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城而過的黃河，把蘭州分為兩半，兩岸人民的交往就被這無情的天塹隔斷，于是，渴望交流的人們，只能無可奈何地望水興嘆--發(fā)展經(jīng)濟離不開橋，人民生活和國家安全需要橋。橋是流動的音符，是無韻的詩，是飛翔的翅膀，橋把天塹變?yōu)橥ㄍ?。中山橋集實用價值與藝術價值為一體，像一道彩虹安然地橫臥在波濤翻滾的萬里黃河之上，仿佛一尊永恒的塑像，把望水興嘆的悵惘寫進了歷史。
中山橋就是這樣一個音符，這樣一首詩，這樣一雙翅膀，這樣一座雕像，這樣一道彩虹。“不是雨天龍亦騰”,中山橋就是這樣一條龍，它把黃河天塹變?yōu)橥ㄍ?，成為當時黃河上游唯一的一座永久性橋梁，成為中原地區(qū)通向青海、寧夏、四川、新疆、西藏、內蒙古、甘肅西部的鎖鑰。
在中山橋建成前的數(shù)千年間，黃河一直是西北地區(qū)經(jīng)濟建設、國防建設、中西交流的一大障礙。自有信史記載以來，蘭州人民在中國古代歷史發(fā)展的各個階段，對中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對促進中原封建集權國家的形成和鞏固，對加強我國各民族的團結和統(tǒng)一，乃至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的興旺發(fā)達，都曾作出過應有的貢獻。而且這些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在很大范圍和程度上，是憑借蘭州古“絲綢之路”重鎮(zhèn)和西北交通樞紐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蘭州地區(qū)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英勇斗爭建立的，但是由于黃河的阻隔，建立這些功績所付出的艱辛是超乎尋常的，其所建功績的程度和范圍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戰(zhàn)國后期，匈奴人占據(jù)黃河蘭州段以北地區(qū)，由于黃河阻隔，無法繼續(xù)南下，只得站在黃河北岸，遙望南岸大山高接云天，故而嘆稱“皋蘭”（一說為羌族稱呼），從此便有了“皋蘭”的名稱。西漢時期，蘭州在東西交通中已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為了使西域大道暢通，地方官府曾在蘭州轄境黃河沿岸設立官渡十多處，以維持起碼交通，但由于沒有橋梁，交通十分受限。自西漢開通絲綢之路后，中原和西域的物資交流得到了加強，絲綢的輸出和繅絲技術的西傳，成為我國古代對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貢獻之一。蘭州作為這條大道上的重鎮(zhèn)，道路運輸呈現(xiàn)出繁榮景象。西漢派往西域的使者、僧侶和從事經(jīng)濟貿易的商賈，據(jù)《漢書·張騫傳》記載，每“使者多者十余輩，少者五六輩”,“一輩大者數(shù)百人，少者百余人”,“遠者八九歲，近者數(shù)歲而返”.西域諸地的使者、商賈也源源不絕地經(jīng)過絲綢之路到中原，或傳遞使命，或經(jīng)商，或傳教等，活動十分頻繁。由西域諸地運往中原的貨物以馬匹、谷物、水果等農副產品為主，如苜蓿、葡萄、胡桃、胡蘿卜等，就是原產于中亞一帶后移植到中國的；中原當時比較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如煉鐵技術、掘井法等也傳到了中亞各地，曾呈現(xiàn)出信使往返，商賈不斷，煙墩相望，交易頻繁，運輸繁忙的景象。作為交通重鎮(zhèn)的蘭州，由于黃河的分割，雖然交通繁忙，但因只有渡口而無橋梁，對道路交通的暢達產生了很多不利的影響。
到了隋唐時期，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東西交流進一步發(fā)展。據(jù)《資治通鑒》記載，隋代，史部侍郎裴炬任特使到張掖掌管通商事務后，通過調查了解，撰寫了《西域圖記》，上呈朝廷，引起隋煬帝的極大重視，他親自召見裴炬，仔細詢問西域的真實情況，以作巡視西域的準備。
大業(yè)五年（609年）春，隋煬帝率大軍西巡，在今大通河和青海樂都間擊敗吐谷渾伏允可汗，吐谷渾十余萬眾降隋。此后，隋煬帝繼續(xù)西進張掖，在張掖以重利誘高昌王及西域二十七國使者伏路旁謁見，突厥官員被這種盛況所震服，當場表示歸屬，并獻西域數(shù)千里土地。隋煬帝在西域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從此，絲綢之路大開，西域與中原商賈的交易物資可直接運到長安、洛陽，或在沿途的張掖、武威、蘭州等地成交。據(jù)《資治通鑒》卷一八〇、一八一記載，絲綢之路大開后，裴炬在張掖對入境客商提供各種方便，甚至供給沿途費用，鼓勵他們到長安經(jīng)商，結果，長安諸縣及西北諸部的商貿物資“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西域商賈往來相繼，所經(jīng)郡縣，疲于迎送”.
