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地方官，為了提高征收捐稅的效率，往往將征收工作“外包”。先由“包稅人”預先墊繳一部分，然后，“包稅人”在公權(quán)力的保駕護航下，向民間征稅。“包稅人”繳足“承包款”后，余額就成為自己的利潤。這種“贏利型經(jīng)紀人”的大規(guī)模出現(xiàn)，徹底改變了中國農(nóng)村社會由鄉(xiāng)紳精英協(xié)助政府管理的千年格局，傳統(tǒng)的士大夫鄉(xiāng)紳們退出了鄉(xiāng)村的管理，而代之以流氓痞子，這造成了日后著名的“土豪劣紳”問題，一直困擾著晚清和民國政府。由“土豪劣紳”執(zhí)掌基層政權(quán)，大大地毀壞了清政權(quán)的執(zhí)政基礎(chǔ)，自挖墻腳，竭澤而漁。

在財政擴張沖動之下，各地政府還不顧組織原則，大肆借取外債，并以國家信用為擔保。甲午戰(zhàn)爭之前，清政府所舉借的外債，幾乎全由地方政府主導和承辦，并多以中央財政直屬的海關(guān)關(guān)稅、鹽稅等作為擔保抵押，這亦是一種變相的中央向地方轉(zhuǎn)移財源。

在混亂的財政和財政管理之下，康熙皇帝當年定下的“永不加賦”的莊嚴承諾，雖然是清政權(quán)的立國之基，卻也成了過期作廢的舊船票，無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當然，康熙的承諾既然如此莊嚴后世領(lǐng)導就必須在表面上予以維持：“賦”是不會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費”。

根基于田賦之上的“附加費”，遍及全國，名目繁多，令農(nóng)民們不堪負擔。

四川算是這方面的先驅(qū)。該省在咸豐三年(1853年)開征“按糧津貼”，每1兩田賦，加收1兩“津貼”，增了一倍;1862年，四川再度開征“按糧捐輸”，總額180萬兩，為正稅的3倍;1901年開征“新加捐輸”，稅額上升到350萬兩，為正稅的5倍……

到了新政改革期間，農(nóng)民們又要承擔各種名目的改革成本，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川漢鐵路的“租股”。為了籌集鐵路建設的巨額資金，農(nóng)民們紛紛“被”當股東，根據(jù)田賦按比例繳納“租股”，居然多達2000多萬兩，相當于四川省66年的正稅稅額。這成為引爆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參閱雪珥著作《辛亥計劃外革命》)

這類加征，通稱為“浮收”，就是不按《賦役全書》規(guī)定的科目、稅率而加收錢糧。此外，還有一法，叫做“勒折”，就是在以銀錢代繳田賦公糧時，以高于市價的比例勒收銀兩。浙江的杭、嘉、湖實行“漕糧改折”之后，地方政府大肆“勒折”，每石糧食的折價不斷上升，居然超出當?shù)貙嶋H糧價的一倍。而別的省份，竟有“浮勒至十倍”的!

各地雖然變相加征田賦，卻都刻意回避“田賦”二字，以便維持康熙皇帝的莊嚴承諾。一時，“畝捐”、“抵征”、“漕糧加價”、“規(guī)復錢糧”等新名詞層出不窮。而且，越是魚米之鄉(xiāng)，負擔越重。同治二年(1863年)，還在擔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向中央報告說：“蘇、松、太浮賦，上朔之，則比元(朝)多三倍，比宋(朝)多七倍;旁征之，則比田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zhèn)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

田賦之外，各級政府還在民眾日常必需的食鹽上大做文章，“鹽引加價”成為甲午戰(zhàn)爭之后，從中央到地方最愛使用的增收辦法之一。從1895年開始，直到1908年光緒末年，江西的淮鹽銷區(qū)總共加價8次，食鹽零售價飆升一倍。與田賦一樣，食鹽的加價部分，遠超其正價，天津蘆鹽加價為正價的19倍以上，淮南四岸的加價則為正價的13~16倍，四川沿邊各岸加價為正價十多倍到二十多倍……“鹽都吃不起了”，成為民生艱難的最生動寫照，由此推動了整體物價的飆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