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總督升允（左）上專奏折報成立甘肅法政

    “走了個松泛，來了個呻喚。”這是蘭州方言中的民謠，流傳于清末民初。它用諧音的方法，影射清末的兩位陜甘總督--崧蕃和升允，用極精確的語言，概括了這兩位封疆大吏截然相反的施政作風，反映了老百姓在其治下的不同感受。“松泛”,音諧“崧蕃”,在蘭州話里有兩層含義：一為寬松、不緊張；一為病情好轉，感覺稍適。諺語里用的是第一層含義，說崧蕃為政寬松，老百姓負擔輕，不感到緊張。“呻喚”,蘭州方言音近“升允”,就是普通話中的“呻吟”,指人因痛苦而發(fā)出聲音。崧蕃離職，升允接任以來，一改前任寬松、簡平的施政作風，代之以厲行“新政”的猛烈做法，以致經(jīng)費大缺。為了挹補，于是橫征暴斂，大大加重了紳民的負擔，使之痛苦不堪，“呻喚”不止。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歲，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往西安。次年一月，慈禧以光緒帝的名義，頒布變法詔，實行“維新新政”,主要舉措有：裁汰制兵練勇，編練新軍巡警，獎勵工商實業(yè)，廢科舉，停書院，興學堂，意欲挽救清廷滅亡的命運。在這一段歷史的關鍵時刻，甘肅有三位陜甘總督，即崧蕃、升允、長庚，相繼推行“新政”,直至清朝滅亡。上引蘭州民謠，關涉前兩位總督，先說崧蕃。

    崧蕃，字錫侯，瓜爾佳氏，滿洲鑲藍旗人，咸豐乙卯科（1855年）舉人。庚子歲，隨扈慈禧太后，光緒帝西逃至太原時，調(diào)陜甘總督，在任四年（1901年一1905年），做了三件事。一是辦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崧蕃在蘭州創(chuàng)設甘肅大學堂（1904年改為甘肅文高等學堂），派候補知府楊增新籌辦。楊先到京津及東南等省考察高等學堂的建筑法、教授法、管理法，以備參考，并在北京聘請俄文、法文、日本文教習，后在蘭州通遠門外暢家巷舊兵營建校舍。崧蕃聘陜西學者劉古愚為總教習，招收學員及鄉(xiāng)試薦卷者約一百余人為學生。此為甘寧青最早的一所高等院校，即為后來的蘭州一中。光緒三十年（1904年），崧蕃令楊增新在蘭州暢家巷創(chuàng)辦甘肅武備學堂（后改甘肅陸軍小學堂），以培養(yǎng)忠于清室的新式陸軍中的巾下級軍官。二是改軍制。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崧蕃遵照清廷新章，從原防練馬步60營旗中編成了常備、續(xù)備和巡警等軍，還保留了舊制43營旗。三是興實業(yè)。光緒三十年（1904年），崧蕃奉清廷詔令，創(chuàng)設蘭州郵政分局，隸屬于西安郵區(qū)，收寄平信、掛號信函，出售郵票，開創(chuàng)了甘寧青現(xiàn)代郵政的先河。崧蕃還創(chuàng)設農(nóng)務局，招墾荒地，如在平羅、渭源等縣，先后報墾數(shù)千畝。由于甘肅地處西北，凡事都比東南諸省至少慢了半拍，加之崧蕃“凡舉作實事求是，不惟其名”,四平八穩(wěn)，因之在甘肅推行“新政”的力度不大，在他調(diào)任閩浙總督時，甘肅藩庫尚結存銀兩百多萬兩，紳民的負擔不重，感到很“松泛”.

