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泰坦尼克號海難震驚了世界。從頭等艙生還者走下跳板那一刻，有關船上“中國佬”的“卑劣逃生經(jīng)歷”就在碼頭傳開了，并經(jīng)由電訊迅速傳播至全世界。實際上，這八個華人乘客在泰坦尼克號上堅持到了幾乎最后一刻，屬于最后離開乃至不及離開的那些男子，而制造流言的那些頭等艙生還者大多先于他們而逃之夭夭。中國社科院學者程巍大量查閱各種歷史文獻，從文化學的角度，深入解析西方社會虛構泰坦尼克號上中國人“卑劣逃生經(jīng)歷”,丑化中國人的種種原因，寫就《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種族主義想象力》（漓江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當時美國新聞業(yè)太需要這類能“證明”中國人“種族卑劣性”的“故事”來激發(fā)美國公眾的種族想象力，以支持美國《排華法案》的合法性。

　　2012年是泰坦尼克號海難百年。當時放映的卡梅隆3D增補版影片《泰坦尼克》中出現(xiàn)了一個1997年版刪去的明顯的華人鏡頭。中國報刊于是對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發(fā)生了濃厚興趣，但其所征引的史料從性質上說卻不超出1912年4月的中國報刊對于這場海難的報道范圍，而1912年4月的中國報刊的報道采用的卻是英美人的“看法”和英美人的“回憶”---這些“主觀看法”和“想象性回憶”作為客觀陳述，又被寫入中國的高小語文教科書，同時被作為新文化派的“國民性批判”的例證材料，塑造了一代代中國人對于泰坦尼克號海難以及船上的西方人與中國人在這場海難中的“英雄與懦夫”的行為方式的感知。盡管1949年之后民國教科書被廢除，具有明顯反西方殖民主義傾向的新教科書不可能將“泰坦尼克號海難記”一類的文章收入，但這只不過是去掉了一個“例證材料”而已，因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繼承者，新教科書的編撰者甚至強化了新文化派的“國民性批判”在新教科書里的分量，而我們的“國民性”理論卻來自西方殖民主義有關“種族性”的建構，并以一種更為極端的或者自虐的方式與之呼應。

　　2012年3D增補版《泰坦尼克》中出現(xiàn)的那個華人面孔的乘客，引導我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去看1997年版《泰坦尼克》，結果發(fā)現(xiàn)這個“中國佬”多次出現(xiàn)在影片中，盡管總是一閃而過?？蓡栴}是，影片《泰坦尼克》對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的處理與我數(shù)年前讀到的1912年4月20日《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國偷渡客》完全相反，它挑戰(zhàn)了我的既定的對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的故事的接受模式，讓“中國佬”作為合法乘客出現(xiàn)在泰坦尼克號三等艙里，并讓他在海難后出現(xiàn)在幾乎最后一批離開泰坦尼克號的男子中。顯然，如果卡梅隆不是憑空想象的話---不過，從《泰坦尼克》的細節(jié)來看，這位導演似乎有一種考古學家的熱情---那么，他一定掌握了一些不同的曾被埋沒的史料。

　　在幾個月時間里，我通過美國國家圖書館舊報PDF版數(shù)據(jù)庫翻閱了數(shù)百份1912年4-6月間的美國報紙，并將這種“e考據(jù)”撰寫成本書，以揭示流傳至今的泰坦尼克號海難敘事的種族主義，并為遭到這種種族主義敘事構陷的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恢復名譽。

　　……

　　紐約時間1912年4月18日深夜，歷經(jīng)近四天的海上航行，搭載著七百多名泰坦尼克號海難生還者的卡帕西亞號終于抵達紐約。蒙蒙細雨下的紐約東河碼頭上等候著成千上萬身份和心情各異的人：親友、記者、警察、紐約海關人員、聯(lián)邦政府官員、教會人士、圍觀者以及一些與泰坦尼克號有著某種直接或間接利益關系的英美跨國公司老板。本來，他們是準備帶著一種迥然不同的歡快心情在這里迎候泰坦尼克號的到來的，如今到來的只是泰坦尼克號的生還者。

