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北京春寒料峭。上午9時許，一輛急速行駛的警車在宣武區(qū)西河沿大耳胡同叉口停下，很快街上便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此時在大耳胡同39號一間屋子里，一個身穿中山服，體格矮胖，禿頭頂、大眼睛、說話有些結巴的老頭兒正心煩意亂地坐在沙發(fā)上抽煙解悶兒。公安人員突然出現(xiàn)在他面前，問：“你叫李家琪嗎？”

“是，我……我叫李家琪。”說著他從沙發(fā)上站起身來。

公安人員一邊出示逮捕證一邊說道：“我現(xiàn)在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宣布，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七條之規(guī)定，你被逮捕了。”

聽著民警威嚴的聲音，李家琪一時間呆若木雞，癡癡地站著一動不動。當冰涼的手銬鎖住他的雙手時，才如夢初醒，哆哆嗦嗦地在逮捕證上簽上自己的名字，隨后被押上警車。第一次審訊隨即展開。

“你叫什么名字？”民警按法律程序發(fā)問。

“李家琪。”

“哪年出生？”

“1927年陽歷4月21日。”

“籍貫？”

“河北省豐潤縣。”

“說一下你的生平簡歷。”

“我從小跟父親由老家來北京，父親是個自由職業(yè)者。”李家琪說，1941年上高中時，他在北京參加了“華北鐵血鋤奸團”行動隊，任交通員，后任軍統(tǒng)上尉參謀、大隊長、保密局沂蒙特別組上校副組長；1947年8月在魯中南解放區(qū)進行特務活動時被人民解放軍捕獲；1953年11月被濟南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后送青海省服刑；1958年又因涉嫌犯罪被青海省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1975年被寬大釋放，后留場就業(yè)；1981年1月由青海正式回到北京。

“李家琪，知道自己為什么被逮捕嗎？”

“知道，因為我給境外特務組織提供情報。”

“你必須老老實實地交代你的全部問題。”民警說。

“既然我已經(jīng)走到這地步，我一定老實交代。我現(xiàn)在腦子很亂，血壓不穩(wěn)，我知道自己干的是掉腦袋的事兒，我愿意接受懲罰，希望給我留條命。”李家琪顯然有些緊張，說完低下了頭。

“你和境外特務機關何時掛上鉤的？”民警問。

“1979年九、十月間。”李家琪回答。

“你的任務是什么？”

“搜集情報，發(fā)展組織。”

“你發(fā)出過多少封密信？”

“100封左右，加上明信片共120多封。”

1979年，“對外開放，對內(nèi)搞活”在神州大地剛剛開始，人民熱切期待著國家富強，而敵對分子卻蠢蠢欲動，興風作浪。在青海省西寧鐵工廠勞改就業(yè)的李家琪也是其中一個。

1975年受到人民政府寬大處理的李家琪，仍不思悔過，窺測形勢，等待時機。

……

據(jù)李家琪交代，1979年初夏的一天，平日里就和李家琪臭味相投、無話不說的陳天民興沖沖地找到李家琪，說他要去荷蘭探望開飯館的兒子。李家琪聽后心中暗喜，覺得這是自己出頭的好機會。

陳天民是廣東人，在香港有家，解放前充任縣國民黨警察局長，解放后因與香港黑社會組織勾結作孽，1956年在上海被逮捕判刑，后送青海勞改，和李家琪編在一個隊。陳天民告訴李家琪這次探親只要出去就不回來了，有事可以幫他辦。

就這樣，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李家琪親自陪陳天民到北京辦出國手續(xù)。在陳天民臨走的前一天晚上，李家琪把心中的秘密悄悄地吐了出來，他拜托陳天民出境后，找國民黨保密局接通關系，或找他的“妹妹”李家寶，聯(lián)系上后就用“家寶”的名義寫回信，并特意告訴陳天民千萬要記?。簢啦勘Ｃ芫衷?947年給李家琪規(guī)定的化名叫鄭辰，代號為“1078”。

一個月后，李家琪接到了陳天民從荷蘭的來信，說“找到了李家寶，你就放心等信吧”。

從此，李家琪天天查找或到別處打聽有沒有自己的信件。這一天，果然盼來了“家寶”的來信。信中煞有介事地介紹了她的“家庭情況”及難忘的“兄妹之情”。李家琪看了一遍又一遍，高興得忘了形。

但樂極生悲，幾天后他騎馬從馬背上掉下來，腰、腿摔成重傷，躺在床上。

與特務機關掛上鉤后，“家寶”多次來信說要派人同李家琪接頭，布置任務，開展工作。但礙于腿傷，李家琪只得將接頭日期一推再推。

1980年9月，李家琪終于“如愿以償”見到了境外的接頭人，他們會密謀怎樣一個不可告人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