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與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人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女同盟會會員戰(zhàn)斗的身影，而在她們的行列中妓女郭蓮花赫然在目。此人在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時曾租屋放火予以配合，后被捕。1911年鎮(zhèn)江人馬貢芳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后被捕，妓女黃碧泉為他“奔走省港，泣吁營救”。辛亥革命后，個別參加廣東女子北伐隊的隊員由于生活無著，甚至淪為妓女。

上海光復后，張俠琴、唐天琴等青樓妓女在革命風潮的激蕩下創(chuàng)辦了中華女子偵探團養(yǎng)成所，準備為革命軍收集情報而培養(yǎng)間諜。入團的條件是年齡在16歲以上30歲以下，粗通文字者。計劃先在養(yǎng)成所訓練偵探知識三個月，養(yǎng)成偵探人才，再赴前敵，探取行軍時之敵情及國際上之秘密。該團發(fā)起通告如下：

竊聞女子從戎，佳人殺敵，播為美談。因不僅夢里關山，閨中刀尺，為盡吾人之天職也。然挾紅粉為行軍之餌，借美人為誘救之謀，必犧牲軀殼，始克為此。中國風俗所囿，禮教為防，名譽觀念，重于死生，是以日本雖有女子偵探之設，而我中國良家婦女所不能為不肯為也。

琴等托身微末，未讀詩書，然觀劇至胭脂虎等出，往往心竊慕之。方今滿清未滅，滄海橫流，慨戰(zhàn)禍之方殷，賦同仇之敵愾。凡有血氣，莫不奮發(fā)。琴等不幸女子，又不幸而為妓女。自憐身世，縱墮青樓。遠溯淵源，莫非黃裔。生而無益于人，死而不可無益于世。因擇我中國良家婦女所不能為不肯為之事，發(fā)起女子偵探團，冀稍盡國民之一分子義務。遠師梁紅玉之援桴，近法費宮之刺虎，天下之重，匹婦有責，義務所在，營業(yè)何關。尚祈海內明公，憫其遇而嘉其志，扶掖而贊成之，中國幸甚，女界幸甚。

雖然北伐戰(zhàn)爭不久因南北議和迅速了結，該團未能正式啟用，但上海妓女們的一片愛國熱忱實在令人欽佩。

此外，祝如椿于1912年5月在上海發(fā)起成立青樓進化團，為“聯(lián)絡同儕，普施教育，作從良之預備，為藝妓之模型”。祝如椿等人認為妓女之所以“沉淪黑海”主要是由于沒有文化和在經濟上不能自立，因此主張先辦學校，組織妓女學習文化，為以后以藝謀生經濟自立作準備。至于開辦學校所需的資金，她們是用發(fā)動和組織妓女以義演募捐的方式來籌集的。該團募捐籌款小啟稱：

“十里洋場，紙醉金迷之窟，三生孽障，花殘月缺之悲，薄幸青樓，沉淪黑海。共和國體，階級須除，同人發(fā)起青樓進化團，聯(lián)絡同儕，普施教育，作從良之預備，為藝妓之模型。顧填海有心，補天無術，爰效現(xiàn)身之說法，冀得援手之多金，務乞文人學士，閨閣名媛，惠然肯來，樂為贊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5月30日進化團的名妓柳如是在五馬路(今廣東路)丹桂戲院串演《梅龍鎮(zhèn)》一出，結束時祝如椿、張曼君等九人登臺高唱：“姐姐妹妹大家來獻計，為今日兮提倡青樓進化計，愿我姐妹努力進行休自棄，他日達到完美地，大家多歡喜。”此次演出，即籌得l000多元。大家選舉出來以柳如是、張曼君為正副理事長的理事會，由理事會租賃校舍，聘請教師。該校自8月19日開學，共有50余名妓女入學?？上е晦k了半年多就因種種原因而停辦了。特別要指出的是青樓進化團還積極倡導使用國貨，抵制外貨，規(guī)定“青樓中人，凡服御一切，禁用舶來品”。