唐代，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各種交易、交流進一步發(fā)展，到唐代中期，這種交易和交流發(fā)展到鼎盛時期。中國華麗的絲綢源源運往西域諸地；西域的珍寶、動物、植物等相繼輸入，經(jīng)濟文化交流頻繁。此時的蘭州，已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zhèn)和名城，成為中原通往西域的樞紐性地帶。當時，從長安經(jīng)蘭州入西域的路線基本是從長安出發(fā)，多經(jīng)渭水流域，越隴板（隴山），經(jīng)成紀、天水、隴西、巉口（今定西縣境內）、榆中到蘭州，再從蘭州渡河西行。唐朝使臣及地方官員多循這條路線進入西域，中原和西域的各種經(jīng)濟、文化交流和商業(yè)貿易活動也大多循這條路線進行。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高僧玄奘只身一人，乘關中大旱，長安饑饉，官府準許隨豐就食的機會，離開長安，經(jīng)甘肅天水，到臨洮后再沿阿干河谷到蘭州，過黃河出金城關西行至河口，再沿莊浪河谷西行去天竺。
貞觀十五年（641年）、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唐王朝先后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給吐蕃首領松贊干布和棄隸縮贊，兩位公主據(jù)說也是沿上述路線進入西藏的。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蘭州已被吐蕃占據(jù)，吐蕃三次遣使向唐王朝議和，雙方在長安達成協(xié)議，唐承認吐蕃占有河隴，吐蕃許諾不進攻唐境。據(jù)史料記載，劉元鼎出使吐蕃時，也是按上述路線行走的，即到蘭州后，從位于今河口的“廣武梁”過黃河西去。
唐代的中西交流雖然十分活躍，但由于蘭州地區(qū)黃河的阻隔，這種交流受到極大制約，其中商業(yè)物資交流所受的制約就更大，各種物資均要經(jīng)黃河渡船轉運，無法通達，嚴重限制了貨物的運輸規(guī)模。
北宋時期，宋與西夏為了爭奪蘭州，斷斷續(xù)續(xù)進行了近半個世紀的戰(zhàn)爭。這一時期，由于黃河上沒有橋梁，交通極為不便，嚴重影響了宋軍北進攻擊西夏收復黃河以北地區(qū)的進程，形成長時間的、以黃河為界的南北對峙局面。宋紹圣四年（1097年），李憲收復蘭州后，大規(guī)模進行蘭州城防建設，修復金城關，并于關下架設浮橋，便利南北交通，以加強對蘭州的防守?！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五記載說，紹圣四年“樞密院言，蘭州近日修復金城關，系就浮橋，本州地面已是牢固”.可見橋梁對于溝通黃河兩岸交通，加強國防何等重要。但這座浮橋主要是為軍事需要而建，對黃河南北的其他交通作用不是很大。
北宋末年，蘭州和蘭州以西地區(qū)逐漸納入西夏版圖，由西夏統(tǒng)管，形成宋與西夏的對峙局面。但由于經(jīng)濟上的互相依賴關系，又產生了以茶馬互市為主的交易，南茶北運，北馬南行。據(jù)《宋史·食貨志》記載，北宋元豐六年（1083年），朝廷為“通蕃漢貿易……增殖市易于蘭州”,并設置了專門管理市場的官員。“茶馬互市”的主要內容是將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的茶葉和中原產的手工業(yè)品、食鹽等運至蘭州，除在蘭州交易外，一部分經(jīng)蘭州運銷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并將西域產的谷物、馬匹等經(jīng)蘭州運往中原。據(jù)《宋史·食貨志》記載，蘭州曾設立茶馬交易市場，說明蘭州當時是北宋“茶馬互市”的重要場所之一。這種貿易雖然十分活躍，但仍然由于黃河天塹的緣故，規(guī)模不是很大。
明代在白塔山下架設浮橋后，黃河兩岸交通有了很大改善。明朝徐蘭的《鎮(zhèn)遠橋記》說：“嗟夫，大河沄沄，天險莫逾。舟梁橫亙，徑接康衢。棟宇翚飛，照耀丹碧。雉堞環(huán)繚，隱約蔽虧。誠邊徼之要津，千古之偉觀也。”
但浮橋畢竟是浮橋，它的荷載能力和交通能力都比較低，雖然連通了黃河兩岸，但還達不到通途的水平，而且不方便，也很不安全，除冬拆春建費工費力外，還經(jīng)常被洪水沖壞。
浮橋自建成后，被河水沖斷的事經(jīng)常發(fā)生，行人極不安全。此外，浮橋的維護費用也是相當高的。中國橋梁專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國古橋技術史》中說：“鎮(zhèn)遠橋重建需銀2900兩，而歲修需銀400兩，約為造價的七分之一。……所以浮橋建成后，平均的維護費是相當高的。……浮橋經(jīng)常的維修養(yǎng)護費用，除了舟船、橋架、橋板的維護需要外，還有纜索的維護，需要準備草、竹、棕、麻等材料。……例如鎮(zhèn)遠橋，每年就需用麻纜1000斤，草纜15000斤，數(shù)量很大。另外，為修兩岸碼頭，又需土1200車，石料300車。”
清陜甘總督升允撰寫的《創(chuàng)建蘭州黃河鐵橋碑記》也說：“（浮橋）入冬冰至橋拆，則又召舟以渡。迨臘月河冰堅凝，改由冰上行走，土人謂之至冰橋。開春凍解冰消，復建造浮橋如初。顧浮橋當夏水盛漲，時或中斷，冬水沖擊亦輒斷，斷必溺人。而冰橋將開將結之時，人馬車輛之失陷者尤伙，病涉戕生，咸茲永嘆者。”
從上述可見，浮橋雖然連通了黃河兩岸，但不是全年連通，而是春、夏、秋三季連通。即使春、夏、秋三季，也不是沒有中斷，而是在夏秋時經(jīng)常被洪水沖斷造成人畜溺陷。因而，浮橋的建成雖對黃河兩岸交通和中原與西域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以及國防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種連通和作用畢竟是有限的，時斷時續(xù)，從嚴格意義上講，還談不上是通途。
蘭州黃河鐵橋是一座永久性橋梁，它的荷載能力、交通通過量在當時已經(jīng)是相當大的了，而且連續(xù)使用了百余年。它的建成，才算真正地把蘭州黃河天塹變成了通途。
據(jù)《百年中山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