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7日，“中央社”社長曾虛白與移存臺灣“中央銀行”放滿黃金

    從1948年12月起到1949年5月，大量黃金被源源不斷地從大陸運到了臺灣。國民黨政府究竟運走了多少黃金？這些運臺黃金、銀元及外匯是如何使用的？1949年之后大陸還有多少黃金庫存？諸多事體，說法紛紜，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謎。

    1948年12月1日，是國民黨海關緝私艦“海星號”船員范元健和其他船員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機密任務，任何人不得離艦。深夜12點，“海星號”沒有按以往的航線航行，而是逆向在長江口左轉，開到了“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外灘中國銀行碼頭。

    隨后，一隊隊老百姓模樣的挑夫，出現(xiàn)在不遠處的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北側的小馬路上，在荷槍實彈的軍警護送下，把一箱箱神秘的貨物抬上了“海星號”.隔天，英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刊登了一條爆炸性新聞，稱中國國庫黃金正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被悄悄運走。這一報道是真的嗎？

    蔣介石的“總賬房”吳嵩慶是當年親歷大陸黃金運臺的重要人物，其子吳興鏞在父親去世多年后發(fā)現(xiàn)了其留下的絕密“軍費密記”,經(jīng)過深入研究、探訪，向筆者完整披露了事件的真相：60余年前，國共和談破裂，在蔣介石的幕后指揮下，國民政府從上海分批秘密遷移巨額國庫黃金、銀元及美元到臺灣，以期另起爐灶“建設復興基地”.

蔣介石意欲另起爐灶

    1948年8月，淮河兩岸戰(zhàn)場上，國軍覆軍折將、人地盡失。同時，國統(tǒng)區(qū)物價飛漲，經(jīng)濟全面崩潰。在“轉過條馬路，物價就要翻一番”的失控與混亂中，許多上海灘的富人開始計劃逃離大陸。政權行將崩塌，桂系副總統(tǒng)李宗仁則在內部逼宮，趁勢要求蔣介石“下野”.

    10月9日，蔣介石密召“央行”總裁俞鴻鈞，首次談及以“改儲金地點”方式轉運黃金。雖然此時國軍還控制著長江以南地區(qū)，但蔣“唯恐京滬失守”,因此著急要把原存上海的黃金及銀元，分批運送到臺灣，剩余小額金銀，則分散存于成都、廣州等處，專供軍政機關發(fā)餉及軍費用途。

    檔案顯示，抗戰(zhàn)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中僅剩黃金不足3萬兩，爾后，沒收汪偽政權國庫的49.5萬兩，發(fā)行“金圓券”又從老百姓手中收到184萬兩。此外，抗戰(zhàn)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shù)尚余400多萬兩（現(xiàn)約值98.5億美元）。

    1948年11月底，俞鴻鈞收到蔣介石一紙密電，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將國庫一半黃金運到臺灣。蔣介石選擇臺灣作為棲息地，是采納了其幕僚、地理學家、專攻“國家戰(zhàn)略學”的學者張其昀的主張。

    1948年12月，蔣電令養(yǎng)病之中的嫡系親信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同時蔣經(jīng)國亦受命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而大批大陸重工業(yè)設備也陸續(xù)運往臺灣。

    對蔣而言，國庫的黃金是其立足臺灣、另起爐灶的唯一本錢，必須謹慎，但此時他只能仰仗親屬和心腹：長子蔣經(jīng)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宋子文負責調度海關總署運輸艦，俞鴻鈞的職責，是“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xié)調。

    “海星號”等按計劃裝載了200多萬兩黃金、400萬枚銀元，于1948年12月4日，順利運抵基隆。

消息泄露釀慘案

    意外的是，12月1日秘密裝船挪移當晚，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正住在華懋飯店的客房。午夜過后，他向西望，見到中國銀行的側門（今滇池路74號）及圓明園路口，挑夫或兩人抬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海邊，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吭邳S浦江邊上。憑著專業(yè)的直覺，他斷定所挑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里，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便立刻向倫敦發(fā)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tǒng)的方式--苦力運走。”

    次日，英國報紙即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fā)布了“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的消息。香港《華商報》（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報紙也轉載了這條消息。隨即，原本發(fā)行僅半年已貶值500倍的“金圓券”,更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

    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兌換黃金的人為擠進銀行，爭搶、沖撞、踩踏，釀成7死50傷的“黃金擠兌慘案”.