刺宋案中的妓女

1913年3月20日晚，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三天以后上海租界巡捕房根據(jù)一個古董商人的報告，逮捕了上海青幫大字輩、中華國民共進會會長應桂馨。次日兇手武士英也被緝拿歸案。此案的政治背景是袁世凱授意國務總理趙秉鈞遙控應桂馨干的。應桂馨，浙江寧波人，1895年前后在上海拜道臺黃祖絡為義父，從此依仗有官府的庇護，賭博嫖娼，過著十足的流氓生涯。他接納妓女翁梅倩為妾，后來又在風月場中看上了雛妓花旦小喜鳳，不惜出重金為她贖身，然后命令小喜鳳在他開設的桂仙戲館演出有傷風化的劇目。不久應桂馨因此遭到了上海會審公廨的查處，戲館被關閉，應本人被逐出上海租界。不久他通過親戚關系，巴結上江蘇臬司朱家寶，被朱任命為江蘇官辦印刷局坐辦。但他把領到的開辦費5000兩銀子中的1400兩，用于納名叫老四的妓女為妾，其他用于嫖妓，沒幾天就花銷完了，因而被撤職，老四又因為吃醋紛爭，吞煙隕命。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應桂馨與同盟會干部陳其美搭上了關系，參加了上海的辛亥革命，曾經擔任上海軍政府諜報科長、中華國民共進會會長。1913年2月已經暗中投靠袁世凱的應桂馨在上海把山西人武士英(原名吳福銘)拉進共進會，兩人交換蘭譜后，由應請客在同春坊妓女胡翡云處熱熱鬧鬧地玩了好幾天。應桂馨此時似乎勝券在握，成竹在胸，得意洋洋地對胡翡云夸下?？?，承諾過節(jié)后將帶她進京“做他家小”，共享清福。應桂馨心里明白進京尋歡作樂的前提是必須干掉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出任下一屆內閣總理呼聲最高的宋教仁。

刺宋案發(fā)生后，應桂馨若無其事地又去迎春坊三弄的妓女李桂玉家赴宴應酬，結果在李的妓院中被抓獲。在此之前，上海租界的巡捕去西門文元坊應桂馨住宅，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幾天前武士英在五馬路六野旅館托賣的花瓶，次日當胡翡云與武士英同至應家送信時，被巡捕雙雙拿下。不久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后來捕房認為，“妓女胡翡云，查系妓院娼寮，非應之家屬可比，準予攬妥保保出”。27日胡對人談及此事，稱“我與應大人倒運一齊來，前年應大人在都督府(任)諜報科長，我剛初掛牌，同時任事。今應被拘，我亦吃冤枉苦一夜。幸虧我的客人多是官場，為我設法，否則不得了。令應事一出，我此節(jié)少弄5000金。不然，應大人許我每夜在我處擺酒，渠之朋友均是闊大爺，酒菜亦必不斷”。最后她哀嘆道，“我命真苦哉。”

妓女與逆境中的革命黨人的交往

湖南醴陵婦女黃玉嬌，所寓玲瓏館。1913年秋天脫籍家居，閉門謝客。當湖南革命黨人傅熙湘一個人因二次革命失敗，從省城長沙悄然回鄉(xiāng)時，她毅然收留，使之免遭湯薌銘的殺害。袁世凱稱帝失敗后，傅熙湘重新主持《長沙日報》。傅事后追憶說，“于時，秦焰尤張，楚氛甚惡。清湘百里，動成赤流；……飛章期播，志士魂驚；警電夕傳，壯夫膽碎。……靜言思之，慨其嘆矣！則有傾城艷質施弱腕以扶將；絕世佳人，矢素心而熏沐。斫斷枇杷之樹，門閉車迷；歌殘楊柳之枝，泥沾絮定。”1917年玉嬌嫁人，傅熙湘整理兩人往還所作詩篇集成《江薇感舊記》。1919年南社負責人柳亞子為《江薇感舊記題詠集》作序刊印，風塵女子黃玉嬌冒著生命危險掩護革命志士的事跡才廣為流傳。

1913年革命黨人、原重慶蜀軍政府副都督夏之時為了躲避袁世凱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避風。夏對在該妓院中學唱戲的董竹君一見傾心。董也對長得風度翩翩的夏有愛慕之意。董是被其父母以300元押入上海廣東路清和坊妓院的。董發(fā)現(xiàn)夏之時“他們到堂子里來似乎不是為玩樂的。每次來，不是二人坐在炕床、茶幾兩邊，面對面，便是三五人圍著茶桌或是七八人圍著圓桌，邊吃邊喝談論國事。有時大概是談什么機密吧，聲音很低，還不時掉頭瞅瞅周圍……”直到有天夏對董說，“袁世凱下通緝令逮捕革命黨人，因此我們借堂子掩護，開會商議……”，董才明白了這幫30歲左右的人常來妓院的真正原因。但她不愿夏為自己出錢贖身，設計自己跳出火坑。董竹君先是裝病罷唱，老鴇無計可施，只好將董送到一處僻靜的地方軟禁起來，派了兩個看守。過了一段日子董假裝想回心轉意，重操舊業(yè)，麻痹看守，乘其不備，跳上一輛黃包車，直往夏之時住的旅館而去。夏馬上帶她到虹口一家日本人開的松田旅館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然后兩人一道乘船流亡日本。1934年，接連生了兩個女孩的董竹君不滿丈夫夏之時的專橫、霸道，毅然提出離婚。她在此前后開辦了群益紗管廠、錦江川菜館(今上海錦江飯店之前身)、錦江茶室等實業(yè)，成了上海灘上的女強人。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