    崧蕃生性厚道，對屬下也很“松泛”.崧蕃有次生病，蘭州人某官人督署探視，說：“大帥這幾天‘松泛’了些沒有？”這樣問了數(shù)次，有的官員告他：“犯了大帥的諱了！”此人一驚，他日去問安，改說：“大帥這幾天好些了嗎？”崧蕃笑著用生硬的蘭州話說：“嘉，你怎么不說‘松泛’了？”此官臉一紅，極不自在。但崧蕃并未給此官“穿小鞋”,而是按部就班，予以升遷。崧蕃在涉外案件中，也持“松泛”的態(tài)度，則流于軟弱。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秦州翰林任承允與舉人白映霞想為百姓減輕負擔，而向州署控告三班六房貪污公糧公款中飽私囊。知州李瑞澂審問屬實，限十天之內(nèi)將歷年貪污的糧款如數(shù)交出，否則關押問罪。班頭們深知官府怕洋人、洋教，為了保命，三班六房兩百多人同時在東關天主堂入教。教堂懸旗結彩，大事慶賀。李瑞澂以教堂偏袒罪犯，行文論理。崧蕃聞知，深恐釀成教案，立即下令：將李瑞澂撤職；嚴斥任承允等；班房貪污糧款，事屬既往，概不追究。并函商教堂，讓班房退教，送州署繼續(xù)工作。弱國無外交，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再說升允。升允（1858年--1931年），字吉甫，姓多羅特氏，蒙古鑲藍旗人。世代簪纓：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將；祖色普真，前鋒參領；父納仁，工部侍郎。升允承先祖之遺澤，又以舉人出身，深受清廷信任，歷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陜西布政使、巡撫，江西巡撫，察哈爾都統(tǒng)，陜甘總督等要職，故對清廷感恩戴德，忠貞不渝，入民國后，多次策動復辟，不遺余力。

    升允從政也有個人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據(jù)光緒進士、吏部主事何德剛《春明夢錄》載，升允中舉后，分發(fā)吏部候補。中法戰(zhàn)爭前夕，升允痛恨洋人橫行霸道，蹂躪中國，就寫一條陳，請吏部尚書萬青藜代奏。何德剛等看過條陳，大意說：洋人太橫，現(xiàn)宜仿照鄉(xiāng)試放主考之例，預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計算里程，同日到省，將該省洋人同時殺盡，不得走漏風聲，致令逃逸。下堂后，其中一個姓戴的主事反問升允：“汝知洋人尚有國否？汝殺其人，能殺其國否？”兩人舌劍唇槍，互相爭辯，不可開交。何德剛則以其他話題引開爭論。后升允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做章京，不久以候補道資格出洋，出使過歐洲各國，對西方的學校，工廠、商業(yè)、農(nóng)業(yè)、市政建設等等都有感性認識，這就為他日后在甘肅厲行“新政”奠定了基礎，這也促進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至宣統(tǒng)元年（1909年）五月，升允任陜甘總督時期，雷厲風行，全面推行“新政”.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升允在蘭州創(chuàng)辦甘肅省速成師范學堂（后改初級師范），令各府廳州縣選送品學兼優(yōu)的生員入堂肄業(yè)，一年畢業(yè)后分配到各地高等小學堂當教習。每名生員月給伙食銀8兩，每年需銀96兩，由該地地方官批解藩庫，再由該學堂領給。后來由于各屬無選送之區(qū)，由省上就近招募學生，畢業(yè)后亦可不去本籍當教習。但此項攤派款遂成各屬例攤之款，加重了各屬百姓的負擔。學生每屆招生60名，歲需經(jīng)費銀1.356萬兩，除各屬攤解津貼外，還有教職員工56名，共需銀7247兩，則由藩庫開支。是月，升允又比照湖廣總督張之洞所設存古學堂之例，改求古書院為存古學堂，聘甘肅學政葉昌熾為經(jīng)學總教習，蘭州道王樹楠為史學總教習，以造就人才，保存國粹。九月，升允在蘭州轅門西朝房創(chuàng)設甘肅全省巡警總局，督辦規(guī)劃全省警務。并在蘭州城關分設10個分局，置巡兵460名，分段輪流巡察，以維護治安，消防救災，清掃街道衛(wèi)生，點燃路燈等。同時，設置督練公所，訓練新兵。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升允在蘭山書院創(chuàng)設甘肅省優(yōu)級師范學堂，為全省各地中學堂培養(yǎng)教習。他令各府廳州縣選送貢生、生員、監(jiān)生120名，入堂肄業(yè)，每月每人發(fā)津貼銀3兩。教職員工20多名，月薪多者數(shù)十兩，少者數(shù)兩。兩者相加，每需經(jīng)費數(shù)千兩，由藩庫支出。三月，升允在甘肅舉院、小西湖創(chuàng)設甘肅農(nóng)業(yè)試驗場，分內(nèi)外兩場，占地七十多畝，引進麥、豆、蔬菜優(yōu)良品種，予以推廣。閏四月，升允任命蘭州道彭英甲為甘肅農(nóng)工商礦總局總辦，主持興辦地方實業(yè)?？偩窒略O農(nóng)工股（分管農(nóng)業(yè)試驗場和工藝制造廠）、商礦股（分管商品陳列所和礦質(zhì)化驗廠），領取藩庫銀兩萬兩為日常經(jīng)費，得以在全省各地推行實業(yè)。五月，彭英甲在甘肅舉院開辦勸工局廠，利用甘肅資源，引進西洋設備技術，制造綢緞、銅器、鐵器等輕工產(chǎn)品。較有規(guī)模的有綢緞廠、織布廠、栽絨廠、玻璃廠等四大廠，還有制革廠、銅器鐵器等小廠。共有員工148人，其中的藝徒由各府廳州縣選送。經(jīng)費主要來自官款。其中除廠內(nèi)產(chǎn)品售款及各地解到藝徒津貼外，歲需銀7984兩，采購原材料歲需1.9萬多兩，由農(nóng)工股按月?lián)茴I。十月，升允派蘭州道彭英甲與德國泰來洋行喀佑斯擬訂包修蘭州黃河鐵橋合同，經(jīng)幾多周折，在升允及其繼任者毛慶蕃、長庚的不斷支持下，在彭英甲的主持下，耗資庫平銀30多萬兩，于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建成黃河鐵橋。十二月，在窯街設官金銅廠，是年，還創(chuàng)辦礦務和農(nóng)林兩學堂、督墾總局、農(nóng)務總會、官報書局等機構，恢復甘肅織呢局，建立甘肅商品陳列所。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創(chuàng)辦《甘肅官報》。四月，在蘭州設巡警總所，募練巡警，附?jīng)]巡警傳習所。是年，還設立青海墾務局。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升允派蘭州進士王樹中等到平番（今永登、天祝）察勘，擬引大通河水到秦王川，灌溉農(nóng)田。六月，升允任皋蘭縣知縣薛位為西固渠工總辦，擬自蘭州西柳溝開渠，引黃河水灌溉西固一帶農(nóng)田。七月，升允派員去青海加里科勘察、測繪銅礦。