　　當泰坦尼克號頭等艙和二等艙的生還者三三兩兩走下卡帕西亞號的跳板、穿過警察在碼頭上拉起的警戒線后，立即就被守候在那里的親友和記者團團圍住。從這一刻起，作為整個泰坦尼克號海難敘事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一部分，而是與“另一部分”構成某種“種族性對比”的整體的一部分---有關泰坦尼克號上幾個“中國佬”的身份及其逃生經(jīng)歷的各種傳聞就在碼頭上傳開了，并經(jīng)由電訊和報紙迅速傳播至整個美國以及全世界；而這一刻，被他人不停地談論的那幾個“中國佬”還留在卡帕西亞號的三等艙里，直到次日凌晨，才由美國聯(lián)邦政府官員及英國唐納德輪船公司駐紐約辦事處的人員帶走。4月20日《紐約時報》登出該報記者于19日凌晨在碼頭采寫的一篇題為《中國偷渡客》的報道：

　　從下沉的泰坦尼克號獲救的人中，有六個中國人。他們在泰坦尼克號還未離開英國港口前就偷偷溜進了其中一只救生艇，當該船撞上冰山時，他們并不驚慌失措，他們知道，如果泰坦尼克號有沉船危險，救生艇會放到海面。他們隨身都帶著女人用的披巾，當他們聽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優(yōu)先入艇”時，他們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來，讓船員誤認為他們是女人。

　　黑暗使得他們成功躲過別人的審視。直到他們被救上卡帕西亞號，才知他們是中國人。據(jù)說當時卡帕西亞號的一些船員要把他們扔回海里，但其指揮官們不想這么做，而是把他們關進了船上的囚室。至于這些中國佬當初為何未被泰坦尼克號船員及乘客發(fā)現(xiàn)，讓卡帕西亞號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聯(lián)邦政府官員將這些被囚禁的中國佬帶走，而為遣送他們回國所必需的手續(xù)也正在辦理中。

　　除第一句和最末一句（或最末一句的一部分），該報道中其他有關這幾個“中國佬”的身份、逃生經(jīng)歷和他們在卡帕西亞號上受到的對待的描述全是杜撰的，盡管杜撰得如此離奇，卻立刻就被其他報刊當作事實加以轉載和引用。1910年代的美國新聞業(yè)太需要這一類能夠證明“中國人的種族卑劣性”的“中國佬的故事”來激發(fā)美國公眾的種族想象了，以支撐美國當時正在實施的種族主義的《排華法案》的合法性。各報刊陸續(xù)登出的有關這幾個“中國佬”的“卑劣行徑”的報道也和《中國偷渡客》一樣，大多是種族主義想象的產(chǎn)物，而它們彼此之間的細節(jié)沖突性---沖突到同一個人的講述甚至可以前后矛盾，并沒有毀掉它們的可信性。這就需要從“寧可相信”這種心理機制中尋找原因了。實際上，記者們甚至不必費勁地去碼頭采訪那些饒舌的生還者---那些“說英語”的生還者，因為有關“中國佬的故事”或許在他們離開報社或通訊社之前就已按照美國排華主義的既有想象構思好了，這就像那些從來不曾與同船的“中國佬”謀過面的泰坦尼克號頭等艙和二等艙的美英生還乘客向親友和記者們反復聲稱自己曾“目睹”這些“中國佬”的“卑劣行徑”一樣。一個人可以“目睹”根本不曾發(fā)生的事，那只說明這些事發(fā)生在他的想象中，他是他的幻象的見證人。至于這幾個“中國佬”到底是何身份，在海難中又如何逃生，對他們來說既不重要，也不值得關心。反正，這八個“中國佬”中有六個活了下來，僅此就足以證明他們是以一種卑劣的方式活下來的：原因無他，其“種族卑劣性”使然耳。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