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在此置襄邑縣治。西漢沿襲秦制，仍稱襄邑。

    西漢末外戚王莽“改制”,改襄邑為“襄平”,東漢初仍稱襄邑。自西漢以來，襄邑以其文化發(fā)達、絲織業(yè)極盛而聞名于天下。兩漢襄邑北有睢水，南有渙水（二水宋金以后因黃河南泛湮為平陸）。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謂：“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供焉。”又舊志引《繪水述異記》云：“睢渙二水波紋皆成五色，其人多文章。”這里“文章”用其本義，即花鳥蟲魚的圖形。絲織品上織出花鳥蟲魚五色圖案者稱為“錦”.東漢著名學者許慎作《說文解字》釋“錦”字曰：“錦，襄邑織文也。”清代段玉裁在此條下注引《漢書 地理志》云“（襄邑）縣有服官”,又引司馬彪《輿服志》云“襄邑歲獻織成虎文”,指出許慎是“以漢法釋古，謂若今之襄邑織文，即經典之錦文也”.

    據(jù)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的研究成果，兩漢時期黃河流域的氣候要比20世紀溫暖濕潤，非常有利桑樹的成長，使絲織業(yè)的繁榮成為可能。據(jù)史書記載，西漢朝廷在襄邑設有服官，負責管理絲織和刺繡作坊。所謂服官，是朝廷官營手工業(yè)在地方設置的管理機構之一（其它還有鐵官、工官），和縣同級，不隸屬于縣。

    當時，襄邑縣以“出文繡”著稱。“文繡”是指刺繡異彩花紋的絲織品或衣服?！秶Z 齊語》載：“昔吾先君襄公……唯女是從，六妃九嬪，陣妾數(shù)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人們掌握了養(yǎng)蠶抽絲技術，用絲織成絹、綾、羅等絲織品。在作坊中做工的達數(shù)千人。時襄邑有“濯錦池”,“蓋邑之善織錦者環(huán)池而居，故得名焉。濯錦池，即是漢代專門催造天子、公侯、大夫、九卿們的衣裳、五佩、備章、郊廟御服的作坊。西漢末期，這里已使用提花織機。皇帝的衣裳由手工刺繡而成，公卿大臣的衣裳由織機織成。織成的制作禮服用的錦繡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京師，以滿足宮廷和官僚貴族的需要。漢代大詞賦家楊雄在《五都賦》中稱贊：”羅倚朝欽，錦繡襄邑。“

    在漢王朝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支撐下，聞名中外的國際化貿易文化大通道--”絲綢之路“最終開辟。隨著中原絲織業(yè)的蓬勃發(fā)展，我國絲織品開始大量向外輸出，近如朝鮮等，遠如通過甘肅、新疆，越過蔥嶺，從眾所周知的”絲綢之路“輸往西亞和歐洲諸國。作為全國絲綢主產地之一，襄邑出產的絲綢，通過絲綢之路銷售到國外，成為漢代”絲綢外交“中原產地的璀璨明珠。

    1995年，我國文物工作者在樓蘭古遺址國王室墓地--- 一號墓地墓穴中發(fā)現(xiàn)了身穿艷麗華貴錦袍的國王及愛妃兩具干尸。國王手臂上還護著一塊顏色鮮艷、圖案奇特的小塊織錦，其色澤、質地正是襄邑所產。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錦緞注明為襄邑所產。

    魏晉時期，襄邑依然保持了它的全國絲織中心傳統(tǒng)地位和精湛技術。左思的《魏都賦》有”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的語句，對襄邑出產的絲織品予以贊美。當時已可以使用織綾機織出花紋圖案奇特、花型變化多端的絲織品。”這些優(yōu)質絲織品多為官府作坊的襄邑織成，常用作禮物交換，贈賜外國。如魏明帝時，曾賜予倭（日本）女王絳地交龍錦、倩降、紺青、紺地句文錦、白絹等多種絲織物。

    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對民間紡織手工業(yè)采取扶植政策，襄邑官方、民間紡織業(yè)繼續(xù)保持了傳統(tǒng)地位和精湛技術，花色品種綺麗繁多。隋唐時期，作為絲織業(yè)主要支柱的桑樹栽植在襄邑一帶十分廣泛，襄邑一帶是當時全國最重要的蠶桑地區(qū)，出產的絹是全國最好的，質地非常薄，被列為第一等，是當時河南最主要的貢品。

    除絹之外，襄邑所產其它貢品如綾、錦等，一樣廣受歡迎。通過當時穿過襄邑絲綢基地的隋唐大運河，襄邑的絲織品在運輸和周轉上起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南運西進，輸送到世界各地。

    至宋代，北宋滅亡，宋室南遷臨安，中原疆域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于戰(zhàn)亂頻繁，大量人口南遷，特別是一些絲織能工巧匠也南下尋覓絲織活路。加之黃河多次決口改道，大量的黃沙淤積改變了原來的濕潤的氣候而形成干燥，使全國的絲織中心由中原轉向長江流域。種種因素使得襄邑的絲織業(yè)逐漸衰敗。盡管還保持著絲織的傳統(tǒng)，但已失去了漢代的鼎盛與繁榮，到了明清時期已經十分蕭條。

    今睢縣城湖西北隅仍有漢代濯錦池遺跡，到此參觀，可以想象到當年這里商賈云集，寶馬奮蹄，香車如簇，把一匹匹襄錦運向長安，銷往西域，為我國絲綢之路增添了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