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愛憎分明，疾惡如仇。日本侵占東北后，太太生了個兒子，他取名“仁軌”.因為中國第一個在朝鮮對日本打殲滅戰(zhàn)的是唐朝的劉仁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天消息傳到重慶，那天晚上他欣喜若狂，從家里拎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還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頂帽子，到街上亂舞。他見人就擁抱，就親吻，又蹦又跳。見到熟人，就上去砸一拳。他又一路大叫著跑到參政會，實在叫不動了，才回去睡覺，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還不知醒來。

　　他在擔任國民參政員時，曾經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后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蔣介石為保護孔祥熙，親自出面宴請傅斯年。蔣問他：“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1945年6月，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fā)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對宋子文的胡作非為進行了猛烈抨擊。

　　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上說：“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圣賢書所學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于前賢典型。士人之節(jié)，在中國以此維持綱常也。”

　　傅斯年固守民族大義，極重文人氣節(jié)?？箲?zhàn)勝利后，傅斯年當了北大代校長，凡是敵偽時期在北大當教授的，一個也不聘。理由是當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學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發(fā)給路費，你不走可以，但在敵偽辦的北京大學當教授，就是偽教授。冰炭不相容，忠奸不兩立。他給夫人俞大彩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后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難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任職偽北大的周作人要求回校任教，傅斯年嚴詞拒絕。有些在偽北大任過職的職員要求回校，甚至以死相威脅，他都不為所動。

　　傅斯年為人豪爽，心直口快，又風趣幽默。羅家倫說他像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一次在參政會上，為中醫(yī)問題，傅斯年反對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便用粗話辱罵傅斯年。傅斯年對孔庚說：“你侮辱我，會散之后我要和你決斗。”等到會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斗，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便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斗了，讓你罵了吧。”羅家倫笑話他說：“你這么一個胖子，怎么能跟人打架。”他說：“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

　　傅斯年充滿愛心，樂善好施。1950年12月19日，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傅斯年還在趕稿。妻子俞大彩催他早點休息。他擱下筆說：“我正在為董作賓先生辦的《大陸雜志》趕文章呢，想等錢到手后，請你盡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想到丈夫的腿一向怕冷，西裝褲又太薄不足以御寒，俞大彩這才不再勸丈夫休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傅斯年穿著單薄的西服，列席臺灣“參議會”第五次會議，答復關于臺灣大學的有關問題。他在臺上高聲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對有才能有智力的窮學生，絕對要扶植他們。”講完后走下臺來，突然倒在地上，猝然而逝。他逝世后當他的弟子和好友前來悼念時，俞大彩含淚向他們說了這件事：“那晚他熬夜，若不是他說要換稿費買棉褲，我也不會任他辛勞。”

　　一旁的董作賓掏出一個裝錢的信封，塞到俞大彩手中說：“這就是那筆稿費，先生囑托我交給你的。先生跟我講了，自從你嫁了他，沒過上舒心的日子，這篇文章的稿費，是要留給你貼補家用的。做棉褲之說，只是先生的托詞。”

　　這時，一個學生站起來，也拿出一沓錢說：“不，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費。”原來，這是個貧困生，交不起學費，傅斯年就資助了他一筆錢，學生不肯收，傅斯年說：“這是我剛收到的稿費，還不知道怎么花呢。”

　　這件事，傅斯年撒了兩個善意的謊，前一個謊，安慰了妻子；后一個謊，讓學生心安，充分顯示了心靈之美好，人品之高貴。到了生命的最后，他惦念的仍是親人和學生。他雖然晚年生活清貧，但君子固窮，也不乏仁慈，他對周圍人的愛依然是那么豐盈。

　　胡適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這是對至情至性傅斯年的最好詮釋。據《人民政協(xi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