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記錄的，并非捏造。

　　蔣夢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寫到——

　　“你們這班懦夫！”他很氣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兩只拳頭不斷在空中搖晃。“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斗。如果你們哪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

　　要不是蔣先生明確寫了，實不敢相信這是溫文爾雅的蔡先生干出來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說“請站出來與我決斗”，多文雅啊。

　　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經(jīng)五十四歲了，干嗎要跟學生拼老命呢？

　　竟然是為了收講義費。

　　上學收書本費，或者教材費，這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憤怒嗎？

　　把老實人逼到這份兒上，說起來是北大的學生太過分了。原來，五四運動之后，挾愛國勝利之余威，北大的學生組織力量十分強大，因此學生的許多事情學校不能干涉。這本來是學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發(fā)活躍。然而，物極必反，既然無人管束，學生中毛猴子傾向的家伙也逐漸翹起了尾巴。于是，人們形容當時的北大——“你愛上課，可以，你不愛上課，也可以，你愛上你愛上的課而不上你不愛上的課，更是天經(jīng)地義的可以！總之，一切隨意”。

　　蔡先生自由辦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來聽幾節(jié)課，就會有收獲。

　　然而到了后來，學生們越發(fā)放肆起來，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親眷，學校也不能過問。

　　這就有點兒說不過去了。

　　再后來，學生代替學校決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員。

　　如果某位教員主張考試嚴格，學生馬上罷課教訓之。

　　這學校恐怕擱誰都有點兒要辦不下去了。

　　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講義費風波。

　　所謂講義費風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學生拒絕繳納講義費引發(fā)的風波。按說，學校這費用收得毫無問題。印講義的錢不是白來的，收學生的也只是工本費，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比如汪曾祺那樣的老師說不考試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數(shù)學生認為，應該是既不交錢，還要給講義。

　　這就不像話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

　　而學生就此鬧起事來，對代總務長沈士遠進行圍攻，學校里到處貼滿謾罵沈士遠的條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遠！”沈士遠嚇跑了，學生們接著去校長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講了一天，總算讓學生們暫時回去了。第二天來校長室一看外面，好嘛，來了好幾百號人，領頭的是山東好漢馮省三，大喊——“我們打進(校長室)去，把他們圍起來，把這事解決了！”“到會計科把講義券燒了！”

　　群情激奮，喊聲如雷，危機一觸即發(fā)。

　　別以為北大學生是文的，其實北大學生動起手來比誰都不弱，當年建有北大學生軍，總教官是白雄遠，孫中山到北京的時候，就是北大學生軍擔任警衛(wèi)。人稱“戎裝整齊，軍旗招展，帽徽上鑲‘北大’二字，陣營煞是威風”。中山先生曾對汪精衛(wèi)說:“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卻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師啊！”

　　問題是現(xiàn)在學生可不是在打軍閥或者打帝國主義，而是打校長來了?。∵@個威力也很可怕。

　　蔡先生終于被激怒了——為了從北洋軍閥政府那里爭取辦學經(jīng)費，北大的教授們已經(jīng)奔波得筋疲力盡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長室，對學生們喊出了“決斗”。

　　學生們對蔡校長還是又敬又怕的，看到挽起袖子沖出來的蔡先生大吃一驚，紛紛作鳥獸散。

　　蔡元培對這場風潮深感惱火和痛心，他當天就寫下辭呈離開北大，總務長蔣夢麟，代總務長沈士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數(shù)學系主任馮祖荀(薩爹的師祖，有骨氣)分別刊登啟事，宣布“隨同蔡校長辭職，即日離校”；北大全體職員也發(fā)布《暫時停止職務宣言》，《北京大學日刊》也于當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與蔡校長共進退。

　　你們罷課？我們還罷工呢！

　　最終，通過胡適做工作，學生們認錯了，派了代表去請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氣，終于回校繼續(xù)任事。

　　只有馮省三被開除。他想回來當旁聽生，找胡適，胡適說我勸你好漢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