    以上逐年臚列升允開辦“新政”的項目，意在說明升允大刀闊斧的作風，滿地開花的氣魄，以致兩三年間，貧瘠的甘肅一省，新設機構上百所，增設官員近千名，既用華員，亦聘洋人。洋人有比利時人林輔臣及其子林阿德，法國博士狄化純，比利時礦學師賀爾慈等。華員能干的則身兼數(shù)職，如蘭州道彭英甲，一人即兼各局、廠職十多個。事繁人多，花費了大量銀子，藩庫告罄，已辦“新政”項目開支又急，新上“新政”項目要錢又緊，搞得升允焦頭爛額，不得已只得加征“厘金”、“百貨”以及“保甲”、“門牌”各項苛捐雜稅，用來救急。城鄉(xiāng)紳民深感負擔沉重，困擾不堪，聯(lián)想到前督崧蕃為政清平，紳民輕省，不知何人編了一則民謠：“走了個松泛，來了個呻喚。”頓時廣為流傳。民謠只能發(fā)發(fā)牢騷，捐稅一個子兒都不能少。但是，升允們的“維新新政”也對甘肅近代歷史的發(fā)展起了積極作用。如學堂的創(chuàng)設，引來了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和民主思想，培養(yǎng)了新型人才，開通了風氣。“實業(yè)”的推行，在甘肅各地產(chǎn)生了一批近代意義上的機器工業(yè)，以及能夠開機器的技術工人。

    升允還有剛直的一面。庚子西狩之役，他在陜西迎駕，見太監(jiān)沿途騷擾百姓，就大力抑制，錚錚有聲。后又彈劾權貴，凜然不懼。慈禧太后七十壽誕時，慶親王命各省獻金祝壽。升允不僅不獻金，反而上疏要求停止獻金。故史稱升允“實為滿員之未曾有者”.然而太剛直，有時也會招禍。宣統(tǒng)元年（1909年）五月，他上疏反對立憲，略云：“立憲固屬刻不容緩之舉，惟不求其本，徒襲皮毛。舍中國數(shù)千年余年相沿之成法，與我列祖列宗建國之方略，事事步武泰西，而又操之過急，竊恐新章所練之陸軍，他日皆成敵國，保甲所改之巡警，將來變?yōu)榉送健?rdquo;攝政王載灃以阻撓新政將其罷官，卻又暗示升允：此乃不得已之舉，稍緩即將起用。于是升允并未返回北京，而是蟄居西安滿城，待時而動。