    但這更促使蔣介石爭分奪秒加緊運送黃金。

    1949年1月1日，60萬兩黃金自上海海運離開，其中50萬兩秘密運臺。

    此時，淮海戰(zhàn)役中，國軍完敗，蔣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因此，他欲以軍費名義調撥預支剩余國庫黃金。

    財界對此意見不一，財政部長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對者，他擔心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fā)擠兌風潮，后果不堪設想。蔣介石特派蔣經(jīng)國前往上海接洽俞鴻鈞，溝通軍方落實運力及安全保障，同時向財界持反對意見者施壓。雙方最后達成妥協(xié)：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半數(shù)軍費。

    1月11日，吳嵩慶收到指令，辦理把黃金轉成軍費的相關草約。

    1月16日，蔣介石親自約見俞鴻鈞及中國銀行總經(jīng)理席德懋，“父親約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蔣經(jīng)國日記》）

    1月20日清晨6點，海軍的“海平號”、“美朋號”、“昆侖號”、“峨嵋號”等艦艇，裝載著90萬兩黃金、3000萬枚銀元及7000萬美元駛離外灘碼頭時，竟有500箱銀元未及裝船。到2月初，運輸黃金的任務已大致完成。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國國民黨大事典》也佐證：“至本日為止，中央銀行將大部分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

    不過，1月10日（其中的10萬兩）、20日的兩批黃金，都沒有直運臺灣，而是運到了當時位于廈門鼓浪嶼上的中國銀行地下金庫。

黃金去向記錄缺失

    令后人不解的是，運往廈門鼓浪嶼的這兩批黃金，竟然完全沒有列入臺灣“央行”黃金收支賬目。臺灣“國防部”檔案中，也獨缺1949年軍費預算和支出資料。

    由于有當時吳嵩慶簽訂的那份草約，“央行”名正言順轉出了國庫黃金，收納在吳嵩慶個人戶頭。“黃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隊，父親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記錄。”吳興鏞研讀父親遺稿后推斷，失蹤檔案中，有一部分應是被故意銷毀，另一部分可能壓根就沒有記錄。

    臺灣檔案資料顯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檔案送上了自上海開往臺灣基隆港的“太平輪”,途中船沉沒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員及上千箱央行檔案，都隨船沉沒。而黃金草約很可能就在其中。不過，吳興鏞查閱往來文書后認為，隨“太平輪”沉于海的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賬冊，因此更完整的檔案很可能在廣州、重慶、成都或臺北的“央行”檔案內。當然，也不排除戰(zhàn)亂中遺失或被故意銷毀的可能。

    蔣介石《大溪檔案》顯示，撥到吳嵩慶名下的黃金，分6批完成，共70萬兩。但運到鼓浪嶼的黃金總數(shù)卻是近100萬兩。存放在鼓浪嶼中國銀行地下金庫的金銀、外匯最終去向何處？

    這些黃金和外匯均以“軍費”名義入庫，由蔣介石直接控制，以支持1949年年內與解放軍作戰(zhàn)之需。近百萬兩黃金與3000萬枚銀元直接運抵鼓浪嶼作為軍費，而1億兩的銀錠則可能直接運到了臺灣。

    1949年7月，存在廈門的黃金繼續(xù)往臺灣運。在廣州的吳嵩慶于7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得電，廈門存金均可照計劃運送，此事辦畢，可省卻一心事。”

    由于黃金運輸從廈門到臺北多是用飛機，所以，當年空軍方面的目擊證人也很多。劉存才曾間接參與運送黃金的任務。1949年，劉存才抵臺后，擔任第11中隊作戰(zhàn)室上士文書，負責登記飛行任務的時間與內容。他指出，當時“國軍”的兩個空軍運輸大隊，有近百架的空運能力，運輸機起航時都是空機，返臺時都是滿艙的人員與物資。所謂“物資”,其實就是黃金及銀元，但登記冊上一律寫明是“物資”,由于情況緊急，飛行員還看到來不及裝運的銀元撒了一地……第20大隊因此被稱為“黃金大隊”.

