光洙、白南士為書記。會議確定政府的全稱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政府機構(gòu)采用國務總理制，根據(jù)漢城方面送來的閣員名單，選舉出李承晚擔任國務總理，安昌浩擔任內(nèi)務總長，金奎植任外務總長，李始榮任法務總長，崔在亨任財務總長，李東輝任軍務總長，文昌范任交通總長，趙素昂任國務院秘書長。會議以臨時議政院的名義，公布了施政綱領，發(fā)布了一個給全體朝鮮人的布告，正式宣布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號召國民為子孫后代的幸福起來奮斗。會議還草擬了一份告各國政府的宣言，闡明朝鮮人不甘心做亡國奴，立志求自由、爭獨立，呼吁各友邦給予理解和同情。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后，即開展對反日獨立運動的領導。此時擔任國務總理的李承晚在美國，5月下旬，安昌浩從美國來到上海就職，主持臨時政府的工作。8月21日，經(jīng)過一番籌備，臨時政府出版了機關報《獨立新聞》，對外宣傳臨時政府的各項抗日主張，報道世界各地朝鮮人開展獨立運動的情況。12月，臨時政府在法租界康寧里23號臨時政府軍務部內(nèi)開設了陸軍軍官學校，李東寧等親自參加了學校的各種活動。學校先后舉辦了2期6個月的速成班，畢業(yè)學員41人。為了得到國際上的支持，臨時政府派出代表前往廣州，拜訪在廣州的軍政府大元帥孫中山，請求對臨時政府和獨立運動給予支持。與此同時，對西方國家的外交活動也開展起來。

但由于內(nèi)部派系紛爭不斷及缺乏經(jīng)費等原因，使臨時政府面臨嚴重的危機，對獨立運動的領導和影響力大為減弱，后來擔任臨時政府領袖的金九在記述這一狀況時如此寫道：

臨時政府人財兩空，李承晚引退之后，由樸殷植就任，但也只是把總統(tǒng)制改為國務領制后就引退了，李尚龍被選出當?shù)谝蝗螄鴦疹I，他從西間島到上海來組織內(nèi)閣，但無人支持，遂又返回西間島去了。其次選出的是洪冕熙，他自鎮(zhèn)江來上海就職，但也是組閣失敗。于是在這一段時期內(nèi)，臨時政府竟成無政府狀態(tài)，在議政院里成了大問題。

在這危急時刻，重振臨時政府威望的重任落在了金九身上。

金九成為臨時政府首腦

臨時政府的近乎癱瘓狀況，使議政院議長李東寧想到了金九。一天，李東寧找到金九，勸他出任臨時政府首領，但被金九婉言拒絕了。金九認為，像他這樣出身微賤的人來當國家元首，會有損國家和民族的體面，并且擔心自己組閣能否得到大家的支持。但是經(jīng)過李東寧的一番勸說，金九最后還是答應了。在李東寧的支持下，經(jīng)過議政院的正式程序，1926年，金九出任臨時政府國務領(臨時政府領導體制幾經(jīng)變化，最初為國務總理制，后為大統(tǒng)領制、國務領制。曾經(jīng)分別稱大統(tǒng)領、國務領)。

其實金九參加獨立運動的時間頗早，算得上是一名老戰(zhàn)士了。他在18歲時就加入天道教，擔任天道教的地方領袖，后來人韓國義士安重根之父安泰勒的幕下，28歲時信奉基督教，開設新式學校，宣傳愛國思想，由此遭到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的嫉恨，被捕入獄。出獄后金九參加秘密團體新民社，同李東寧、安昌浩等一起從事革命活動，37歲時第三次被捕，被判15年徒刑，后因天皇慶典等原因被減刑，五年后出獄。1919年“三一”運動爆發(fā)后，金九從朝鮮來到上海。當時正是臨時政府籌備成立時，一些年輕的革命者都想著在臨時政府里擔任要職，樸實的金九找到李東寧，自愿要求為臨時政府擔任門衛(wèi)，后來被任命為臨時政府的警務局長，擔任警衛(wèi)和防備奸細工作。此項工作充滿危險而又十分重要，在擔任警務局長的幾年里，金九親身經(jīng)歷了斗爭的殘酷和復雜。

金九接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首領職位后，臨時政府的狀況日益窘迫，對此金九自己描述道：

