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雖然逝世時只有五十多歲，但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我們還能看到周恩來抄寫的梁啟超的詩--“世界無窮愿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可見梁啟超在當時的影響力。

　　梁啟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萬字，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

　　他學問淵博，貫通新舊中西。他的文章極其動人。嚴復稱“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報章文字，成績?yōu)槎?，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梁啟超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胡適對梁啟超崇敬之至，他曾講：“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ㄖ感梁ジ锩?rdquo;.那個時代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不受梁啟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禮。毛澤東每當在《新民叢報》上看到梁啟超的文章，都要反復地閱讀。郭沫若認為梁任公在當時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為梁啟超在當時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舉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紛紛著文悼念。楊杏佛的挽聯是“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勛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胡適的挽聯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

　　雖然大儒梁漱溟因門戶之見，學派對立，稱：“梁啟超學術上的成就量勝于質，其參與政治失敗多于成功。”他的老師康有為也因政見不和，罵他是“梁賊”.然而這都無損于梁啟超的歷史地位。

國難危重 主張變法

　　清末，中華民族危難深重，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帝國主義列強競相瓜分中國。滿清政府猶如一個病入膏肓的老者，已無一絲生氣。就像魯迅所講：“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此時在廣東出現了兩種主張變革社會的力量：一是由孫中山領導，主張從下層社會著手；一是由康有為、梁啟超領導，主張從上層社會著手。

　　梁啟超《三十自述》記述了自己成長的歷史，特別講到拜康有為為師對自己的影響。他說，自己自幼好讀書，祖父讓他讀《史記》、《綱鑒易知錄》。其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他發(fā)憤讀書，考取了秀才、舉人。但他并不以此自滿，得知康有為在廣東省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講學，便去聽講求教。而當時康有為還只是一名秀才。舉人向秀才學習，這在當時成為一段佳話。梁啟超這樣記述自己當時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

　　康有為對于舊學的批判，仿佛當頭棒喝，使他深刻地審視、剖析自己的弱點，在經世致用的路徑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他積極參加康有為組織的“公車上書”變法請愿活動，是康有為所設立的“強學會”中的積極分子。應該說，這一時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為康有為所器重。

　　其時，黃遵憲、汪康年、麥孟華、徐勤等在上海創(chuàng)建《時務報》，梁啟超擔任主筆?！稌r務報》每期刊印兩千至四千份，以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聞以及英、日、法報紙、雜志的譯文，特別側重選譯有關中國局勢的文章，吸引讀者警惕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該刊也刊登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汪康年等人呼吁實行變法的文章，介紹君主立憲政體的原則，呼吁在清帝國的國家機構中實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資產階級、地主等代表人士參加管理。更有許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內恢復已喪失的主權和領土，取消領事裁判權，使中國成為獨立的國家等。雖然康、梁所鼓吹的維新變法目的是實行君主立憲，但其言論則遠遠超出了君主立憲的范圍。

　　梁啟超聲名鵲起?？怠⒘翰⒎Q，起于此時。

　　梁啟超思想內涵的進一步豐富，除了康有為的影響，還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的影響；一是他曾任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的秘書，進而對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其時，維新變法已成時尚。湖南因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導，得到巡撫陳寶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黃遵憲、學使徐仁鑄的同心協力，倡立了南學會、時務學堂和《湘學報》。根據《東華續(xù)錄》記載，時務學堂“延聘學兼中西品端識卓之舉人梁啟超、候選州判李維格為中學、西學總教習”.他們譯書、撰文，激勵士民愛國之心，培育許多實用之才。自立軍領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愛國將領蔡鍔等都是梁啟超的學生。譚嗣同在自己的文章里經常稱贊湖南人，說他們不依賴外國人，自己創(chuàng)辦現代化學校，組織各種學會、社團、開礦，維新運動生氣勃勃。

虎口余生 流亡日本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啟超在北京發(fā)起成立了由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組成保國會，在他們的積極推動下，光緒皇帝于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康、梁為之奮斗的事業(yè)，總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于陸續(xù)頒布的一系列諭令新政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qū)的軍政大權，9月21日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光緒帝被囚，六君子遇難?？涤袨樘拥接桂^，梁啟超逃到日本。

　　為什么日本會接納梁啟超呢？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東洋擴張論，而中國內亂正是日本擴張勢力的好時機，所以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同意梁啟超到使館避難。為了設法幫助他離開中國，林權助組織了以日本人為主的獵人小分隊，梁啟超夾在其中，并在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領事鄭永昌的協助下，一行人從北京的正陽門火車站，坐火車來到天津。他們的行蹤在天津火車站臺被發(fā)現后，梁啟超和鄭永昌馬上轉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駛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島號軍艦。26日后，日軍艦起航東去。

　　此時梁啟超作詩一首，名為《去國行》：“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于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在其中講到恨自己在困難時沒有能力，既不能報君恩，也不能報友仇。雖然他自己很想報仇，但是徒然死于賊手并非大丈夫作為，所以“掉頭”去了日本。 (責任編輯：陳冬梅)