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教授

夏商周是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得最早的三個王朝。其中，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華夏民族告別史前孩提時代的成丁禮，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這一民族的久遠記憶，卻因時光的流逝而變得黯淡模糊，人們甚至懷疑這一段輝煌是否曾經(jīng)有過，夏王朝與夏文化成為國人心中一個拂不去的夢。

有夏嗎？如果有，現(xiàn)代是否能，以及如何證明它的存在？人們不禁要問。

文獻不足征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有豐富的文獻典籍流傳于世。它的厚重、連貫和詳盡歷來是我們民族引為自豪的。但有關(guān)早期王朝歷史的文獻摻雜傳說，且經(jīng)數(shù)千年的口傳手抄，甚至人為篡改，究竟能否一概被視為信史，歷來都有學者提出質(zhì)疑。

中國的早期王朝國家形成于何時？西漢時代的太史公司馬遷在中國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記》中，記有夏、商（殷）、周三個相繼崛起的王朝。最后的周王朝因有詳細的記載并出土有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自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之后更有確切的紀年，已經(jīng)可以確證。但司馬遷所處的漢代，已離夏、商時代千年有余，相當于我們現(xiàn)在寫唐宋史。誰能證明太史公描繪的夏、商時期發(fā)生的種種事件，以及歷代夏王、商王的傳承譜系是可靠的呢？甚至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過夏、商王朝存在，從現(xiàn)代史學的角度看，都是值得懷疑的。

清代以后，學者們逐漸考證清楚，即使公認的最早的文獻《尚書》，其中談?wù)撋瞎攀返摹队菹臅罚ā秷虻洹?、《皋陶謨》、《禹貢》等名篇，也大都是?zhàn)國時代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書》之《盤庚》篇，也經(jīng)周人改寫過。進入戰(zhàn)國時代，隨著周王朝的式微，謀求重新統(tǒng)一的各諸侯國相互征戰(zhàn)，各國的君主都自詡本國為中國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譜系上溯至傳說中的圣王，其中偽造圣王傳說的例子也不少。

關(guān)于夏、商王朝的制度，到春秋時代已說不清楚了。孔子即曾慨嘆道:“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論語》）。作為夏人、商人后代的杞國和宋國，都沒有留下關(guān)于王朝制度的充足的證據(jù)。況且，流傳下來的這些文獻記載比孔子的時代還晚，即便夏王朝曾經(jīng)存在過，要想從數(shù)百年乃至千余年以后的古文獻中得知它的確切狀況也是相當困難的。

自信的考古學

20世紀初，一批熱心追尋真理的知識分子，受西方現(xiàn)代治學方法的熏陶，以“離經(jīng)叛道”的反傳統(tǒng)精神，開始對國史典籍進行全面的梳理和檢討，從而攪動了以“信古”為主流的中國學界的一潭靜水。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紀前半葉達于極盛。“上古茫昧無稽”（康有為語）是從學界到公眾社會的共同感慨。

客觀地看，對于古籍，我們既不能無條件地盡信，也沒有充分的證據(jù)認為其全系偽造。對其辨?zhèn)位蜃C實工作，只能就一事論一事，逐一搞清，而無法舉一反三，從某書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書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偽者，肯定不在少數(shù)，權(quán)且存疑，也不失為科學的態(tài)度。

在這樣的學術(shù)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應(yīng)運而生。通過考古學這一現(xiàn)代學問尋根問祖，重建中國上古史，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為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伊始直至今日的一個最大的學術(shù)目標。

20世紀初，王國維成功地釋讀了甲骨文，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朝的事跡為信史；1928年開始的對安陽殷墟的發(fā)掘，確認該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從而在考古學上確立了殷商文明。這些重要的學術(shù)收獲給了中國學術(shù)界以極大的鼓舞。王國維本人即頗為樂觀地推論:“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由《史記·殷本紀》被證明為信史，推斷《史記·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guān)于夏王朝的記載也應(yīng)屬史實，進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論方式得到廣泛的認可，成為國內(nèi)學術(shù)界的基本共識，也是在考古學上進行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認識前提之所在。

隨著中國考古學“黃金時代”的到來，整個學科充滿自信，學者們進而積極地進行考古與文獻材料的整合研究，力圖解決僅憑文獻史學不能確證的夏王朝及夏商王朝的分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