如此雖然擺脫了無政府狀態(tài)，但因經(jīng)濟上的困難，維持政府名義的希望仍很渺茫，雖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也無力拿出這筆錢，因此曾因房租問題與房東發(fā)生過幾次訴訟。……我睡在臨時政府的辦公室，飯就輪換著在有職業(yè)的同胞家中吃(電車公司和公共汽車公司查票員六七十名)，可算是乞丐中的高級乞丐。

此時臨時政府辦公處已轉(zhuǎn)移了好幾個地方。1919年4月臨時政府在法租界內(nèi)成立，得到法國駐滬總領事的默認，但不準許他們掛臨時政府的招牌，然臨時政府成立后，為了擴大影響，“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牌子還是掛了幾天，上海的大報《申報》因此刊登了“高麗在滬組織臨時政府”的消息，并把它的地址公之于眾。這事很快引起日本駐滬領事館的不滿，當年10月17日，因受到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壓力，法租界公董局巡捕房正式通知臨時政府，限令在48小時內(nèi)遷出所有人員，停止發(fā)行臨時政府的機關報《獨立新聞》，于是臨時政府轉(zhuǎn)入秘密狀態(tài)。臨時政府從最初的辦公地點霞飛路321號遷出，搬到了法租界白爾路(今重慶中路)18號。1922年10月，因日本暗探頻繁偵察，臨時政府一度搬到公共租界。但在總體上因為法租界當局對朝鮮民族開展的獨立運動持相對寬容的態(tài)度，臨時政府機關大部分時間都設在法租界內(nèi)。1923年8月，臨時政府因付不出所欠的六個月的房租500元，只能賣掉政府的一切設備用品，將政府機關轉(zhuǎn)移到財務總長李始榮的住處，從此也開了以臨時政府某主要成員的住處作為臨時政府辦公地的先例。

普慶里4號的秘密

1926年12月金九當選為臨時政府國務領后，當月14日，臨時政府就遷往法租界馬浪路(今馬當路)一條叫普慶里的弄堂里，辦公處就設在4號的房子里，這里是金九的住處，金九也是租賃這幢房子不久。這是一條剛建成一年的新弄堂，由比利時建筑工程師設計，弄堂里的房子是典型的石庫門建筑，兩扇高大的石庫門，進門是一個小天井，然后是底樓的客堂，很是高爽，后面是燒飯的灶披間，自來水龍頭就在旁邊。當年韓國臨時政府辦公處普慶里4號一個坡度近60度的木樓梯通向上面的亭子間和前樓，前樓朝南，房間十分亮堂。這里因是三層樓建筑，因此房間較多，周邊環(huán)境也較好，南面是辣菲德路(今復興中路)，北面不遠是霞飛路，可謂是鬧中取靜。周圍的鄰居多屬中產(chǎn)階級，與他們相處也很和睦。更重要的是，弄堂里和周圍附近住著不少支持獨立運動的朝鮮僑民，他們中有不少人就在距此不遠的盧家灣法商電車公司里當售票員、查票員，臨時政府的一些要員和獨立運動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住在附近，所以臨時政府要開會召集人員很方便。像李東寧就住在普慶里8號，洪震、金若山住在附近馬浪路上的吳興里，金澈、李東輝、李裕弼都住在距普慶里不到十分鐘路程的霞飛路寶康里。臨時政府機關搬到這里后，工作上感到方便，周邊的環(huán)境也很適宜，因此自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到其離開上海的十三年時間里，在普慶里4號度過了將近一半的時間。

