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茲古城

　　9月18—25日，由阿克蘇地區(qū)行署、新疆經濟報社主辦，新疆龜茲學會、阿克蘇地區(qū)博物館承辦，庫車、沙雅、新和、拜城四縣協(xié)辦的“現(xiàn)代視野下的龜茲文化發(fā)展與變遷暨第六屆龜茲學術研討會”在阿克蘇地區(qū)博物館舉行。來自疆內外的40多位專家、學者圍繞“龜茲佛教及其藝術對中原的影響”“龜茲壁畫、樂舞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如何弘揚現(xiàn)代視野下的龜茲文化”“龜茲文化與絲綢之路”等話題展開了熱烈研討。

 

　　龜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優(yōu)秀代表

　　在研討會開幕式上，阿克蘇地委書記黃三平同志從百忙中抽出時間來，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辭。他說，正值十八大召開前夕，各位專家在時隔兩年之后再抵阿克蘇（——2010年8月，第五屆龜茲學術研討會在阿克蘇地區(qū)庫車縣舉行），在此代表阿克蘇地委、行署及阿克蘇的各族群眾表示熱烈歡迎，衷心感謝!

　　龜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優(yōu)秀代表，經各位專家多年來的研究探討，龜茲文化的內涵不斷豐富。兩年來，專家們又潛心鉆研，取得了新的成果，希望專家們能再接再厲，提供好的建議和新的思路，在研究中進一步挖掘龜茲文化的精髓，發(fā)掘與現(xiàn)實有密切聯(lián)系的文化關聯(lián)，而阿克蘇愿意為專家學者們搭建更好的平臺，提供更好的服務……

　　黃三平書記的致辭贏得了學者們熱烈的掌聲。

　　新疆經濟報社總編晏國輝則代表龜茲學會向與會學者介紹了龜茲文化的特點，學會數(shù)年來的發(fā)展情況及取得的成績，他希望有更多的學者投入到對龜茲文化的研究中。

　　學者代表溫玉成先生在致辭中則談得更為具體。他說，有許多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的研討和解答，比如，龜茲與貴霜王朝與和闐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公元130-150年前后，西域與中原聯(lián)系斷絕，這次斷絕的背景是什么？中原佛教對克孜爾對西域有著怎樣的影響？我們研討的思路可以更開闊一些。他建議，應該加強地區(qū)的考古工作的力量，學者們不能伏在書齋里看一些死文章，要把考古發(fā)掘的材料與自己的研究緊密相連。由于特殊的機緣，溫先生在川西做了大面積的考古調查，他說，在川西的調查中，又涉及到新疆的問題，他在川西發(fā)現(xiàn)了帶短柄的銅鏡，而帶短柄的銅鏡，一般跟希臘文化有著密切聯(lián)系，問題出現(xiàn)了，這種銅鏡與亞歷山大東征、與希臘化有無關系？

　　溫先生連珠炮一樣拋出的疑問，立時引發(fā)了學者們的興趣。
 

 

　　重新審視龜茲文化的歷史地位

　　開幕儀式結束后，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中華書局的柴劍虹先生，新疆大學孟楠教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于志勇分別作了大會專題發(fā)言。

　　柴劍虹先生發(fā)言的內容是《重新審視龜茲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學習霍旭初<滴泉集>的體會》。

　　柴先生首先向大家轉達了馮其庸老先生對大會召開的祝賀與問候。他說，自己雖然不是具體研究龜茲學的專家，但卻跟龜茲有著深厚的淵源關系。1980年，曾寫過《胡旋舞散論》，刊載于1981年的《舞蹈藝術》雜志上；1981年，見庫木吐拉石窟被水電站淹沒，又寫了《救救庫木吐拉》的文章。這么多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對龜茲文化做了不少工作，但因為宣傳力度還不太夠，龜茲文化的價值還不大為國內學術界所關注，所以在此想結合學習霍旭初先生的這本《滴泉集》的體會，談談自己的看法。

　　身為新疆龜茲研究院研究員的霍旭初先生數(shù)十年來潛心研究龜茲佛教文化及石窟藝術，成果豐碩。2008年出版的《滴泉集——龜茲佛教文化新論》是他2002年至2007年間發(fā)表的相關論文結集。柴先生說，該書雖由20多篇獨立的文章組成，無論是龜茲石窟藝術（包括音樂造型藝術）的縱覽綜論，還是具體圖像的辨析探究，實際上貫穿著一個主題：那就是如何認識龜茲佛教文化的特性及其對西域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影響。據(jù)我的理解，柴先生說，可將其分解并推廣為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龜茲文化的“源”與“流”；第二，龜茲文化的特質；第三，龜茲文化在中國文化與學術中的地位。

　　柴先生說，認定龜茲文化的源頭應在西域本土，是《滴泉集》的重要貢獻。龜茲佛教藝術是龜茲文化的內核，也是佛教中國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內容；而幾大古老文明在西域大地上的回流，則是龜茲文化得以豐富、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的強大動因，文章從宗教特性、民族特性、地域特性與創(chuàng)新特性四個方面概要地敘述了龜茲文化的特質。提出必須重新審視龜茲文化在西域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與學術中的地位，它在歷史長河的關鍵階段——漢唐時期，不僅占有“干流”的重要地位，而且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積累與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養(yǎng)料與積極的動力。

　　孟楠教授以《對新疆“三史”重要問題的幾點認識》為題，結合新疆歷史的發(fā)展變遷，說明了為什么在新疆要反復強調開展“三史”教育的意義。

　　于志勇研究員則介紹了《近兩年新疆文物考古的最新發(fā)現(xiàn)》。他從吐魯番、若羌、額敏發(fā)掘的古城址、聚落遺址談起，以城址、古墓葬、石窟、佛寺、古礦冶遺址、科技考古等劃分為數(shù)個門類，圖文并茂地敘述了從吐魯番到米蘭，從伊犁特克斯到哈密巴里坤，從柏孜克里克到庫車等的一系列考古收獲，聽得看得與會學者目不暇接，恨不得生出兩雙眼睛來。

　　唐朝在安西駐軍的意義

　　吐魯番學研究大家、武漢大學教授陳國燦先生這幾年因為做課題的緣故，把不少心力都投入到了對龜茲學的研究中。他此次交流研討的內容是《唐朝在安西都護府的駐軍》。

　　陳教授說，龜茲學的含義很廣，包括唐代安西都護府的研究都應該納入到龜茲學的研究范圍中來。

　　唐王朝在安西的駐軍，對安西都護保護西域各國、穩(wěn)定地方秩序提供了支持，為貫徹中央王朝的旨意，維護唐帝國的大一統(tǒng)做了堅強后盾。

　　陳教授說，安西駐軍來自全國各地。從武后朝起，唐在安西的常年駐軍可達兩至三萬人，而且絕大部分來自內地州縣的府兵，且以雍、蒲、坊（？）等州的府兵為多。一般情況下，有任務時出兵，無任務時返回各自地方，就因如此，才會導致歷史上西域與中原的“三絕三通”。為此，從武后朝起，唐開始在安西派出常年駐軍，由于有的駐軍超期服役，后來為獎勵這些人，便決定給這些人授勛……從龜茲的出土文書看，有時授勛多達幾百人。

　　蒲州在天寶年間改為河東郡，河東郡府兵在安西常年駐守，以原籍為建制組成為河東郡行營。他們的活動在吐魯番文書和庫木吐拉石刻中都有所反映——庫木吐拉五連洞石窟的題記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