    機會來了！升允的預見成了現(xiàn)實，清廷編練的新軍，于宣統(tǒng)三年（1911年）秋，發(fā)動武昌起義，西安立即響應。升允僅帶了三名戈什哈倉皇西逃至平?jīng)?，與陜甘總督長庚分別致電清廷，要求“勤王”攻打陜西義軍，擬迎來清宣統(tǒng)帝，將西北作為復辟清朝的根據(jù)地。于是清廷任命升允為陜西巡撫，總理陜西軍事，令其率甘軍，分蘭路攻陜。升允率部連連攻下十余城，逼近西安城。次年二月，清帝退位，升允猶攻陜不止。甘軍得知清帝退位消息，拒不作戰(zhàn)，升允萬不得已才匆匆西退。1913年“二次革命”發(fā)生，升允糾合舊部，勾結沙俄及蒙古王公，再次策動“勤王”復辟活動，但未能得逞。此后往來于天津、上海、大連、青島之間，結納宗社黨人。1917年，張勛復辟，升允官拜大學士，曾勸說舊部，妄圖以甘肅為復辟基地，終因歷史潮流不可逆轉，宣告失敗。1931年農(nóng)歷七月二十三日，升允病逝于天津。廢帝宣統(tǒng)贈謚曰文忠。溥儒為其作《神道碑》，將升允復辟不果，喻為“武侯盡瘁，天道可知：申胥空還，臣力盡矣”,則是站在清廷立場上褒揚忠臣的文字。

    崧蕃未曾留下照片。有功有過的升允，則因俄國上校、芬蘭探險家馬達漢（曼涅海姆）的蘭州之行，為他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照片。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十二口，正值各項“新政”全面鋪開之際，升允春風得意，在曹家廳左公祠臥龍閣--當時蘭州城內(nèi)最豪華的宴會廳，盛宴款待歐洲客人，賓主共十八人。雕梁畫棟的暖閣內(nèi)，懸掛西洋玻璃吊燈，長條餐桌上鋪白布，擺放各色玻璃餐具及刀叉，賓主前置名銜牌。顯系以西餐為主的晚宴。西餐由升允禮聘在蘭州工作的比利時化學家羅·吉斯特的廚師烹調(diào)。葡萄酒由比利時參贊、甘肅農(nóng)礦學堂英文教員林阿德提供。桌布及餐具由吉斯特、林阿德帶來。胖胖的升允，留著小胡子，頭品頂戴，戴貂皮朝冠，著皮袍，袖口鑲貂皮，補服為繡鶴，掛珊瑚朝珠，躊躇滿志地坐在前排顯要位置。右一為馬達漢，戴皮帽，著呢大衣，眼神銳利如鷹。右二著西裝、戴眼鏡的是吉斯特。左一著西裝、佩綬帶和勛章的是林阿德。其父林輔臣，為比利時領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升允令彭英甲與其簽訂合同，準其開辦玉門油礦，制造洋燭、洋胰，并種甜菜造糖，植葡萄釀酒，擬設甘肅制造油燭糖酒公司，聘其為公司總辦。林輔臣回國聘專家購機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返途中病逝于西安。林阿德繼承父志，帶專家與機器設備到蘭州，按合同繼續(xù)辦廠。左二著滿式衣帽，戴眼鏡，梳長辮的年輕人，是羅馬天主教傳教士梵。迪克。左三為甘肅按察使陳燦，貴州貴筑人，進士出身。餐桌另一端為彭英甲，留須，較瘦，神貌謹厚。彭英甲，字炳東，號鐵函，奉天承德（今遼寧沈陽）人，附貢出身。彭英甲并非鼎甲出身，貌亦尋常，卻際會風云，嫻熟洋務，識見高超，勇于任事，身兼多職，對甘肅近代工業(yè)、商業(yè)、交通、教育等事業(yè)，作出了突出貢獻。

    升允則通過林阿德的翻譯，與馬達漢交談。升允說他作為外交官，曾在圣彼得堡呆過，還說，在“新政”方面，想上更多的項目，但苦于缺乏資本。但是，馬達漢發(fā)覺，升允雖然出使過歐洲，卻未對駐在國的情況作深入了解。但是，對于一個清末年輕顯貴，并非訓練有索的外交官，還能苛求什么呢？他年少時盲目仇外，想殺盡洋人，四五十歲時能運用自如地與洋人打交道，并能在“新政”上做出那么多政績，就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