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畫像

朝廷“一把手”，不少人都玩過“罪己詔”。有好事者曾做過統(tǒng)計，包括“洪憲皇帝”在內(nèi)，中國歷史上總共有80位帝王下過“罪己詔”。

按說，他們刀槍在手，“真理”(天子圣明，罪臣當誅)在胸，走卒鷹犬不計其數(shù)，怕誰？倘若看誰不順眼了，關管殺判，那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哪里用得著玩此等栽面小伎倆？

然而，世上之事它還偏就復雜在這里，有時候長槍大炮無濟于事，“真理”也解決不了問題，不玩“罪己詔”還真的邁不過坎。比如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狼狽逃亡途中突遭馬嵬坡兵變，“罪己詔”你玩不玩？盡管他發(fā)布的是所謂“面詔”，口頭上的玩意，并非白紙黑字，但君無戲言，你敢忽悠憤怒的士兵？結果，楊國忠人頭落地，楊玉環(huán)白綾處死，依仗“真理”強占兒媳的李隆基這才狗命得保……

這說明個甚？這說明所謂“罪己詔”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玩的，不是朝廷處在危難之時，便是“一把手”或皇位不保，或命懸一線，同時也說明它有時還多少管點用。

然而很多玩“罪己詔”的“一把手”并沒有這么幸運。當社會問題堆積如山，官民矛盾不可調(diào)和，時代腳步越過蒙昧階段，蕓蕓眾生逐步覺醒之后，“罪己詔”就不靈了，尤其玩油了后，非但收拾不了人心，甚至還會成為笑柄。著名者如朱由檢，他的那些個“罪己詔”，不過一廂情愿的救命稻草。

朱由檢是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登基的。當時，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新的生產(chǎn)關系啼聲初試，中國社會則開始出現(xiàn)資本主義萌芽。歷史出現(xiàn)了新的節(jié)點。然而，這座東方城堡卻已千瘡百孔，周身潰爛，無一處不流膿：政治黑暗，吏治腐敗，閹黨橫行，社會混亂，民不聊生……各種矛盾尖銳對立，一觸即發(fā)。坐在火山口上，隨時都有可能崩潰的“大明”，此刻迎來了它的末代皇帝朱由檢。

崇禎是在生產(chǎn)關系推陳出新的吶喊聲中上臺的，盡管他懷有刷新政治的抱負，求治心切，幾乎一登臺便剪除禍國殃民的閹黨集團，大力平反前朝的冤假錯案，重新起用遭迫害而幸存的東林黨人，竭力收拾知識分子人心，除舊布新，勵精圖治，但他沒有(也不可能)順應歷史潮流，維護的是一個既專制獨裁，又日趨腐朽沒落的政權。再加上“朕即國家”這種封建理念賦予他的剛愎自用、多疑猜忌性格，以及走回頭路(前朝寵信宦官，他在對官員大失所望后重蹈覆轍)，他的種種努力，注定不是付之東流，便是徒勞無功。

從他執(zhí)政的第八年(1635年)開始，在隨后的九年中，包括“絕命詔”在內(nèi)，他一共下過六道“罪己詔”。

崇禎八年正月，他家祖墳被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掘毀焚燒，熊熊大火和彌天煙霧持續(xù)數(shù)日之久，一時間鳳陽百姓色變，天下輿論大嘩。這種奇恥大辱，極易被民眾看成是祖上缺德遭報應。為了給祖宗挽回顏面，給政權“維穩(wěn)”，他咬牙切齒，調(diào)集軍隊先在中原地區(qū)“會剿”，后在全國范圍內(nèi)清剿痛剿，并于十月初頒布“罪己詔”，將祖上遭“報應”的責任攬過來：

“朕以涼德，纘承大統(tǒng)，意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虜猖寇起……祖恫民仇，責實在朕。于是張兵措餉，勒限責成，佇望執(zhí)訊殲渠，庶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算，再令潰決猖狂……”

這是他第一次頒布“罪己詔”，首次承認朝廷失誤及局勢險惡。但從內(nèi)容、措辭、語氣和行文節(jié)奏看，此時的朱由檢固然心情沉重，但依舊自負從容，不見些許悲涼哀婉。他表面罪己，實則抱怨“諸臣”，說穿了，還是“天子圣明，罪臣當誅”那一套。這種“罪己詔”的效果也就不難想見。

崇禎十年，他又一次頒布“罪己詔”，表面原因是北方大旱，久祈不雨，實則是吏治腐敗的老問題沒有解決，導致民怨沸騰，社會動蕩。他說：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mào)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jīng)蠲免，亦悖旨私征……”

這種時弊痛陳，與其說是錐心罪己，莫如說是拍案而起。但是，根本原因何在呢？仍然是官員誤國，而非制度腐朽。

這樣，在茍延殘喘中又混了五年。崇禎十五年(1642年)，病入膏肓的明王朝病情進一步惡化，內(nèi)外交困，腹背受敵，勢如累卵：

正月，在崇禎的默許下，朝廷派特使赴關外，同清廷秘密談判，實為乞和。

二月，李自成在襄城大敗明軍，殺害陜西總督汪喬年。

三月、四月，關外松山等城相繼被清軍攻陷，洪承疇被俘叛變。

五月，李自成幾次三番圍困開封。

七月，賢淑聰慧的田貴妃病故，崇禎悲痛欲絕。

八月，乞和事泄，朝野輿論大嘩，崇禎惱羞成怒，遂誅殺兵部尚書陳新甲，“和談”徹底破滅。

九月，黃河堤潰，開封城被滔滔洪水沖毀，一夜之間數(shù)十萬生靈涂炭。

十月，李自成于郟縣擊敗陜西總督孫傳庭。

十一月，清軍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東腹地，殺害官吏數(shù)百人，掠走人口三十余萬。

閏十一月，焦頭爛額的崇禎第三次下“罪己詔”：

“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寬。自今為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務期殲胡平寇以贖罪戾……”

不用多說，如此“罪己”，何異于自欺欺人，又何異于癡人說夢？

第四、第五次“罪己詔”，分別頒于崇禎十六年和十七年，皆因李自成“流寇”烈焰沖天，勢不可擋。“……皆朕之過也……又朕之過也……又朕之過也……又朕之過也。……皆朕撫馭失宜……”

悲悲切切，淚光閃閃，言詞不可謂不懇切，情狀不可謂不哀憐。應該說，直到這時這才有點“罪己”的味道。然而，幾次三番，連著來，這不成老油條了？哪還有誠信可言？何況人心早已冷漠，大勢已去，嘮叨這些還有何用？

第六次“罪己詔”，即臨死前血書于煤山的“絕命詔”。從形式到內(nèi)容到對象，它都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遺詔”。它實際是一份“與李自成書”，是寫給死敵李自成的，不再指望天上掉餡餅了。“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他內(nèi)心深處至死不服。因此，絕望之余，他把走到窮途末路的責任統(tǒng)統(tǒng)歸咎于“諸臣誤朕”。這就說明，他至死都沒弄明白“大明”究竟是怎么亡的？

后世當然看得很清楚：沒落與淪喪的社會風氣表明王朝曾經(jīng)擁有的天下其實早已亡了，政權僅剩了一副骷髏架子。因而有人指出，明朝之亡，乃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國的。

嗚呼，“詔”雖已去，但“先亡天下后亡國”之說，何其驚心??！(摘自香港《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