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因水得城，依水而建”再次找到考古證據(jù) 現(xiàn)場還挖掘出一口宋代水井

　　“因水得城，依水而建”的廣州再次找到考古證據(jù)，一個明清河（湖）岸遺存的小型埠頭近日在廣州盤福路7號一工地被發(fā)現(xiàn)，成為迄今發(fā)現(xiàn)證明唐代廣州城就是一個水城的又一重要例證。專家初步推論，這一區(qū)域在唐代以前存在大面積水域，或與文獻記載的唐五代的芝蘭湖有關(guān)。本次發(fā)現(xiàn)對復(fù)原廣州城區(qū)西北郊的歷史地理環(huán)境和研究廣州古城的變遷具有重要價值。

　　考古人員：南越王墓紅砂巖從河道運來？

　　工地位于盤福路西、東風(fēng)西路以北，北鄰象崗山，向北不到300米，就是西漢南越王墓。根據(jù)文獻記載和以往考古發(fā)掘資料，該地塊位于明清廣州城西北段城墻以外，明清以前更是離廣州城區(qū)較遠。

　　記者昨天在現(xiàn)場看到，工地地表上清理出厚達2米的唐代及更早時期的淤積堆積，距地表5~7米處，清理出一個明代河（湖）邊小型埠頭和河堤。

　　小型埠頭位于河（湖）東岸，包括磚石砌筑的小路、步級和護岸，保存基本完整。河堤疊壓在埠頭之上，用紅黃色山岡土夾含碎磚、石塊堆填而成，殘高約1米，寬超過10米。挖掘的現(xiàn)場不到200平方米，就在小型埠頭不遠地方，還有一口宋代水井，井口離地面5米多深，井深2米多，井壁用磚砌成。

　　“這一帶歷史上河（湖）的存在，也為探索南越王墓所用紅砂巖石料的運輸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廣州考古研究人員易西兵介紹，“從現(xiàn)場看出，疊壓在埠頭之上的河堤具有相當?shù)囊?guī)模，應(yīng)當是明清廣州城西北的一項重要工程。翻查明清廣州地圖顯示，這一帶原有護城河，此次發(fā)現(xiàn)的河堤很可能是護城河的河堤。”易西兵向記者展示一張澳大利亞國立博物館的館藏，1860年法國人繪制的廣州地圖（CANTON MAP）復(fù)印件，本次發(fā)現(xiàn)埠頭的遺址，正好在圖上標示的明清城墻的西北角墻外。

　　此次發(fā)掘，清理唐、宋及明清時期的堆積和文化遺物，其中發(fā)掘出土遺物不多，以唐和明、清時期為主。最有價值是一件唐代長沙窯執(zhí)壺，褐彩貼花，飾胡人舞蹈形象，十分生動。

　　濕地專家：秦漢時期碼頭延伸到象崗山下

　　“盤福路明清河（湖）岸遺存的發(fā)現(xiàn)，再次證明廣州是個因水得城的城市，秦漢時期廣州象崗山下芝蘭湖的碼頭也是廣州最早的碼頭。也就是說，在古老的廣州，碼頭延伸到今天盤福路附近一帶。”長期從事嶺南濕地研究的廣東著名濕地專家梁國昭昨天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兩千多年前的珠江，水面寬闊超過兩千米，被廣州人稱為‘海’。一千多年前，廣州城區(qū)的水陸形成一大湖、兩半島、三河灣格局，也就是廣州第一大湖芝蘭湖，兩半島是位于城南的坡山半島和番（山）禺（山）半島。”按照梁國昭的研究，廣州的三個河灣，依照珠江三石將其命名為浮丘灣（坡山半島之西）、海珠灣（坡山半島與番禺半島之間）和海印灣（番禺半島之東）。芝蘭湖水系多支聚合流入浮丘灣；古文溪（甘溪）兩分支分別流入海珠灣及海印灣。歷代內(nèi)港碼頭就在這些湖和灣中分布。

　　隨著泥沙的堆積珠江北岸線漸漸南移，廣州歷代港口碼頭由北而南、從西向東遷移：先后出現(xiàn)了秦漢時的芝蘭湖碼頭，晉至南朝時的坡山（古渡）碼頭（今五仙觀位置），隋唐時的光塔碼頭，宋元時的西澳、東澳、西湖碼頭，明時的蜆子步（懷遠驛）碼頭，清代的十三行碼頭，以及清末至民國時期珠江內(nèi)外航道諸碼頭等。

　　芝蘭湖碼頭是廣州最早的碼頭。秦漢時期的芝蘭湖面積很大，今象崗山下的雙井街，即為當時的湖岸。

　　白鵝潭曾布設(shè)航標20多個

　　唐代，廣州港成為世界著名大港，商人云集。正如日僧真人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所述，當時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shù)”。碼頭區(qū)已從芝蘭湖移到光塔（唐時作為進港船只的導(dǎo)航塔）一帶。宋代，廣州城子城兩側(cè)加建東城和西城。光塔碼頭所在的浮丘灣已演化為南濠（當時作為子城的西護城濠）被包在西城之內(nèi)，而海印灣演化為清水濠（作為子城東護城濠），被包在東城之內(nèi)。南濠在今海珠中路東面的南濠街；清水濠在今文德路東面的長塘街、大塘街。清末至民國年間，廣州內(nèi)港碼頭遍布前后航道。1934年編繪的“廣州港口圖”標示了美英德日等國公司及招商局等的碼頭。僅在白鵝潭就布設(shè)了20多個航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