1928年3月25日，是普慶里4號極為重要的一天。這天由金九和趙素昂、趙琬九等人召開了成立韓國獨立黨的籌備會議。經(jīng)過多年的斗爭，特別是針對各派系紛爭劇烈的情況，金九等人深感臨時政府必須有一個組織健全、方針鮮明的黨來領導，才能夠保證獨立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第二年3月1日，正是朝鮮“三一”運動爆發(fā)十周年紀念日，那天籌備了近一年的韓國獨立黨正式成立，推選了李東寧為黨的理事長，趙素昂和金九等任常務理事。從此開始，在獨立黨的統(tǒng)一領導下，臨時政府領導的反日復國運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臨時政府由金九擔任首領后，由于金九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其威望有所提高。金九自己雖然不懂英文，但他讓手下懂英文的嚴恒燮、安恭根給在美國芝加哥、夏威夷及墨西哥、古巴的朝鮮僑民寫信，通報臨時政府的情況，呼吁對臨時政府給予支持。美國、墨西哥和古巴的朝鮮僑民回信表示，那里的全體僑民愿意共同來維持和發(fā)展臨時政府。在夏威夷的僑民甚至表示，只要臨時政府做出對民族有益的事，他們愿意負責籌措款項，這更激發(fā)金九開始深入地考慮能做些什么事來回應支持臨時政府的同胞們。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的第二天，臨時政府在普慶里4號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當時的局勢和臨時政府的應對。參加會議的臨時政府委員一致認為這是中、朝兩國聯(lián)手抗日的大好時機，決定以“留滬韓國獨立運動者同盟”、“上海韓人青年同盟”、“中國革命互濟會韓人分會”等團體聯(lián)合會名義，發(fā)表反對日本侵華和要求與中國軍民聯(lián)合抗日的聲明；此后臨時政府又召開了多次會議，商議如何給日本政府以重大的打擊。12月6日夜里，臨時政府的主要成員在普慶里4號又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金九提出：最近派遣李奉昌到日本東京投炸彈事情準備就緒，要求會議批準這一行動。然出席會議的軍務長金澈和外務長趙素昂卻以“徒費經(jīng)費，沒有成功的希望”為理由提出反對，會上爭論十分激烈。但主持會議的李東寧知道這是金九已經(jīng)精心策劃了一年的事項，在他的極力支持下，會議終于同意批準金九負責實施此項計劃。

東京襲擊天皇不中

原來在一年前，一名叫李奉昌的朝鮮同胞找到金九，自稱一直想?yún)⒓营毩⑦\動，為臨時政府效力。李奉昌早在19歲時就聽說上海已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萌發(fā)了要到上海參加獨立運動的念想。后來他去了日本，在日本逗留了六年多，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但他心中對日本在朝鮮進行的狠毒壓迫和鎮(zhèn)壓恨之入骨，決心以實際行動來打擊日本的氣焰，振奮朝鮮的青年。1930年12月李奉昌從日本來到上海，找到金九。一開始金九不免對他抱有戒心，生怕他是日本人派來的奸細，臨時政府中一些人也都勸金九同他斷絕來往。一天夜里，金九等人設計請李奉昌喝酒，等到他喝醉后，故意同他談如何打擊日本人，李奉昌酒后吐真言，認為應該先殺掉日本天皇，并講了一年前他在日本東京碰到天皇去掃墓，他就在路邊，可惜當時手中沒有一顆炸彈，如果有的話一定可以殺死天皇。李奉昌的這番話使金九知道他是一個身懷大志的人，從此對他坦誠相待，并暗地里進行謀劃。金九派人弄來兩顆手榴彈，準備時機成熟時派用場。

得到臨時政府會議的正式批準后，12月中旬的某一天夜晚，金九來到李奉昌所住的中興旅社，同他商量赴日本之事，告訴他用來襲擊天皇的炸彈都已經(jīng)準備好。兩天后，金九帶著李奉昌來到安恭根的家，在那里舉行了簡單的宣誓儀式，然后把事先準備好的兩顆炸彈交給他，同時給了他300元錢以供旅途之用，隨后又一起到照相館去拍照留念。十多天后，李奉昌到達東京。金九等人焦急地等待著東京的消息，一直等到1932年1月8日，終于看到報紙上刊登的一條消息：“韓人李奉昌狙擊日天皇不中。”金九看后極為悲痛，想好不容易策劃的這件事沒有成功，難以向臨時政府交代。而周圍的許多同志都來安慰金九，說雖然沒能炸死天皇，但已經(jīng)向世界證明了朝鮮民族并沒有在日本的奴役下屈服，僅此足以算是成功的。

原來李奉昌在到達東京后，一直在尋找機會。等到1月8日這天早晨，他等候在東京皇宮嬰田門附近的道路邊，裝扮成日本人等候天皇結(jié)束觀兵式乘車歸來。等到天皇的馬車過來時，李奉昌奮力扔出炸彈，炸彈轟的一聲爆炸，可惜沒有擊中目標，只炸傷了一些隨行人員。李奉昌當場被拘捕。十個月后，李奉昌被日本政府處死。

東京嬰田門狙擊事件發(fā)生后，為防備日本方面的行動，臨時政府有一段時間暫時搬到法租界西門路123號義新理發(fā)店的樓上，不久形勢平穩(wěn)后又搬回到普慶里4號。而金九為了迷惑敵人，讓《上海韓聞》大肆報道他在外地療養(yǎng)的記事，由此躲過了日本領事館警探的偵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