湯恩伯運出20萬兩黃金

    蔣下野后，俞鴻鈞也隨之去職，接任“央行”總裁的劉攻蕓認為，“以蔣介石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xù)下令搬移國庫存金”,因此對蔣氏父子一再催辦黃金密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28日，以央行常務理事身份在上海繼續(xù)籌劃黃金密運的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請經(jīng)國兄催辦”.這催辦對象，指的正是劉攻蕓。到2月3日，俞鴻鈞再次致電蔣經(jīng)國稱“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終于說服劉攻蕓。

    2月6日，空軍運輸大隊所屬南京明故宮機場、上海江灣機場運輸機隊同時起飛，載著55.4萬兩黃金直奔臺北松山機場。至此，南京國庫已然清空，上海國庫則只留了20萬兩。而臺灣已有約300萬兩。

    等李宗仁發(fā)現(xiàn)國庫黃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職總統(tǒng)近一月。他也沒能把黃金運回大陸，直至1949年4月23日李離去后，上海灘街頭也已一派臨戰(zhàn)氣氛。負責守衛(wèi)大上海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除了率30萬大軍，支撐半壁河山，還有一項秘密任務：運出上海庫存剩余的20萬兩黃金及22萬上海守軍中的6萬中央軍嫡系。

    5月中旬，蔣連續(xù)給湯發(fā)了5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之必要數(shù)之外，行留黃金2萬兩，銀元100萬元。”親筆信之外，蔣又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隨后，湯親筆留字條，要央行“除暫存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就是臺灣。時間緊迫，船艦有限，湯決定動用可信賴的軍方艦艇和招商局船只。

    湯調動的運金船，除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和“中基艦”,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兩天兩夜后，終于裝運完畢，上海城內已出現(xiàn)零星解放軍先頭部隊。而“漢民輪”更遲到5月19日黃昏，才離港，還沒到吳淞口就挨了一顆炮彈，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里爆炸，被迫停止行駛。第二天拂曉，才在兩艘軍艦護航下重新啟錨。

首批黃金成新臺幣發(fā)行準備金

    5月28日，上海解放。而據(jù)上海當時的地方志資料記載，在國民政府離開之后，整個上海所有銀行里的黃金加在一起，只有6180兩，占當時原有國庫黃金不到1%.

    上列第一批200多萬兩黃金運臺以后，到哪兒去了呢？最大一筆是1949年6月15日，陳誠與俞鴻鈞受蔣介石指示，從“央行”撥還臺灣銀行的80萬兩黃金及1000萬美元外匯做進口貿易資金，發(fā)行流通了與金圓券沒有任何聯(lián)動的第一批新臺幣（這就是新臺幣最初發(fā)行額2億的準備金），并以1:40000兌換舊臺幣。同時下令，停止金圓券在臺灣流通。

    但最初臺灣民眾對于運來大量黃金一事半信半疑。為了證明政府有足夠的黃金發(fā)行準備，陳誠委由臺灣衡陽路的一眾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也就是新臺幣可以換黃金。

    作為新臺幣發(fā)行準備金之外，這批黃金也是國民黨政府初到臺灣時艱難歲月中的支點，據(jù)丁雯靜考證，“政府”來臺初期幾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賴黃金：軍隊薪餉、每4年的經(jīng)濟計劃及扶持和發(fā)展民營企業(yè)等。

    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灣“復行視事”、對著民眾揮手微笑時，其實正心頭苦澀：一觸即發(fā)的兩岸戰(zhàn)事、60萬大軍的給養(yǎng)，正快速吞噬著運臺黃金。周宏濤在回憶錄中稱“消耗存金最大宗為軍費，平均每個月需撥付18萬兩”.到1950年6月，臺灣庫存黃金已只剩三個月存量。

    朝鮮戰(zhàn)爭卻在此時爆發(fā)，美國轉向支持臺灣國民黨政權，第七艦隊加入?yún)f(xié)防臺灣任務，隨后，又恢復了為期15年的對臺經(jīng)濟援助，援助總額高達15億美元，臺灣的財政窘境終告擺脫，同時也迎來了有雄厚財力支撐的經(jīng)濟起飛。

大陸運臺黃金，退出歷史舞臺

    1950年6月，蔣介石下令將大陸各地運回臺灣、集中在軍需署庫房的黃金，全數(shù)繳回“國庫”.此前，由鼓浪嶼秘密金庫運來、存于吳嵩慶個人戶頭的黃金，一直游離于“國庫”之外，成為蔣事實上的“小金庫”.隨著“小金庫”撤銷，成功協(xié)助臺灣度過艱難歲月的大陸運臺黃金，也終于退出歷史舞臺。2008年5月，國民黨的盧秀燕、廖正井、羅明才、羅淑蕾等4名“立委”在“央行”副總裁楊金龍的陪同下，前往文園“國庫”參觀發(fā)現(xiàn)，當時庫存的總數(shù)1361萬兩黃金（價值新臺幣7000億元），被安靜地放置在架設整齊的玻璃柜上，所有的數(shù)量和黃金含量，都清楚標示，其中108萬兩從大陸來的黃金，自1950年6月入庫后再未動用。據(jù)《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